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陳國人,出生於公元前571年,從二十歲起就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書的官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他五十多歲時才回到故里,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室越來越衰敗,似有傾滅之勢,就離開故土,西出函谷關雲遊,此後了無蹤跡。
老子像
雲遊前,他只交給守衛函谷關長官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也就是後來傳世的《道德經》。
老子的一生沒有跌宕起伏,大紅大紫,儒家代表孔孟二聖周遊列國,弟子學生遍布天下,法家代表商鞅、李斯官拜丞相,改革舊制,位極人臣。
而老子沒有豐富的履歷,大半輩子都在圖書館度過,可看似平淡的背後卻有著高深莫測的智慧。
孔子為向老子求教問禮,曾三次拜訪,史書對兩人的來往沒有過多記載,但從孔子對老子的評價可知一二: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同時還發出肺腑感嘆:
「老聃,真吾師也。」
當然,孔子未曾正式拜過老子為師,但對孔子的思想和學問基礎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以至於孔子把老子比作其人生道路的導師。
而且從二人的對話來看,孔子把自己視作凡夫俗子,卻將老子視作乘雲騰霧,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對其高深莫測的思想學問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可見老子的深邃。
老子本人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其核心思想是樸素的辯證法,主張無為而治、物極必反。
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較而存在,永遠是矛盾的,比如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長短。
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彼此之間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任何事情發展到極端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老子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道德經》,寥寥五千字的典籍成為和《易經》《論語》並列的,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
尤其是《論語》和《道德經》,一個是儒家宗師孔子的垂訓,一個是道家鼻祖老子的經典。
《道德經》作為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有著非常深刻的內涵,樸素辯證法和看似清凈簡單的背後是權謀、厚黑的結合。
最能說明《道德經》入世精髓的是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大致意思是想要收攏它,必先擴張它;想要削弱它,必先讓它強大;想要廢除它,必先推舉它;想要奪取它,必先給予它。
這是最能體現老子權詐色彩的一段話,示弱吹捧的同時已有殺機埋伏在其中,核心就是先把你抬舉起來,再打倒你。
可以說,老子將辯證法運用到實處,推動對手到頂點然後促使其向對立面轉化,後世君王雖以儒家為指導,但老子的辯證法思維已浸潤其中。
明初朱元璋為扳倒丞相胡惟庸,對其貪腐和擅權結黨睜隻眼閉隻眼,胡惟庸自恃權傾朝野,以為掌控一切,遂漸露驕橫之態,不法行為日甚一日。
而朱元璋表面不動聲色,但暗中謀劃,一朝行動如雷霆之勢,迅速斬殺胡惟庸,掃除其黨羽勢力,三萬餘人死在朱元璋屠刀之下。
所以說,老子的處柔守弱和清靜無為並不是真的啥也不幹,而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等待時機,做到無為而無不為。
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是老子之學的忠實信徒和第一個實踐者。
秦朝末年武關之戰,與秦將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忽回軍殺之,把項羽逼得垓下自刎。
又如三國時期的司馬懿,司馬懿為曹魏集團服務數十年,功高權重,但在曹操、曹丕和曹叡三代曹氏掌門人面前表現的極其謙恭,甚至告誡弟子:「盛滿者道家之所忌……」
在誅滅曹爽前,他韜光養晦,為麻痹對手,故意裝作一副「年老枕疾,死在旦夕」的樣子,使曹爽完全放下心來。
然後趁其卸下防備之時,發動高平陵政變,一出生便如雷霆萬鈞,令曹爽束手就擒。
對於這個問題,朱熹看得很清楚,他在《朱子全書》中說:
「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格不住,如張子房是也。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處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如此看來,老子自然不遑多讓為厚黑的開山鼻祖,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老子對人性的洞察和認知。
一直以來,封建君主將儒家思想作為宣傳思想工具,老子的思想除了漢初再未被採納,但其樸素的辯證法卻已融入其中,內化於無形,成為古往今來鬥爭的根底。
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中,同樣強調矛盾的對立統一,任何事物都處於運動變化的狀態,一旦發展到極端就會往其反面轉化,這與老子的樸素辯證法觀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