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途中
8月下旬，中央決定，我和一批幹部去山東抗日根據地，接受日偽投降，佔領山東這一戰略要地。據我了解，當時去山東的幹部很多，包括許多熟悉的原一軍團的領導和戰友。由於我參加革命就在紅一方面軍，對這支老部隊有著深厚的感情，所以當一一五師師長林彪找我談話徵求意見時，我愉快地接受了去山東工作的安排。林彪師長和我談話簡單明了，要我帶機要、警衛等工作人員和另幾名幹部，儘快動身，經晉冀魯豫根據地去山東，具體工作到山東後再予以安排。
第二天，林彪就與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一起，乘一架美軍運輸機經晉冀魯豫根據地前往山東了。
8月30日，我和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部幹事的李榕，還有鄧飛夫婦、鄧光漢夫婦及機要、警衛人員一行，離開了生活一年多的革命聖地延安。從寶塔山下向北，經延川、清澗、綏德等地後，渡過黃河，經山西平遙奔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左權縣。
9月14日，經過長途跋涉，我們到達了左權縣王堡村。這個座落在太行山深處的小山村，是我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部的所在地，也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在冀南地區的艱苦抗戰和太行山殘酷的反「掃蕩」作戰中，我曾多次來過這裡。
1942年日寇大掃蕩，我就是在這一帶大山中冒險跳崖突圍的。再往前，一出太行山，就是冀南抗日根據地了。
冀南地區是我在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七七一團政委和一二九師新四旅政委時戰鬥過的地方，也是李榕的家鄉。在這裡，我們曾與日寇和偽頑勢力進行過無數次戰鬥。現在，抗戰勝利了，我很想再到冀南地區走走，看看那些為奪取勝利而做出過巨大貢獻和犧牲的鄉親們。
但是，到達王堡村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二九師師部轉給我一封林彪從河南淮陽發來的電報。電報內容是:「轉告吳富善及去山東的一行人員，迅速改赴東北。速帶機要人員、密碼北上，至遲於9月下旬到達河北霸縣會合。」
離開延安後，我們一直在旅途上，對這突如其來的命令，我思想上沒有一點準備。我把電報給鄧飛同志看了後，感到這一變化一定與抗戰勝利後形勢的變化及我黨重大的戰略決策有關。在我腦海中，服從命令是不能含糊的，但東北是個什麼樣子，對我來說知之甚少。我自參加革命以來，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東征作戰及八年抗戰，先後轉戰了十幾個省，但就地域來講，最北端也不過到達河北、山西、甘肅一線。飽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的東北大地從地理上對我來說，還真是一塊神秘的土地。聽到的只是東北如何冷，能凍掉鼻子，凍掉耳朵之類。為了做好赴東北出關作戰的準備，我通過一二九師的同志，了解有關東北各方面的情況。
我了解到東北當時是我國重工業最集中的地區，我軍佔領東北不僅可以直接得到蘇聯人民的支援，而且也可使我黨我軍擁有大型工業和重工業做基礎的戰略根據地。一些熟悉的同志告訴我，晉綏解放區、晉冀魯豫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有很多同志接到了去東北的命令。延安由中央黨校、抗大等人員組成的幹部團也在兼程北上。聽到這些消息，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和鄧飛同志商量，立即出發，爭取早日到霸縣與其他同志會合。
我去和老首長、當時的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同志告別。鄧政委爽快地對我說:「我本來是不同意放你走的，我這裡也缺幹部呀!但中央已經決定了，我們也只能服從決定。我已安排了，最近一兩天請幾位老同志、老戰友來，咱們一起吃頓飯，也算是大家為你離開一二九師送行吧!」
我誠心誠意地對小平同志說:「政委，吃飯就免了吧!現在形勢發展很快，鄧飛、光漢同志又帶著孩子，我們還是早點動身吧!」
小平同志呵呵一笑，說到:「你還是那個急性子，好吧。經濟上有什麼困難，我給你解決。」就這樣，第二天，我們就離開太行山經冀東南根據地向北出發了。
當時，由於形勢發展很快，從冀南到冀中仍有部分據點為日軍和偽軍所盤踞。一些新解放區的治安也比較複雜。我們未帶警衛部隊，只有幾個警衛員，為了安全，在有敵人的地區，我們一直在敵偽空隙中穿行，有時露宿在野外。進入冀中地區後，治安形勢有所好轉，路上的人馬也越來越多，而且都是朝著一個方向—出關到東北去。我們一行人也越走越快。
一到冀中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霸縣，當時任冀中軍區政委的林鐵同志就向我和鄧飛同志轉達了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的《關於目前形勢和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指示》。指示中明確提出:「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東北已成為我軍同國民黨反動派激烈爭奪的地區。為實現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戰略決策，除林彪外，中央已決定派遣彭真、陳雲、羅榮桓、李富春、陶鑄等領導同志和11萬軍隊、2萬名幹部挺進東北，會合東北抗日聯軍，消滅日偽殘餘，深入發動群眾，建立地方各級政權，開創東北解放區。此刻，我隱約感到，在東北我們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了。
霸縣是冀中軍區所在地，又地處交通要道，去東北的部隊大部在此集結後，分批通過平津鐵路封鎖線。因此，在霸縣，我們每天都可看到從華北、華中和山西、陝西等地抽調的大批幹部和部隊正不分日夜地向東北挺進，大路小路上都是奔涌的部隊和人流。有的部隊牲口馬匹都走垮了，可戰士們還在走，還在跑，大家只有一個信念，趕在敵人到達之前佔領東北。
我和鄧飛同志到達霸縣時，鄧華同志還有林彪等已先期到達。隨後，陶鑄、莫文驊、聶鶴亭等同志也先後到達霸縣。兩天後曹里懷同志帶一個團從淮陽晝夜兼程趕來。林彪、陶鑄等人商議後，決定由曹里懷和曠伏兆同志所帶的部隊擔任掩護，已在霸縣集中的同志，立即行動，通過平津鐵路封鎖線。
在臨動身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大家一樣，都在忙著收拾行裝，我的馬卻不知被哪個日夜兼程極度疲勞的同志「牽」走了。當時路過的部隊和單位很多，那一兩天主要是文年生同志率領的三五九旅和陝甘警備一旅及五干隊的同志，特別是三五九旅，一直在跑。我曾親眼看到他們隊伍中的騾馬跑著跑著就倒在路邊，戰士們卸下牲口背上的馱子繼續前進的情景。
牲口沒有了，只要在我們部隊上，不管是哪個單位，都是為革命出力。可沒有了馬匹，我就無法和大家一起行動。
為解燃眉之急，我只好求助於當時任冀中軍區副政委的王奇才同志。
王奇才同志是我在紅軍時期的老戰友，我任紅十一師總支書記，他是師衛生隊政委。那時，我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問題。一見面，也顧不上說什麼客套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王政委，我的馬在你的轄區內被盜了，這個損失和責任可要由你來負喲!』』
王奇才同志聽完我的話，明白了事情的經過，不禁哈哈笑了起來。他也開著玩笑說:「這種案件最近屢有發生，你也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了。但老戰友既然有困難，這個忙我還是要幫的。」
這樣，從王奇才同志處臨時抓了一匹牲口，我才得以跟上大家一起行動。我們從霸縣出發，經固安越過平津鐵路封鎖線至玉田然後到山海關。在山海關換乘火車繼續出關北上。
這次乘坐的是那種40年代木製客車車廂，但比起8年前在山西第一次坐火車時乘的那種煤車不知要好多少了。
10月上旬我們到達關外第一站錦州。
原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同志此時任錦州行署主任。錦州城一片忙碌景象，從關內來的部隊和幹部都要在錦州領取被裝。在李運昌同志的親自安排下，我們一行人基本上沒有停留和等待，很快就補充了冬裝，換乘火車北上瀋陽。
到達瀋陽後我見到了先期到達的彭真、陳雲、伍修權、程子華、林楓等同志。成立不久的東北局的同志一般都住在原市府大樓和張作霖的大帥府兩處地方。我們到達後不久，東北局又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會議分析了東北形勢和首要任務，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接收日偽武裝，團結抗聯同志，擴大人民武裝，力爭獨佔東北，建立戰略根據地的方針。
會議還決定，成立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4個衛戍司令部，瀋陽衛戍司令部由鄧華任司令員，長春由曹里懷任司令員，哈爾濱由聶鶴亭任司令員，齊齊哈爾由我任司令員。
由於東北地區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再加上豐富的資源和雄厚的工業基礎，因此蔣介石一方面企圖從蘇軍手中和平接收東北，另一方面在美國的支持下，動用飛機、軍艦將他的部隊由大西南運往東北，武裝搶佔東北。此時，宣布投降的日偽軍中的頑固分子仍在暗中活動，各種土匪更象是泛起的沉渣，不僅多如牛毛，而且活動猖撅，因此東北的形勢極其複雜。我黨這時在東北只有人數不多的抗日聯軍和少量先期到達東北的關內部隊。雖然大批部隊和幹部日夜兼程趕赴東北，但是群眾未發動，政權未建立，又面臨著天寒地凍，真是困難重重。
為了迅速掌握形勢，站穩腳根，東北局會議只開了1天多的時間。會議一結束，林彪就立即把我叫去。
在瀋陽張作霖的大帥府西樓，我見到了林彪。屋子裡不冷，但他仍然披著一件繳獲的日軍大衣。見我進來，他沒有讓座，而是開門見山地說:
「吳富善同志，現在東北的形勢很複雜，變化也很快。東北局會議研究決定，成立齊齊哈爾衛戍司令部，由你擔任司令員。名義上是衛戍司令部，實際上相當一個軍區的性質。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立即趕到那裡，利用抗聯和我軍先期到達的部隊為基礎，迅速擴充部隊，站穩腳跟，最好能利用靠近內蒙的條件，發展一些騎兵，要注意加強與蘇軍的聯繫我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堅決完成任務。
林彪滿意地點點頭，又對我說:「彭真同志馬上要去長春，你就搭彭真同志的飛機走吧。具體事情請伍修權同志幫助安排一下。」
我找到伍修權同志，在他的關心和幫助下，李榕和我一同搭乘飛機去長春。
午飯後，我與一些從陝北、華北來東北工作而又比較熟悉的同志和戰友匆匆告別後，乘蘇軍汽車到瀋陽機場。延安那時有機場，飛機我見過，但從來沒真正乘坐過。在機場，我見到了彭真同志。在延安時我就認識彭真同志，當時他是中央組織部部長，為工作問題同我談過話。現在他穿上了一身厚厚的冬裝，顯得身材更加魁梧。我向彭真同志敬禮打招呼後，伍修權同志又向大家簡單介紹了一下乘坐飛機事項，我們便登機了。
飛機是雙翼小型運輸機，螺旋槳在機頭，機身是綠色的，大概是安2運輸機的最初機型。艙門很矮，進飛機後沿兩側艙壁有些摺疊的小椅子，但由於機艙壁是弧型的，所以坐下後直不起腰，也抬不起頭。伍修權同志告訴我們，這種飛機雖坐著不舒服，但最大優點是安全，只要有條大路或平地就可降落。
在飛機上坐定以後，我才看清小小的飛機艙內，除彭真同志外，還有陳雲同志，新任哈爾濱衛戍司令員聶鶴亭同志等人。不一會，飛機的螺旋槳帶著巨大的轟鳴和震動轉動起來，飛機開始滑行起飛了。不知是第一次坐飛機心情緊張還是別的原因，我只覺得大地在下沉，心在往上提。看看身邊的李榕，我小聲問她:「怎麼樣，頭暈嗎?」她只搖搖頭，不知是因為飛機聲音大，她聽不到，還是緊張不願說話。
飛機飛行高度也就約2000多米，顛簸得很厲害，加上巨大的機器噪音，使我覺得乘坐飛機並不舒服。透過機艙邊小窗，可以看到地面爬行的火車和象小盒子一樣的住房。東北大地，已經被初冬的幾場白雪蓋得嚴嚴實實，從飛機上望去，顯得格外的遼闊寬廣。
天黑後，飛機在長春機場降落。彭真、陳雲同志坐一輛吉普車在蘇軍的護衛下先走了。我們幾個人坐進一輛篷布圍得嚴嚴實實的卡車進了城，住在當時在蘇軍中任職的盧冬生同志處。
盧冬生同志原來在賀龍同志的部隊中工作過，當時在蘇軍駐長春一個部隊中任上尉職務。他那裡更確切地講，是東北抗聯和我黨在長春的一個接待站和辦事處。由於那時社會上活動的各類人員成份複雜，我們穿的又都是灰粗布服裝，加之又不是當地口音，因此規定我們一行人在長春不公開露面，具體事宜由鹿冬生同志派人或親自聯繫。
自從離開延安，一個多月了，我還沒有理過發，頭髮已經很長了。我這個齊齊哈爾的衛戍司令員總不能蓬頭垢面地去上任吧!於是抽了個空，我跑到街上去理髮。
從小時算起到延安，30多年來，理髮對我來說就是請人用剪子或什麼工具把頭髮剪短一些。到理髮館去理髮，這還是頭一遭。用理髮推子理髮要比用剪子理髮舒服多了，但理完髮後，我突然覺得頭上和脖子後面熱呼呼的，扭頭一看，理髮師傅正用熱風機給我吹頭。我不禁大叫起來:「你怎麼用燒紅的東西燙我呀!」搞得理髮師傅莫明其妙，我也氣呼呼地離開了理髮室。後來我才明白，理完髮後是要吹風的。特別是東北的冬季，不吹乾頭髮，濕頭髮很快就凍硬，使人非常不舒服。而我第一次進理髮店，就出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兩天後，經盧冬生同志安排，抗聯的同志為我們安排了一名嚮導和一名翻譯，並帶上東北局和周保中同志簽的介紹信等證件及由蘇軍簽發的護照，乘火車前往哈爾濱。
東北的鐵路在當時全國來說，是最發達的。但此時也可能是全國最亂的鐵路。每個車站都亂鬨哄的，擠滿了蘇軍的各種部隊、抗聯人員以及我們新從關內到達的部隊，甚至還有日偽原鐵路管理人員，也搞不清該聽誰的指揮。再加上蘇軍一些部隊的組織紀律性差，個別蘇軍四處亂竄幾找什麼日本女人，結果使許多中國婦女遭到強暴。因此一些零星的工作人員和後勤、機關等單位的同志，都不願單獨乘坐火車北上。
火車上有一半以上是蘇軍士兵，在翻譯的安排下，我和李榕坐在一排4人座的裡邊兩個位置上，外面2個位置上坐的是兩位蘇軍上校，因此一路還算順利。
到達哈爾濱後，我們由東北抗聯在哈爾濱的負責人李兆麟安排，在原松江省政府省長辦公室的沙發、地板上過了一夜。第二天，大約是11月2日，我和李榕及翻譯、嚮導等人在兩名蘇聯警衛人員的陪同下，轉乘火車西行，前往西滿重鎮齊齊哈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