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我從未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樣蒼白失血

2024年02月16日22:55:26 歷史 1769


他認定中國文化中認知因素極為缺乏,從根本上說,歸因於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和中國文化採取的「崇古」價值取向,而這必須依靠西方實證論哲學的輸入來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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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定要去看殷海光的故居。


大安區溫州街十八巷曾是日據時代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宿舍群。那裡,有幾個平房宅院,綠蔭怡人,一派靜謐。據記載,這幾幢經過改造後的日式單門獨院的平房,是當年台灣大學利用校警宿舍拆除後留下的建材構建的。


沿門摸索了好一陣才找到。巷弄頂頭的院落大致為三角形,十六弄九號的院牆上,一塊金屬牌上刻著「殷海光故居」。1956年,殷海光入住這處宿舍,直到1969年過世。閑暇時他自行鑿挖溝渠,將廢土堆砌成這小小的假山,分別命名為「愚公河」「孤鳳山」。今天鬱鬱蔥蔥。


昔日的主人是一位超絕世俗的讀書人。日式的房子,進門要脫鞋。殷海光的皮鞋就永遠不系鞋帶,說是「這樣省事」。殷海光過世後的30多年中,這處宅院在後續進駐者的保護下,保存完整。走進它,真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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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位「立委」推動將殷海光故居指定為古迹,經台大整修,每年12月6日,殷海光誕辰的次日,台大青橙社的學生就會走進這所房子,回顧其人其事。

曾幾何時,1966年,當局教育部門要求殷海光離開台大,他拒絕接受,形成學校排有殷海光的課、他卻不能上課的局面。來年,他終於還是離開了學校,並在兩年後去世。如今,他安息於台北南港「自由墓園」。來緬懷的人不多,來的多是讀過他的書。逝者如斯,令人低回不已。



他是傲骨嶙峋的批評家,又是思想敏銳的學問家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黃岡回龍山鎮殷家樓村。13歲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帶到武昌,入武昌中學念書。16歲那年,他曾在名氣很大的《東方》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17歲念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


1938年秋,在哲學家金岳霖的幫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四年之後,又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成為金岳霖的入室弟子,專攻西方哲學。金岳霖主張學生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和見解,也要勇於發表意見,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的教誨對殷海光影響很大,甚至鑄造成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1946年秋,他被同鄉陶希聖拉入國民黨陣營,先後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日報》任職。殷海光並未因身在「朝廷」而忘卻自己的本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猛烈抨擊豪門貴族和國民黨的內外政策,受到蔣介石的怒斥,險些丟了差事。


1949年3月,殷海光隨《中央日報》到了台灣,仍任該報主筆,同時兼任《民族報》總主筆。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設防的基礎在人心》,稱跟隨老蔣逃台的軍政人員為「政治垃圾」,又一次觸怒了蔣,受到圍攻、批判,終於被迫離開《中央日報》,去了台大哲學系任教。


自此,殷海光脫離國民黨陣營,轉變成一名自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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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求學階段,殷海光是一位保守的「右翼青年」,在學生時代就加入了國民黨,而後來他在台灣,則不遺餘力地抨擊國民黨的專制。蔣介石曾在國民黨中常委會上說:「在大陸那一段,他反共是積極的,我曾經召見過他,對他期望甚大。」


1949年11月,他與胡適雷震等人在台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台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主,真正的靈魂人物是殷海光。


到台灣後,他看到蔣氏父子仍用以前在大陸的一套辦法統治台灣人民,濫殺無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無比憤恨。他以學者的身份,與當局進行對抗,奮力揭露台灣的黑暗政治,抨擊蔣氏父子的恐怖統治和種種不法行為。1960年,蔣介石第二次「任期」屆滿,為了將來傳位於子,他用盡各種卑鄙手段謀求「三連任」。殷海光對此十分憤慨,連連在報刊上撰文反對,揭露蔣氏父子在「三連任」上的種種行為。


在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紹西方的形式邏輯和科學方法論到中國為己任,撰寫了《思想與方法》《論認知的獨立》等著述。並且畢生熱心於邏輯學的研究、教學和宣傳。他認定中國文化中認知因素極為缺乏,從根本上說,歸因於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和中國文化採取的「崇古」價值取向,而這必須依靠西方實證論哲學的輸入來補救。


殷海光的批評以他的學問作基礎,關注的是自由、民主、科學與社會正義,所鑽研的是分析哲學與文化問題,他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將自己的學問活用於批評工作。他以專業「邏輯實證論」作為方法論的基礎,筆鋒犀利地對政治主張及時局進行批判,他的文章尖銳深刻,語言流暢簡練,邏輯性強,論據有力。他撰寫的政論文章,一直是港台政論家們的範文。



直掛雲帆濟滄海,我是「五四的兒子」


殷海光看到台灣島上的知識分子大多處於麻木的「冬眠」狀態,便利用開座談會、寫文章、出書等形式,大力宣傳「五四」精神,對廣大知識青年及人民大眾進行思想啟蒙,特別是對青年,鼓勵他們勇敢地起來與專制、獨裁的統治做鬥爭。實際上,他一面在台大教書,一面為推動台灣的「民主憲政」而竭盡全力,對國民黨威權政治的批判態度未曾有過絲毫改變。


當時,殷海光被稱作「台大最賣座的教授」,他承繼「五四」初期宣揚的自由主義,強調要有說真話的道德勇氣。殷海光一直自詡「五四後期人物」,不斷地為「五四」的反傳統而辯護,甚至認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李敖曾這樣描述殷海光:「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


同時,他又認為一個人應當以生命來堅持和落實自己的理想,他在給自己的學生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書生處此亂世,實為不易,像我這樣與眾不同的人,生存當然更為困難,往後的歲月,可能苦難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義的追求,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於他對「五四」民主自由的濃厚情結,使他對宣揚「五四」精神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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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雜誌上,有關「五四」的社論,大都是殷海光所寫的。由於他對「五四」的憧憬及傾向西化的主張,所以到《文星》時期爆發所謂「中西文化論戰」之際,殷成為眾矢之的。而他對時下批評他的文字一概不加理會。


錢思亮任台大校長時,殷海光在種種壓力之下被迫「離開」了台灣大學,他在《我被迫離開台灣大學的經過》一文中這樣說:「十八年來,從中國大地逃到台灣島上的自由知識分子被摧殘得所剩無幾了。我這樣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畢至』的,問題只在等待機會。」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殷海光以其辛辣動人的文筆加上長江大河般的詞鋒,成為一般青年學子的偶像。他被譽為「『五四』之後,除了胡適,台灣唯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自由主義的領航者,恰恰是人格成就了他


坦白說,殷海光在學術專業領域,並沒有太了不起的創新;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終身信奉自由主義,且試圖將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並以此影響當時整個台灣的學術信仰和政治局勢。


在殷海光一生中,於《自由中國》撰寫政論的時光,是他一生最璀璨的歲月。平心論之,對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人而言,自由主義思想,在當時是被統治當局刻意打壓,不鼓勵接觸的思潮。殷海光說過:「自由是許多人恐懼的烏雲,也是另外許多人欣喜的朝陽。」為此他不斷地闡揚自由主義思想:「我們對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至少有義務要促起他們,知道自由主義,是怎樣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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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雷震,在南京家中


在1960年「雷震案」發生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的所謂「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這篇由殷海光執筆的「聲明」這樣說:「我們是撰稿人,對於我們自己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


一個讀書人在暴風雨來臨之際,其應有的鐵肩道義以及錚錚風骨此時展現得淋漓盡致,讓時人慨然系之。「雷震案」發生後,殷雖未遭到逮捕,但他卻以大無畏精神發表公開信,強烈質疑當局逮捕雷震之非法,並聲明言責自負,充分展現了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由此他也因為得罪當局,在台大遭到停職、給薪,但不能上課的痛苦。其後,他欲申請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絕境,靠哈佛大學的經費支撐。


他寫下了大量批評時政的激越文字,不斷與國民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殷海光與雷震等人通過當時的公共論壇《自由中國》半月刊將民主政治理念闡釋得準確到位,這對於日後台灣社會的政治轉型真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殷海光晚年堅持民主與自由的一些峻急言論,「主要是在公共領域內所產生的政治意義」,同時也體現了他在追求這些理想時所秉持的在公共領域中的情懷與人格。


殷海光以台大學術殿堂為傳道講壇,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學養,為日後台灣培養了一批篤信自由主義思想的生力軍。在言論上,以《自由中國》為媒介,向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介紹自由主義思潮,即便在國民黨鋪天蓋地的迫害壓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棄自己堅信不疑的自由主義信仰價值。


他培養的弟子有的成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反抗國民黨暴政的風雲人物,有的成為知名哲學家、作家、史學家,如李敖等。在他影響下,台灣也逐漸出現一群信奉自由主義的學子,柏楊等蜚聲台灣的言論家無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響。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那個孤絕的小島,殷海光即使在風雨飄搖中,仍不斷地掙扎、苦撐與堅持,使自由主義的嬰啼並未就此絕聲。


這一期間,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對台灣的前途更是悲觀。尤其在「雷震案」之後,他判若兩人,在公開場合下,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殷海光晚年是孤獨的,一頭憂鬱的白髮,幾多黯淡的心情。


胡適去世時,他也未去弔唁。殷海光雖與老友們有意疏遠,卻益發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在台大每次演講時,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


直到臨終前,他仍堅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義、蒙昧主義、褊狹思想、獨斷教條作毫無保留的鬥爭。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積極價值,我堅信,這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這不僅是殷海光臨終遺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義的最準確的註腳。



臨去又徘徊,回歸本原文化


老蔣曾不斷聲稱要「反攻大陸」。殷海光通過縝密的分析,撰寫文章,將蔣介石欺騙台灣人民的這一假把戲拆穿,並預言台灣終將與大陸和平統一。


有趣的是,殷海光本身的氣質,既不民主,亦不寬容;甚至,在論戰場上,還顯得相當武斷。然而,這種一元價值的思想特色,在當時台灣封閉的思想環境中,反而使其主張別具另類價值。


殷海光面對橫逆考驗而凝練出了高尚而務實的人生智慧。他目睹了20世紀60年代台灣那場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論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則有所轉變。他臨終前,東海大學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後來甚至在信中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牟潤孫認為這是殷海光「服從真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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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一家


他的學生陳鼓應曾編過一本《春蠶吐絲 —— 殷海光最後的話語》,殷海光在病中遺言里這樣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儘力。」有人認為,殷海光在文化取向上的這一轉變,主要是想「重新審視自由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謀求在兩者之間做一些會通的工作」,這正如有朋友在給殷海光的一封信中所說:「如果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完全放棄了傳統,他們即使高唱自由,這種自由是沒有根基的。」


殷海光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具影響的是譯著: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德貝吾的《西方之末來》,著作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下兩冊,《政治與社會》上下兩冊,《殷海光全集》十八冊等。


由於殷海光長期在台灣反極權、反暴政,蔣氏父子對他恨之入骨,並動用黨政軍特對他進行殘酷的迫害,僅在報刊上的批判、圍剿,就搞了五年之久。1967年,哈佛大學邀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未獲台灣當局的許可。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晚期醫治無效,只活到五十歲,英年齎志以歿。


20世紀70年代初,雷震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雷得成的骨灰,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殷海光、羅鴻詔而建。殷海光的墓碑由雷震親筆題寫。


移葬之時,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特意從美國致函雷震,囑咐其墓碑一定要鐫刻上「自由思想者」這幾個字。雷震受此啟發,遂將這塊墓園命名為「自由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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