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之所以最終同意在臨港福壽園建墓地，是出於他對魯迅先生的敬仰，也是因為他對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深愛。
楊可揚工作場景
見證中國新興版畫史
2011年，浙西山區遂昌縣的大山深處。
村東頭，帥印山腳下，一條小溪緩緩流過。在一位年輕薩克斯手的一曲《回家》的深情旋律中，父親的部分骨灰回歸到故里的土地中。從此，他老人家可以時刻陪伴著家鄉的山山水水，感受著家鄉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父親生前表示過不要建墓地，將骨灰深埋於樹下融於大地或者撒入大海投入海的懷抱。但經過多人的勸說，我們終將他的一半骨灰埋在了上海臨港福壽園，根據他老人家的意願，留下了「我聽從你們，為見證中國一段新興版畫史而留守於此」的墓志銘，另一半回歸了故鄉的土地。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會理解的。
新興版畫在中國的美術史乃至革命史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魯迅先生不僅在風雨飄搖的中國樹起了革命文學的旗幟，同時也把不同於中國傳統複製木刻的歐洲創作版畫這一藝術形式引入中國，形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稱它為群眾運動，是因為受它影響投身其中的革命青年人數之多、影響之廣是前所未有的，它所承載的意義不僅僅是藝術方面的，而且反映了一種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歷史不會忘記。
楊可揚作品《木刻工廠》
1931年夏，上海有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魯迅先生曾說過：「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他請來了日本好友內山完造的弟弟、美術教師內山嘉吉為導師，他親自主持與擔任翻譯。父親就是在魯迅精神的感召之下，在抗日戰爭時期，加入了這支大軍，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版畫事業。從1939年1月進入《民族日報》編輯部開始，到麗水參加「木合社」，在武夷山下與志同道合的同行們一起創辦木刻工廠，抗戰勝利後到達上海，與大家一起創辦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全國解放後擔任美術出版社的領導，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刻刀，為版畫事業奉獻了一生。
1936年，中華民族正處於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中，但是新興木刻運動在魯迅先生的倡導和扶持下，像野火一樣燃燒。那年8月，父親在杭州參觀了一個對他來說全然陌生的展覽會——《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那一幅幅緊扣生活、質樸無華、剛健清新的木刻作品，如陳煙橋的《東北義勇軍》、黃新波的《失去了土地的人們》、李樺的《怒吼吧，中國》以及許多反映在現實生活中掙扎的苦難人群的作品等，黑白強烈、主題鮮明，對比當時烏煙瘴氣的畫壇，使父親的思想感情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有如發現了新大陸，心想世界上竟然還有這樣一種藝術，於是他決心放棄一直醉心的漫畫，要學木刻了。
這個展覽，10月移展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展覽會結束那天上午，魯迅先生扶病來到會場，觀展之後，留下了他最後一次參加活動並與部分木刻青年合影的珍貴照片。十一天後，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父親沒有見過魯迅先生，但新興木刻運動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他。1936年11月，父親回到曾經就學過的上海，這時的他，已不是當年那個出生於山裡、最大的夢想就是能開個小店謀生的人了，他開始有了新的理想、新的奮鬥目標。從此與木刻結下不解之緣。
受到新興木刻運動影響
1937年春，他參加了上海新華藝專幾個同學組織的一個木刻學習小組「刀力木刻研究會」，老木刻家馬達擔任他們的指導。此時，他一方面向《大公報》《大公園地》等報刊投稿攢稿費，另一方面積极參加一些革命活動。
步入國共兩黨重建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戰爭時期，是新興版畫運動的盛期。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父親離開上海，來到當時浙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金華。1938年底，他參與了國共兩黨合作的設在於潛鶴村的《民族日報》社籌備工作，1939年1月至1940年下半年，雖然只有兩年不到的時間，卻為他的一生展開了重要的一頁。在此期間，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用木刻這一形式發表抗日題材的作品。由於報社的「赤色傾向」，被國民黨當局強行改組，不得已，父親與部分身份被懷疑的同志被迫離開報社。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父親來到麗水，這時鄭野夫、金逢孫等人在浙江麗水組建了為抗日版畫運動服務的「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他便留在了麗水。 「木合社」的宗旨是：為適應抗日戰爭木刻運動的需要，生產供應木刻用品，編輯出版木刻書刊，兼辦木刻函授班。父親除了一些事務外，負責編輯《木合》通信，還和鄭野夫合編《木刻藝術》期刊， 1941年上半年剛出了第一期，卻因麗水地區連遭日寇敵機轟炸，「木合社」被炸毀，第二期一直到1943年「木合社」遷到福建赤石後才得以出版。
在麗水，一幫進步青年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宣傳抗日，編著不同的刊物，在這裡，父親結識了許多朋友，他還為《浙江婦女》月刊撰稿，刻木刻封面和插畫，此階段，木刻為抗日宣傳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木合社」被炸毀後遷移到武夷山下的赤石鎮，更名為「中國木刻用品合作工廠」。「木合廠」地處閩北山區，抗戰時期，物質條件極其匱乏，鎮上沒有通電，夜間行路只有靠燃燒竹片，屋內照明只能點昏暗的桐油燈，「木合廠」在艱苦的條件下利用武夷山市豐富的茶木資源，就地取材，生產木刻刀具和木刻用的木板及各種拓印紙張和工具，通過水路及設在重慶的供應點，郵寄到四面八方，供給全國各地的木刻青年。「木合廠」還以寫信的方式，舉辦木刻函授班，提高木刻青年的創作水平，由此壯大木刻隊伍，有力地支持了全國的抗日版畫創作。當年「木合廠」和函授班的影響遍及大半個中國。我父親同時負責了該木刻用品工廠附設的「新藝叢書社」，在艱苦的條件下，出版發行了不少圍繞抗日鬥爭所需的書刊，如：《魯迅與木刻》《給初學木刻者》《現代歐洲的藝術》《新藝散談》《武夷的山、水、茶》等。
抗戰勝利後，新興版畫運動並沒有偃旗息鼓，而是如同星火燎原，繼續在中華大地燃燒。父親成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5位常務理事之一，他的藝術更加成熟，也迎來了他版畫創作的一個高峰期，他的很多代表作如：《張老師早》《教授》《老教師》《撤佃》《徵兵委員進了村》等就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
楊可揚作品《教授》
在迎接全國解放的日子裡，他和邵克萍、趙延年、李志耕等人接受了地下黨給予的任務：刻制迎接勝利的傳單、刻制上海人民保安隊總部的關防大印、製作保安隊臂章、繪製解放軍進城的巨幅領袖畫像等。我在想，當年，這些從事木刻運動的熱血青年，他們是藝術家，可是，首先，他們是戰士。
全國解放後，父親進入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此時的新興版畫運動似乎已完成了它所承載的歷史使命，但它所反映的時代精神卻永久不衰。父親在上海，與在北京的李樺等人一直在從事和繼承發揚新興版畫運動精神努力著。1979年，為紀念魯迅100周年誕辰和魯迅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50周年，《中國新興版畫五十年選集》於12月在上海成立編委會，參加的編委有：江豐、李樺、王琦、彥涵、力群、賴少其、古元、黃新波、呂蒙、李樹聲、沈柔堅、楊可揚等15人，因為是在上海出版，我父親是主要的策劃者與編委之一。
力群在2003年撰寫的《中國新興版畫的藝術道路及其成就》一文中，高度讚揚了這本書的出版：「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了一本《中國新興版畫五十年選集》，它的編輯委員會是由中國新興版畫最有權威的版畫家們組成的，所選的作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問世是中國新興版畫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既有歷史意義，也更能鼓舞中國的版畫家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前進。」
《中國新興版畫五十年選集》編委合影，左起第八位：楊可揚
留給後人的思念和啟示
父親在離休之後，雖然已經步入晚年，但他卻迎來了創作的第二個高峰期，並形成了他特有的藝術風格。他的作品，來源於生活，紮根於民眾，為世人留下了《新年》《長橋》《鄉村四月》《大災之後》《冬天裡的春天》《上海您好》《魚米之鄉》《黃土地》《綠遍江南》《江南古鎮》等一大批廣受好評的作品。
時任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的王錫榮先生在我父親逝世後，崇敬地寫下了《為人當如是，長者當如斯》的祭文：「從我接觸楊可揚先生20多年所得的印象，雖則人人皆稱其為版畫界執牛耳者，我卻不知怎麼，總覺得楊可揚先生更重要的貢獻卻是他的極其高尚的人格。正如魯迅對章太炎的印象：他首先是革命家；我對楊可揚先生的感覺：他首先是現代中國人人格的楷模，其次才是藝術家、出版家、革命者。在他的崇高人格面前，其他按常識不能不稱為卓越的成績，已經顯得微不足道。因為，在今日中國，要尋找像他這樣的人倫楷模，幾乎已是一種奢侈。」王錫榮先生評述了我父親一生的為人：忠厚誠篤、寬厚仁愛、無私利他、謙虛低調、公允持正、熱誠執著。 「我所尊敬的楊可揚先生，為人當如是，長者當如斯。這是一個時代人倫的標杆！願我們生者能學到他的一鱗半爪。」我的心被深深觸動，父親的的確確是這樣的一個人。
楊可揚作品《浦江月色》
父親誕生於1914年的8月，今年是他誕辰110周年，上海和浙江的有關單位將在上海虹橋當代藝術館舉辦他和當年同為木刻青年的趙延年先生100周年誕辰的紀念特展，不僅是為紀念這兩位同獲「新興版畫運動傑出貢獻獎」的前輩，也是紀念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運動。我的心又一次被觸動：為父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為大家敬重景仰他的口碑。父親和那些當年的木刻青年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藝術成就、工作業績，更有做人的道理。我不相信神靈，冥冥之中，卻又分明感覺到有一縷縷說不清道不明的關聯。難道僅僅是巧合嗎？1939年父親進入《民族日報》，開始了他一生的事業。整整70年過去，沒有刻意的選擇，2009年9月18日，抗戰紀念日，他回到了當年事業的起步點，前往天目山區的於潛鶴村《民族日報》舊址參觀。滄海桑田，因果輪迴，父親完成了生命中的一個圓：從鶴村出發，又回到鶴村，而後，悠然駕鶴西去。
父親為版畫奉獻了一生，他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參與鑄就中國版畫史激情燃燒的一章。而鶴，真是一個絕妙的象徵：鶴身，潔白如玉；鶴尾，黝黑如漆——那不是一幅黑白木刻嗎？鶴頂上，綴著一顆丹珠——那不是父親的一顆滾燙的赤子之心嗎？（楊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