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中國曾有四次全球化機會，均遺憾錯過

2024年10月06日04:12:05 歷史 1321

「兩千多年來，隨著對外交流、國際處境變化、帝國疆域的移動，中國其實有四次改變傳統天下觀或者世界觀的機會，可以使「中國走出中國，重新打開眼界、認識世界」。可是出於種種原因，很遺憾最終都沒有改變中國認識世界的舊有觀念。」

傳統中國認識世界的道路是曲折和充滿挫折的。先秦時代，中國人就已經形成了認識「天下」的一些特點：

●第一，古代中國人想像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邊。所謂九州就是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大概就是現在中國的核心區域，或者說主要是漢族中國人居住的區域。

●第二，所謂周邊，在古人看來就是一些野蠻人，包括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按照古代中國人的想法，這些五方之民（華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蠻人就是野蠻人。

●第三，野蠻人要服從文明人，周邊的蠻夷要向文明的華夏進貢、臣服。這種觀念經過先秦到秦漢大一統，逐漸形成固定模式，成為一種文化基因，一直留存在我們傳統漢族中國人心裡。

這種古代叫做「天下觀」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觀」的東西，成了我們的標配。後來無論是漢唐宋元明清，都沒有改變這種想像世界的方法。可是改變的機會有沒有？有的。

兩千多年來，隨著傳統中國對外交流、國際處境變化、帝國疆域的移動，其實有四次改變這種天下觀或者世界觀的機會，可以使「中國走出中國，重新打開眼界、認識世界」。可是出於種種原因，很遺憾最終都沒有改變中國認識世界的舊有觀念。

▲《萬國來朝圖軸》，故宮博物院藏

▍第一次機會：

通西域與佛教傳入

第一次機會是中古時期，大概公元1-7世紀，契機是中國世界視野的拓寬和佛教世界觀的傳入。

在中古時期，中國有關世界知識最重要的來源有兩個：

●第一是漢族中國人活動範圍的拓寬。張騫、班超通西域，以及西部、北部各種非漢族——匈奴、鮮卑、突厥、回鵑進入漢族中國核心區域，大大開闊了中國對於世界的認知。

●第二是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的世界知識形成巨大衝擊。外來佛教徒給中國帶來了豐富、蓊鬱的知識，而本土佛教徒到印度去尋求佛理，也打開了中國對於世界認知的視野。特別是4-6世紀來到中國的佛教徒和遠赴印度的中國佛教徒，他們撰寫了很多有關中國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譯了一些像世界紀、外國傳之類的書籍。

由於佛教進入中國，中國不得不開始正視自己的周邊。甚至在佛教徒看來，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國文明還要高明——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偉大的人物不是誕生在中國，而是誕生在印度，即釋迦牟尼。

這種觀念給漢族中國帶來非常大的文化衝擊。南朝時期，曾有佛教徒和儒家進行辯論：在傳統中國人認知中，中國是天下的中心，洛陽是中國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而佛教徒編的一本書《佛祖統紀》，裡面有三幅非常珍貴的地圖，顯示了佛教徒心目中世界有三個中心——一個叫東震旦，即中國，一個叫西域，即現在的新疆、中亞、內中亞一帶，第三個是印度。

這三幅地圖的並列，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中國的世界觀念。可遺憾的是，佛教並沒有征服中國，因為在中國政治永遠高於宗教，佛教的知識逐漸邊緣化，中國失去了一個改變世界觀的機會。

▲《佛祖統紀》中的三幅地圖

▍第二次機會：

宋代「華夏中心主義」的破除

第二次機會在宋代。與漢唐「天下帝國」不同，宋和唐相比，疆域縮小了一大半。宋朝北部先後有契丹、女真、蒙古，東部有高麗，再遠隔海還有日本；西邊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邊有安南。縮小的大宋帝國逐漸成了亞洲各國中的一國，漢唐兩代龐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國，成為一種歷史記憶。

而正是這個時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識到內和外的關係，逐漸形成一些新的世界認識：

●第一，肯定外國存在的合理性，被迫承認他們不是蠻夷，是和自己對等的國家。宋朝人逐漸形成這樣一種世界觀：宇宙有陰也有陽，天下也有中也有外。

●第二，改變了過去「華夏中心」的觀念。宋朝人開始承認中國並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還有很多外國和異族，就連二十八星宿所對應的分野（之前只和中國對應），也開始既有中國也有外國。

●第三，敵國壓迫之下，漸漸改變了對「四夷」的態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從西北轉向東南，從陸地轉向海洋，對域外的知識越來越多。宋朝出使外國的使臣與負責貿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員，留下了大量關於外國和海外的文獻。

可是歷史非常詭異，宋代的這些新觀念並沒有在歷史學裡生根，反而後來在歷史中逐漸消失了。再後來繼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認知縮小到本國，退回到華夏為中心的世界認知裡面。

▍第三次機會：

蒙元世界帝國

第三次機會，出現在橫跨歐亞建立世界帝國的蒙元時代。當時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人帶來了很多有關世界的知識，這給中國人帶來了世界新視野。

蒙元征服中國以後，元朝的秘書監——帝國最高的中央文化機構，曾經準備修撰大帝國的一統歷史和一統地圖，這是當時一個叫扎馬魯丁的回回學者（波斯人）向忽必烈上書提議的。這裡的「一統」既包括漢族中國，也包括蒙古征服的歐亞各地。

扎馬魯丁還帶來一個很重要的早期地球儀，這個地球儀已經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且三分是陸地、七分是海洋，地球儀上還有經緯線，叫做「小方井」。還有一幅由朝鮮人繪製、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幅地圖是仿照蒙元時期中國人對於世界認知的地圖畫的。

非常令人吃驚的是，這個地圖上有非洲，有非常準確的阿拉伯半島，甚至還有歐洲，裡面還標誌著羅馬、巴黎、巴格達。遺憾的是，這些新的世界知識在蒙古時代結束以後很快就消失了。在傳統中國人心目中，仍然堅持著以漢族中國為中心，以周邊四夷為蠻夷的觀念。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繪製於1402年

▍第四次機會：

歐洲傳教士來華

第四次改變中國世界觀的機會，是晚明傳教士帶來的新世界知識。

明朝中後期，一些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瑪竇（1552-1610），他曾經在廣東肇慶畫了一幅《山海輿地圖》，是根據一幅歐洲世界地圖畫的。這幅世界地圖與今天的世界地圖已經非常接近，它在明朝中後期影響非常大，後來甚至連皇帝都叫太監們按照這個地圖，仿製了一幅6扇屏風的《坤輿萬國全圖》。

這幅地圖對中國人衝擊巨大，它讓我們認識到以下幾點：

●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國只是亞細亞的1/10，亞細亞只是世界的1/5。

●第二，大地並不是傳統中國人認為的天圓地方，中國也並不在世界中央。

●第三，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有多種文明，且各個文明都非常發達。

傳教士帶來的新知識，給中國帶來一個改變世界觀的契機。很可惜，這種契機並沒有使中國走出自己的傳統，中國人仍然習慣於「在傳統內變」，而不是把兩隻腳邁出傳統「在傳統外變」。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太強大，中國的知識體系太完整。

因此，中國真正世界觀的改變要到晚清，由於堅船利炮的侵入(外因)，中國人不得不改變的時候，我們的世界觀才出現根本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