曾志回憶從冒轟炸搭「粥棚」勞軍組織運輸隊運糧到任中心縣委書記

冒著轟炸搭「粥棚」勞軍

與陶鑄在十里鋪揮淚相別後，我與鄭速燕於當天下午趕到了荊門縣城。

當時鄂西北地區由國民黨第五戰區的三十三集團軍駐防。鄭速燕對外的身份是荊門合作指導小組的組長，其實她是中共黨員。這個小組共有七個合作指導員，都是從湯池訓練班出來的。

到荊門的第二天，我們就遇上了日軍飛機的轟炸。中午，我們正圍著桌子吃飯，就聽到了飛機聲。開始沒在意，因為日機常來偵察騷擾，後來炸彈在周圍爆炸了，大家才緊張起來。可是不等我們奪路逃跑，又一顆炸彈已經落在了小學校的屋頂上，爆炸聲和房屋的倒塌聲震耳欲聾，我們趕緊躲到桌子底下。敵機輪番轟炸了好久，誰也不敢動一動，直到聽不到飛機聲音了大家才從桌子底下爬出來。

我們拔腿往北跑，不料敵機又飛了回來，大家只好就近跑進一戶人家的菜園子，卧倒在矮矮的瓜棚底下。敵機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輪番轟炸，一串串落下來的炸彈看得一清二楚，眼看就要掉到我們頭上了，「轟」一聲卻在附近爆炸了。那些炸彈不算大，估計不上十斤，但數量很多，每批投彈都有十幾枚，所以那一天荊門縣城倒塌的房屋和死傷的百姓不計其數。我們在瓜棚底下大約躲了兩個小時，一直到看不見飛機了，才出來。

天將黑時，我和同志們走遍了城裡的各條街巷。到處是斷垣殘壁，到處燃著熊熊的大火，到處有撕心裂肺的哭喊聲，流經城區的劉家河已成了渾濁的血河!

在荊門至襄樊的公路上，那一陣日夜都有從武漢方向撤退下來的國民黨軍隊經過。有的成群結隊，有的三三兩兩;有的槍上掛著雞鴨，一步一晃;有的手上抓把地里拔來的蔥蒜，邊走邊嚼。個個無精打采，步履跳姍，疲憊不堪。

我同合作指導小組幾個人連夜商量如何開展工作。他們都是青年學生，抗日熱情很高，只是缺乏軍事知識，缺乏發動群眾和統戰工作的經驗。我當時也只二十七歲，但在這群人中就算是老資格了。儘管我不是合作小組的指導員，也不是黨組織分配來的，然而因為我當過訓練班黨支部書記，還是教員，他們又知道我曾是紅軍戰士，打過游擊，參加過蘇維埃的土地鬥爭，所以都非常歡迎我的到來。

我說:「現在武漢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退不斷路過荊門，這正是我們做軍隊統戰工作的好時機。要利用目前的兵荒馬亂，與他們多接觸，建立聯繫。」我提出，做國民黨軍隊統戰工作的目的，一是向軍隊宣傳抗日救國，鼓舞他們抗擊日寇的士氣;二是用軍隊作掩護，建立群眾組織，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和武裝，準備創建游擊根據地。他們對我的意見十分贊同。

說干就干，我們首先開展了勞軍行動。我們選擇荊門城外靠公路的一條小街，叫三里街，三里街上的住戶都跑光了，家家都關著門。我們打開了一家飯館，搬出鍋碗瓢盆、桌椅板凳，從幾戶逃跑的大戶人家裡抬出大米、柴禾，又找了幾個本地進步青年，就在公路旁埋下大鍋燒開水、煮稀飯。

水開了，粥熟了，我們一碗碗舀好擺在桌上，對過往的士兵們喊:「各位老總辛苦了!日本鬼子想要滅我中華，中國人誓死不當亡國奴，你們抵抗得好!我們是荊門合作指導小組的愛國青年，特意燒了開水煮了稀飯慰問老總們。請大家停下來歇歇腳，喝碗開水吧!如果餓了，就請喝碗稀。身上有錢，隨便給一點就行，沒錢也不要緊!這是我們愛國青年對抗日將士的心意!」

於是，停下來喝開水、吃稀飯的官兵絡繹不絕，有的還坐下來歇息聊天。

我們從早到晚不停地燒開水做飯，感動了許多士兵，他們說:「行軍幾百里，地方官見不到，連老百姓也難得碰上，從來沒看到對我們當兵的這樣好的。」

「不是罵你們，真的!荊門除了狗就只剩下你們了!你們不怕敵機轟炸，不怕臟不怕累，又不要錢，這樣的愛國舉動，在中國怕是絕無僅有的!」

很快，這些部隊成了我們的活廣告，他們走到哪兒就替我們宣傳到哪兒，說荊門有幾個愛國青年，其中還有女士，不怕飛機轟炸也不辭勞苦，在全縣百姓和官員都跑光的情況下，為官兵們送水送飯……不到幾天，這些話就在方圓百里的國民黨軍隊里傳開了，我們一下子成了荊門的「明星」。

從「軍民合作飯店」到「軍民合作運輸隊」

荊門是宜昌與襄樊之間的第一大縣，也是兩地交通的必經之地，所以過往的車輛、行人較多。這時國民黨的大部隊基本過完，勞軍的目的已經達到。為長久之計，我們決定把公路邊燒水煮稀飯的事停了，集中力量開一家飯店。三里街上正好有一家飯館閑著，拾掇拾掇便挺像樣，去鄉下買來些雞鴨魚肉，還找回了原來的廚師，然後我用毛筆寫了個招牌「軍民合作飯店」，往外一掛，這就開張了，而我就是這裡的老闆娘。

不出所料，飯店的生意非常興隆，不但過往汽車上的客人紛紛下來吃飯，就連附近的國民黨駐軍也有常來下館子的。因為偌大個荊門，飯店卻僅此一家。合作飯店除了廚師與一名勤雜工是雇的，其餘七八人都只盡義務不拿工錢(此時荊門合作指導小組的薪水也已停發)。都是青年人，都是為了抗日救國走到一起來的，所以大家的關係很融洽。

飯店跑堂十分關鍵。我們就是通過跑堂接觸客人，了解他們的職業和思想動態，了解戰場情況，同時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和持久戰思想，並盡量同他們交朋友的。幾個擔任跑堂的青年都聰明伶俐，善於應酬，幹得很出色。

接著，我們又利用隔壁人家辦了「軍民合作旅店」。還在飯店對面開了一家「軍民供銷商店」。供銷店的老闆過去既做過生意，又參加過蘇維埃工作，是從老蘇區楊家集找來的。再後來又辦了一家「婦女製鞋合作社」，製鞋社的主任是荊門城裡的一個進步女青年。這樣，我們的企業就越辦越多，影響也越來越大了。

我們的工作情況後來連遠在襄樊的鄂西北區黨委書記王翰也知道了，為了加強這裡的工作，經區黨委決定，任命我為荊當遠(「荊當遠」即荊門、當陽、遠安等縣)中心區委(後改為中心縣委)書記，以後又派了吳雲鵬、馬仲凡、王全國、王守如、劉真、張清華等參加荊當遠黨的地下工作，荊門、當陽各地的縣委已相繼建立。

至此，從一九三三年以來被破壞五年之久的各級黨組織又終於全面重建起來了，各地黨員人數也有很大增加。

軍民合作飯店開張不幾天，來了幾個前往襄樊的客人，說要見見飯店管事的，於是我便會見了他們。原來，他們是國民政府第三廳的，是郭沫若廳長的部下。其中一位就是王崑崙先生，他是第三廳的視察員，身著皮夾克、西裝褲，腳穿黑皮鞋，戴副眼鏡，舉手投足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個有大學問的人。王先生對我說:「你們不怕敵機輪番轟炸掃射，在公路上燒水做飯慰勞過往軍人，現在方圓四五百里的軍隊都在傳播著你們的佳話。你們的行為，特別是女士們的表現給了抗日將士很大鼓舞。有些士兵掉了隊，又餓又冷，幾天沒吃過一頓飯，而在你們這裡吃飽了肚子，得到了溫暖。軍隊感激你們，敬佩你們!」

王崑崙先生又說:「最近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將軍)就在荊門附近駐防，我想把你們介紹給三十三集團軍政治部。你們是抗日愛國青年，有什麼困難可以找軍隊幫助，你們也可以幫助軍隊—軍民合作抗日嘛!」說著他取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寫道:「陶新畲副主任，茲介紹曾霞(曾霞是我當時的化名)女士前來拜見，請予接待。」他說:「我現在就去陶新畲那裡，當面把你們的情況告訴他的。你拿這張名片去找他，他保管會見你的。」

王崑崙這個介紹，正是我們所盼望的，我們慰勞過路官兵.開辦軍民合作飯店、軍民合作旅店，就是為了做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就是要與上至長官下至士兵的整個軍隊建立起廣泛的聯繫，以便發動群眾抗日救亡和開闢黨的地下工作。

來飯店和旅店吃飯、住宿的人越來越多，既有一般旅客，也有軍隊官兵，既有兵站人員、軍車司機，也有去日軍佔領區的便衣偵探。對所有客人我們都熱情接待，而對便衣偵探和兵站人員我們則更加熱情，有意給一點優待:或飯菜豐盛點，或價錢便宜點，所以跑堂的同志與他們都成了朋友。兵站是軍隊在後方交通線上設置的物資供應、傷病員轉運和過往部隊接待的軍事機構，它在各地還有許多據點，跟兵站的人搞熟了，對我們開展工作是很有利的。當時正是國共合作初期，政治上比較清明，所以他們對我們並無戒備，海闊天空，說話毫無顧忌，只要引導得法，什麼情況都敢掏給你。所以我們對國民黨軍隊的駐地、兵力，日軍進攻的動向，兩軍對峙的情況等了解較多也較早，這就使我們的工作避免了盲目性。

接到王崑崙名片後不久，我就與鄭速燕去荊門城外的三十三集團軍駐地找陶新畲。果然一遞名片，陶新舍副主任便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說:「我們一來到荊門就聽到了你們慰勞軍隊的事情，全軍官兵也都在議論這件不尋常的事，正想去看你們呢!今天你們來了就是我們的上賓，快請坐!」

我們說:「前些日子，我們只顧埋頭勞軍，沒有離開荊門城，不知道城外有這麼多駐軍，要不然，早就來拜訪了!」又說:「部隊初來乍到，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儘管說，我們一定儘力而為!」

陶新畲嘆口氣:「唉!大轟炸之後，荊門城的百姓進的少，出的多，政府關門，商店關門，縣長也跑了，連民夫也找不到，軍隊有許多事沒法解決。眼下就有五千多麻袋大米擱在沙洋的船上，上不了岸，更運不來荊門。這是軍隊的口糧。軍隊一天不吃飯就不能打仗，看你們能不能幫忙?運費我們出，貴一點也可以的。」

我們說:「試試看吧!」

陶新畲高興極了，馬上把管後勤的副官長找來，介紹給我們。副官長說:「從沙洋到荊門，運一袋大米給一塊銀元，另發兩斤大米作口糧，行嗎?」

我說:「我們回去商量一下吧!」

我們回來商量後，認為:軍隊無糧是大事，理當儘力，而且這也是取得軍隊信任和開展群眾工作的好機會。可是，上哪兒去找那麼多民夫呢?

大家不約而同想到了荊門南區。南區是紅軍活動過的地方，群眾基礎好，紅軍被打散後，在國民黨軍隊以及聯保和保安隊的「追剿」下，原蘇維埃政權的幹部和積極分子紛紛躲避在外。國共第二次合作後，有些同志已經回來了，鄭速燕等已經與他們建立了聯繫，並恢復了其中一些黨員的組織生活。

南區的楊家集我也去過，還住過幾天。所以那次去就我一個人。我身著旗袍，外罩綠色大衣，原是城裡人裝束，為走路方便，我把大衣脫下捲起背在背上，又把旗袍的前後片提起掖在腰間，便成了一副上褂下褲的鄉里人打扮了。從荊門到楊家集六十多里的公路，沿途有不少國民黨士兵的屍首，或趴或仰，或身首分離，卻不見有人來收屍掩埋。那時，國民黨撤退下來的部隊還有少數掉隊的，稀稀拉拉在這一帶經過，有走跋了的，有生病的，有傷員，大多軍容不整、紀律很差。還見到一些散兵到農民家裡搶來雞鴨，掛在槍尖上，一路嬉笑著往北走。這情景使我有些擔心，我沒帶武器，怕這些散兵游勇胡作非為，直到在南區找到李純齋，一顆心才落了地。

李純齋是共產黨員，紅二方面軍來時，他是蘇維埃委員，鬥爭很堅決，也是逃亡在外剛回來的。他在當地很有威信，領著一幫年輕人活動得有聲有色，當地的地主保甲都不敢碰他，他又很重視武器，想方設法搞了不少槍支。

在南區我們還商量過建立黨組織，成立秘密貧農團，派人打人聯保、保安隊去掌握武裝以及在國民黨政權里安插我們同志，我還建議把鄰村那十幾條槍買下來。李純齋說:「他們弄槍主要為了對付來村裡搶劫的國民黨士兵，所以只要短槍，不要長槍，一枝長槍給他們三幾塊錢就能要來。」

我交代槍要藏好，日本鬼子一到就把我們的武裝拉起來。

由於我們跟南區已經有了這些來往，南區黨的力量較強，因此決定把三十三集團軍運糧的事交給南區去辦。

我同鄭速燕、吳顯忠等簡單商量了一下，便連夜派人到南區聯繫。第二天他們回來了，說:「運糧的人可以找到。沙洋到荊門來回三天，趕緊一點兩天也能到。用雞公車運，一車裝三麻袋，用牲口也可馱兩麻袋，農民核計了一下，認為還是划算的。就是怕軍隊不兌現，還怕把糧運到荊門被軍隊拉夫。」

我立即把這一情況轉告給三十三集團軍的軍需長官，同時建議:組織一個軍民合作運輸隊，發給蓋有軍隊大印的軍民合作運輸隊旗幟，再發給通行證書，寫明沿途不得阻攔和拉夫。軍需長官問:「那運輸隊由誰來管呢?」我說:「隊長由軍隊任命，管理人員由我們合作指導小組委派，因為軍隊一派人，農民就不敢來了。」軍需長官一一同意了，因為他們非常著急，只求大米能儘早運到荊門。

運糧開始了，我們組織了三個分隊，每個分隊都發給隊旗、委任狀、通行證和介紹信。第一批有五六十人參加，由我們合作指導員和南區的黨員帶隊押運。大家起早貪黑，晝夜兼程，結果兩天就運到了。農民們拿到了白花花的現大洋和一小袋大米，個個歡天喜地。於是，第二、第三批參加的人就更多了，輕車熟路，速度也更快了。結果僅用了十幾天，五千多麻袋大米就全部運到了軍隊手裡。

軍人們對我們很感激，說:我們找不到縣政府，而且即使找到縣政府怕也派不出民夫，還是你們這些青年本領大。

這件事又很快傳開了，農民們都把我們當親人。因為凡是參加了運糧的，每人都拿到了十幾塊銀元，這對農民來講是筆很大的收入。在運糧這件事的推動下，南區的工作進展得很快，黨和群眾組織更加壯大了。

糧食運完了，我們也取得了三十三集團軍特別是後勤人員的信任。我們建議:現在找民夫的確較難，所以運輸隊不要解散，以備軍隊不時之需，而且運輸隊還可以進山去運些山貨來供應軍隊，于軍於民都有好處。他們同意了，運輸隊保留了下來，旗幟和證明等也沒有收回。

後來我們便利用這些旗幟和證件成立了一個三十多人的專業運輸隊。

當時三十三集團軍正在宜城、南漳一線駐紮，而我們也正要開闢宜城、南漳、鍾祥一帶山區工作。運輸隊就著意進入這些山區幫助代運山貨，溝通了山裡山外的貿易。通過運山貨，運輸隊直接與窮苦山民接近，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告訴他們日本侵佔東三省和北平、天津、上海、廣州、武漢後姦淫燒殺的情況，號召他們誓死不當亡國奴，保家救國，拿起傢伙跟鬼子干。山民們對運輸隊員都很信任，群眾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運輸隊成了抗日宣傳隊和發動群眾的工作隊。很快，在這些原來的空白點上，建立起了農民的秘密組織，通過這些組織又秘密串連起各自的親戚、朋友，迅速擴大了我們的活動範圍和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