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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的總統選舉中，美國共和黨的極端保守派人物羅納德·里根擊敗卡特入主白宮，當選為美國第40任總統。
1、里根的「人權外交」
里根是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的積極倡導者，被稱為「是自加爾文·柯立芝總統以來白宮中最無畏的資本主義的衛道士」。
在國內經濟政策上，他反對「新政」以來歷屆美國政府所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以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經濟思想為圭臬，主張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減少干預，扶植和發展自由企業，以減稅等政策工具來刺激經濟增長。
在對外政策方面，里根以對蘇聯強硬而著稱，曾經尖銳地批評其前任的緩和政策，提出了「以實力求和平」的思想，強調保持對蘇聯的全面軍事、技術優勢，在與美國國際利益有關的地區與蘇聯進行直接的對抗，重振美國的霸業，最終使資本主義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獲得全面的勝利。
在人權問題上，里根政府認為卡特的人權外交走上了「極端化」，它「過於軟弱」。
1982年10月14日，里根政府的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講話時說：
「我們面對著一種這樣的形勢，即在福特政府時期以及卡特政府過分虔誠地發動人權攻勢時期，戰略被動性逐步削弱了獨裁的反共產主義政府的決心，使西方盟國的信心不斷下降，鼓勵了蘇聯和蘇聯操縱的極權主義政權採取冒險政策。」
因此，里根政府認為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過分地強調了道義上的因素，而忽視了實力上的原則，因而提出了以「全面遏制」和「新靈活反應」的強硬戰略來取代卡特的「人權外交」戰略。
不過，人權因素並沒有因此而從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完全消失，相反它也充當了其「和平演變」策略的一個基本武器。
1981年里根政府在首次發表的《國家關於人權報告書》中聲稱：
「本政府認為，人權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同年1月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指出，美國對蘇聯的總體戰略「仍然是遏制蘇聯的擴張，鼓勵蘇聯國內及其統治的其他各國內部的政治民主化和基本人權」。
而里根本人更是強調說：
「促進自由一直是我們國家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本屆政府任內，人權考慮在我們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都是重要的。」
當然，在第一任里根政府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對人權的關注僅僅是停留在口頭，而對實際的人權外交仍然採取一種保留和批評的態度。
正因為如此，許多學者將里根之當選總統看作是當代美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有的人認為，「1980年共和黨候選人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預示著美國外交行為的重大變化」，有的人甚至提出，「對美國來說，羅納德·里根的當選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
然而，到里根第一任內的後期，美國政府開始適度調整外交政策，從單純強調實力的「全面對抗和全球遏制戰略」轉變成為「實力與談判並重的雙軌戰略」，即里根所提出的所謂「現實主義、實力和對話」的三原則。
2、里根的「人權外交」與和平演變
導致這種轉變的國際和國內因素主要有：
第一，競爭對手發生了變化。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美蘇關係有了新的鬆動，緊張氣氛得到緩和。特別是在1986年3月蘇共27大以後，蘇聯外交採取了所謂的「新思維」，提出了與美國「和平共處」、政治解決安全問題的口號，同時在行動上也表現得較為謹慎和剋制。
這樣，如果美國一味地奉行前一時期的強硬對抗戰略，拒絕蘇聯的「和平倡議」，甚至用「低烈度戰爭」來處理國際關係，特別是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蘇聯就會輕而易舉地贏得「愛好和平」的美名，使美國在道義上和法理上處於被動的地位。基於這種情況，里根政府不得不考慮對外交政策進行適度的調整。
第二，美國認為出現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機會。
里根政府認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提出的「改革」與「新思維」的主張，給美國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它使美國有可能迫使蘇聯作出更多的讓步，並引導蘇聯的政策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
對此，里根表示美國必須保持足夠的靈活性，以抓住主動權，考察蘇聯政策中可能有利於美國安全的積極變化。
與此同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這些積極變化本身並不能促進美國的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念的進人，只有在與他們進行交流和對話的過程中才能實現上述目標，最終實現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內」的「和平演變」。
第三，美國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
里根就任美國總統以後，大規模擴充軍備，以期扭轉同蘇聯軍事力量對比不利的趨勢。僅在里根第一任內的四年中，美國政府共花費軍費1萬億美元，造成政府的財政收支連年出現巨額赤字，國際收支逆差逐年遞增，從1985年起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要繼續與蘇聯對抗和擴充軍備，顯得力不從心。
因此，美國需要緩和與蘇聯的關係，為削減軍費開支和擺脫經濟困境創造條件。
第四，里根競選連任美國總統的需要。
有學者認為，「里根的第一屆任期，是美蘇關係20年來的谷底」，此言非常恰當地反映了這幾年的實際情況：
里根在其第一任內的整整4年中沒有與蘇聯領導人會面，強硬地拒絕承認第二階段核協議，因此他進一步鞏固了其很早就有的「毫不妥協的反蘇幹將」的形象。
然而，根據有關的民意調查，美國民眾對里根的這種反蘇強硬立場越來越擔心，認為蘇聯的軍事力量並不是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惟一重要威脅，更為嚴重的威脅來自象日本那樣的經濟競爭者。
他們普遍認為，美國要想在與日本和西歐的經濟競爭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對其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因此，在爭取連任的總統競選中，里根及其競選班子根據民意調查的意向，對外交戰略作出了策略上的調整，轉而強調和平、談判與實力、對抗並重的戰略。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里根在其第一任總統的後期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而這種調整的一個最為突出的方面，就是在外交政策中加大了對人權因素的重視，重新拾起並進一步發展了卡特政府時期的人權外交政策。
1984年，國務卿舒爾茲在伊里諾克里夫·科弗俱樂部發表了題為《人權與美國對外政策的道義原則》的長篇演講，將人權問題提高到美國對外戰略的高度。
同年9月24日，里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更是明確地強調了人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他說：
「我想告訴大家，美國政府將繼續關注人權問題，並視之為對外政策的道義核心。我還想強調的是，我們重視國際人權，因為它是維護和平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1985年1月，競選連任成功的里根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便正式提出了新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認為人權政策的思想基礎是「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因為「自由是人類精神之中最深厚、最崇高的理想願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獲得自決的權利，渴望獲得那些促進人類尊嚴與進步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這樣，當第二任里根政府就任時，它又重新祭起了「人權外交」的大旗。
不過，與其前任的人權外交相比，里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儘管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但有一點是開始對中國提出所謂的人權問題。
3、「南朝鮮客機被擊落」事件中的「人權外交」
就像卡特時期一樣，蘇聯仍然是里根政府人權外交的核心對象。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內，儘管非常忽視人權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但還是一有機會便對蘇聯發動猛烈的人權攻勢。
「南朝鮮客機被擊落」事件就提供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1983年8月31日格林尼治時間18時半左右，蘇聯空軍擊落了一架從紐約飛往漢城的南朝鮮波音707客機，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269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勞倫斯·麥克唐納等60名美國人。
這一事件在國際上激起軒然大波，各國紛紛作出強烈反應，譴責蘇聯對民用航空器的攻擊。里根政府抓住這一良機，對蘇聯發起凌厲的攻勢。事發次日，白宮發言人以里根總統的名義發表聲明，指責「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表示「非常關注並深感不安」，要求蘇聯方面作出解釋。
正在加利福尼亞休假的里根總統提前回到華盛頓，召集國務卿舒爾茨、國防部長溫伯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維齊和其他國家安全顧問，就這一事件進行磋商，並任命了一個特別工作小組，負責向總統提出意見和建議。
9月5日，里根總統親自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強烈譴責蘇聯的「野蠻行徑」、「大屠殺」、「反人類的罪行」，要求蘇聯向全世界道款，「充分說明」事情真相，確保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蘇聯在美國公布紀錄蘇飛行員講話的偵聽磁帶後仍一味實行強硬的對策。
9月7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馬德里歐安會續會上繼續進行辯解，拒絕承擔責任。
白宮旋即宣布實施制裁：
取消蘇聯航空公司在美國出售機票的權利；禁止美國航空公司在美國出售乘坐蘇聯航空公司飛機的機票；持有蘇聯民航公司機票的人不得乘坐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進出美國和在美國國內旅行；美國航空公司停止與蘇聯航空公司的一切相互業務安排；禁止美國航空公司接受由蘇聯航空公司發售的進出美國和在美國國內旅行的機票；蘇聯航空公司必須在9月15日之前關閉它在美國的辦事處，辦事處人員必須在同一天離開美國。
當日，美國聯合澳大利亞、加大、法國、日本等國聯合提出一項決議草案，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對這一事件進行全面調查。
里根政府在這場外交攻勢中，明確無誤地打著「人權」的旗號。
總統、國務卿和其他外交人員都反覆強調該事件是一起極為嚴重的空前的人權事件，是「蘇聯同全世界所有珍視人的權利和人生價值的文明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國際事件」，蘇聯軍用飛機用導彈襲擊民用航空器，是「對無辜平民的謀殺」，粗暴地踐踏了基本人權即生命權。
這一輪「人權攻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蘇聯理屈詞窮，外交關係空前孤立，加之美國突然入侵格瑞那達，在歐洲成功地部署中程導彈，國內經濟也強勁增長，意識形態鬥爭的勝利和經濟、軍事實力的增強使美國逐漸取得20世紀70年代一度喪失的戰略優勢，而蘇聯被迫在爭霸鬥爭中轉入守勢。
4、對蘇聯的人權攻勢
到里根的第二任期，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外交」攻勢則更加猛烈，其目的也更加明確一推動蘇聯的「民主化」改革和實現對蘇聯的「和平演變」，其中一個主要的做法是在兩國首腦會晤期間直接地提出蘇聯的人權問題。
1985年11月19-21日，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兩國首腦的第一次會晤，雙方進行了長達15小時的會談。
會晤期間，里根向戈爾巴喬夫表達了美國對蘇聯人權問題的關注，要求蘇聯改善國內人權狀況，減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制，給公民更多的移居自由。
雙方雖然沒有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具體協議和共識，但是里根發出了這樣的信號：
人權將在今後的美蘇會晤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蘇聯要想在雙邊談判中獲得好處，就必須在人權問題上作出妥協。
里根在會談後聲稱：
「在日內瓦，我與戈爾巴喬夫討論了人權問題。我們美國人相信，歷史給我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尊重本國人民權利的國家也一定尊重鄰國人民的權利。所以，人權不是抽象的道義問題，而是一個維護和平的問題。」
1986年10月，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了軍備控制問題的第二次首腦會晤。
會談期間，里根抓住蘇聯政府速捕人權分子尤里·奧爾洛夫的事件大做文章，多次提到蘇聯的人權問題，認為蘇聯不允許猶太人出國的做法影響了兩國關係，製造了不信任和緊張。
里根把一份書面材料交給戈爾巴喬夫，上面列出了11000名要求離開蘇聯的猶太人名單。10月13日，里根在全國廣播電視講話中報告了雷克雅未克會晤的情況，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蘇聯的人權問題。
他說：
「我們討論了蘇聯違反人權原則的問題，即他們不讓老百姓遷出俄國，不讓公民在不受迫害的情況下享受宗教信仰自由，不讓被國界隔開的親人團聚」。
這種情況嚴重地影響著兩國的關係，因此，「蘇聯國內人權狀況的改善，是美蘇雙邊關係改善的一個必要條件」。
在美國這種強大的人權攻勢下，蘇聯被迫在人權問題上不斷讓步。
雷克雅未克首腦會晤後，蘇聯不得不承認人權問題在雙邊正式談判中的重要地位，調整國內政策，停止了對西方國家俄語廣播的干擾，釋放了薩哈羅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分子，放寬了對移民的限制。
里根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外交攻勢取得了巨大的階段性成果。
1987年12月，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華盛頓舉行了第三次首腦會晤，並最終達成了全部銷毀兩國中程和短程核導彈的條約，即所謂的「中導條約」。
儘管該條約所涉及的核武器只佔兩國核武庫的4%左右，但它是自從核武器誕生以來所達成的第一個削減核軍備的協議，因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積極評價。
雖然「中導條約」的光芒一時間遮掩了里根人權外交攻勢的鋒芒，但人權問題已躍然成為美國政府議事日程表上居於首要位置的重要問題。
里根在12月7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強調說：
「美國主張對話，不主張對抗。我們的議事日程表上是：尊重人權、加強公開接觸、裁減軍備。」
12月8日，在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簽署的美蘇兩國聯合聲明中，蘇聯方面第一次公開承認「兩國領導人徹底、坦率地討論了人權和人道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在美蘇對話中所佔的地位。」
美國的人權外交攻勢又一次得手。
1988年5月，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舉行了第四次首腦會晤，掀起了人權外交的又一次高潮。會晤期間，里根竭力鼓吹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和人權標準，試圖在蘇聯民眾中掀起一場爭取「自由與民主」的運動。
他還為持不同政見者們撐腰打氣，公然對他們說：
「作為普通人中的一員，我來到你們當中是希望我所做的一切能給你們以力量…當我們通過外交途徑推進人權時，你們卻成年累月地冒著失業、失去家庭、失去一切的風險，用你們的生命來推進人權。」
里根在會談中又一次迫使蘇聯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作出了讓步。
5、對中國的人權攻勢
里根政府人權外交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它不僅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了激烈的人權外交攻勢，而且還開始向中國提出所謂的人權問題。
20世紀70年代期間，中美關係的主流是遏制蘇聯擴張主義這個頭等重要的戰略問題，中國是牽制蘇聯的一支重要力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美國的人權外交攻勢並沒有針對中國。
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美蘇關係由對抗逐步轉為對話，美國政府認為，中國的戰略地位也逐漸在下降。
再加之美國國內歷來就存在一股強大的保守勢力，他們一貫敵視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
因此，一旦蘇聯的威脅減輕，他們就會重新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將中國看作是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天然敵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係中也開始出現了人權問題。
1983年4月，中國網球選手胡娜在美國參加網球比賽。美國政府縱容一些人與台灣分子勾結，對她進行誘騙、脅迫，使她滯留美國。4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給胡娜提供「政治庇護」。
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胡娜事件」是中美兩國建交後的第一起涉及「政治庇護」的事件，也是兩國關係中的第一次人權問題交鋒。
里根政府還就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所謂「西藏問題」發起了多次人權攻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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