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簡讀系列：昨天：我們擁有朝陽——古代中國的燦爛文明

昨天:我們擁有朝陽

——古代中國的燦爛文明

今天是未來的昨天,也是昨天的未來;我們無時不在把現實變成往事,如同無時不在把理想變成現實一樣。

認識昨天,正是為了認識今天,認識明天。

公元1798年,所向披摩的法蘭西軍團於埃及登陸。征服了半個歐洲後,拿破崙又成了金字塔的主人。然而,當人們都以為他將繼續揮戈東進時,這位矮子統帥突然停止了腳步。他莫測高深地說:中國還在沉睡,不要驚醒這個睡夢中的巨人。

歷史在驚詫:這位軍事天才為什麼望東方而卻步,是什麼使他如此確信,一旦巨人蘇醒,整個世界將為之震驚?

145年後,公元1943年,人類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進入尾聲。經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斯大林、丘吉爾一致同意:中國將成為戰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世界在沉思:一個百年屈辱、積貧積弱的國家,又被十幾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摧殘得遍體鱗傷,為什麼仍然擁有這不可忽視的國際地位和影響?

又過了29年,公元1972年,尼克松訪問北京。而在他任副總統的八年中,美國曾三次用核武器恫嚇過紅色中國。

這一次,尼克松在中國呆了八天。據說,這是美國總統出訪一個國家最長的一次,而在職總統到未建交的國家去談判,在美國歷史上更是破天荒。

這似乎是一個規律:不管懷著怎樣複雜的心理,近代以來所有稱得上偉大的外國政治家都密切注視著中國,好象他們都背誦過歌德那不朽的名句——「視線所窺,永是東方」。

中華民族是各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其文化傳統的古老民族,是各兄弟民族緊密聯繫的多元統一體。統一是中國歷史上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從考古人類學的角度,中華民族發育史至少可追溯到170萬年前。那時的「元謀猿人」已能製造簡單的石器,甚至可能已會用火。以後,80萬年前的「北京人」、四五十萬年的「藍田人」、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從猿到人進化的各個階段直立人(又稱「猿人」、距今10萬年以前)、早期智人(又稱「古人」、約10萬至4萬年前)和晚期智人(又稱「新人」、約4萬至1萬年前),在我國均有發現,形成較完整的進化序列。

目前,新石器文化遺址在我國各省區都有發現,總計七千多處,並初步形成不同的文化單元。這說明,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我們的先人已分散聚居在今天我國境內的遼闊土地上。在以後的悠悠歲月中,中華民族開創了一個世界史上光耀奪目的幾千年的文化長河。

距今六千年前後,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兩河文明:約公元前3500年西亞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今伊拉克境內)出現奴隸制國家,史稱「兩河文明」）幾乎與我們的黃河文明同時進入了石器與青銅器並用的時代。新的生產力及其所導致的私有財產的出現和增多,使她們最終完成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解體,相繼進入奴隸制時代。

此刻的歐洲,基本上還處在一片蠻荒之中。

當古希臘人吸吮著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的豐富營養,在歐洲東南隅崛起,並達到西方奴隸制文明的頂峰時,公元前六世紀,埃及和兩河文明卻相繼滅在波斯人的鐵蹄之下。

幾乎同時,在東方,掌握了制鐵術的中國人,卻依憑由此催生的新的生產力,率先向封建社會邁進。（我國封建生產關係出現於春秋時代,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戰國時代，史學界一般以此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這是中華文明領先於古代世界的開始——直到九百多年後,隨著西羅馬帝國滅亡於北方日耳曼游牧民族,歐洲才緩慢演進到封建制。

於是,文明史留下了一個永遠值得玩味的奇蹟:如果說西方歐洲文化像多個人的「接力跑」,由埃及人、巴比倫人傳給希臘人、羅馬人,又傳給北方游牧民族,近代傳到拉丁條頓民族,那麼,中國文化則是一個人的「馬拉松」,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經秦、漢、隋、唐,直到宋、元、明、清,這一路跑下來的都是中國人——可以說,中華民族是古代各大文明發源地中唯一未曾中斷其文化傳統的古老民族;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長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不可逆轉的統一趨勢的國家。

當然,中國也曾發生過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征服。匈奴人、鮮卑人、氐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多次從蒙古高原或遼東地區呼嘯而下,入主中原,蒙古族和滿族還曾建立過全國性的統一政權。但是,這些游牧民族無一例外地學習和迅速接受了先進的中原農耕文明。結果,中華文化不但沒有因此而出現斷層,反而在各民族的相互學習中得到繼承,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些游牧民族也先後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在世界文明古國中同樣是別無先例的。

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歷史中,統一的時間約佔2/3,分裂的時間佔1/3,而且每一次短暫分裂,都迅速走向更高程度的統一。儘管各地區和各民族政權之間曾長期混戰,造成沉重的災難,但他們共同開發了中國的疆域,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光芒四射的歷史。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擁有如此堅韌的向心力和延續力,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觀。其原因當然是十分深刻的。

打開地圖,我們會發現,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這塊沃土,北面與廣袤的蒙古高原對峙,西方是沙漠戈壁和青藏高原,東邊是浩瀚的大海。如果說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羅馬民族都生活在易於航渡,因而易於交流的地中海沿岸或附近,那麼,中國文化則是在巨大自然屏障造成的相對隔離狀態下自發地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她的獨立性很強,自成體系。在堅持和保留本民族文化傳統方面,比其他許多民族堅決得多。

但是,中華民族又不是生存於狹小地域內的單一民族。在相對封閉的地理大框架中,黃河、長江從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奔騰而下,浩浩蕩蕩,劈開中部一連串海拔一兩千米的高原和盆地,留下了東部的大片平原和丘陵。巨大的落差把中華大地切割成自西向東傾斜的三級階梯,橫跨30多個緯度的南北大地,則並列著差異顯著的不同溫濕帶。如此遼闊的幅員和多樣的自然氣候類型,使各地區形成了各具特點的文化單元和不同的氏族——民族實體,並發生了相互間緊密的聯繫。

而當黃河在她中游地區最早孕育出較先進的農耕文化時,它自然就成為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和匯聚的中心。可以說,中華文化的發展象一個巨大的同心圓,一波一波向外擴散,而作為核心的華夏族（華夏族:以黃帝、炎帝為祖先的上古大部落聯盟,經夏、商、周三代形成華夏族,戰國時稱「諸夏」、「諸華」,合稱「華夏」,是今天漢族的前身。「漢人作為民族名稱,大約在漢代才出現）文化也在汲收和學習其他民族文化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既是多種文化互相開放、融合的結合體,又有一個凝聚的核心,形成獨立的體系。

多種文化能夠統一於一個體系,歸根結底,必須以自然的經濟聯繫為基礎。北方游牧民族早就與旱地農耕區域發生互相補充的經濟往來,史稱「馬絹互市」、「茶馬貿易」;（馬絹互市、茶馬貿易:指長城沿線漢族農民以、茶等物與北方游牧民族交換馬匹的貿易,始於西漢）旱地農耕區域的先進技術又隨幾次民族大遷徙,不斷向南發展,形成水田農耕區域,從隋唐開始,中國經濟重心由黃河中下游轉向長江中下游。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世界上為什麼沒有一個民族開鑿過大運河那樣溝通南北的大動脈,也沒有一個國家修築過萬里長城那樣劃分農、牧民族的巨大屏障。

文化上的一致性和經濟上的緊密聯繫,又不斷通過國家政權的政治文化措施而得到強化。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採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設立郡縣,在政治上把各民族和各經濟文化區域納入了同一個大系統;統一度量衡、修築馳道,進一步加強了各地的聯繫,尤為重要的是統一文字,它為各地區方言規定了統一的信息符號,成為克服地區的或民族的阻隔,加強相互影響和交流,加強文化認同感的共同文字基礎。以後,漢武帝「獨尊儒術」,又建立了統一的意識形態。

從此,統一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從夏商時期華夏族發展而來的漢民族,以她發達的農耕技術和發達的科學文化,成為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中凝聚的中心。中華民族最終成為今天我國疆域內各民族緊密聯繫的多元統一體。

中華民族創造了世界古代史上最強大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光輝最博大的科技文明。古代中國長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恩格斯指出:在近代工業經濟主宰世界之前,「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生產部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那時的一切文明和繁榮都是以農業為前提的。

我國原始農業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一萬年以前（山西懷仁縣鵝毛口發現的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期制石工場遺址中,出土了石鋤、石鐮等原始農具。）擁有六至八千年的穀子種植史,七千年的水稻種植史和四五千年的小麥栽培史,以及遙遙領先於西方的古代農業技術史。

與工業革命幾乎同時,歐洲人在18世紀進行了一場農業技術革命。農具的改良、輪作制和家畜圈養的推行,尤其是曲面鐵壁犁、種子條播機和中耕機的採用,使歐洲農業發生了自中世紀以來最大的飛躍。然而,類似的犁鏵,最遲在漢代或公元一世紀就應用於中國的農耕,種子條播機和中耕機則在中國漢唐時期已臻於完善中耕法早見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輪作制和家畜圈養也在公元前數世紀就被中國人沿襲使用。以致西方農業技術史專家保羅·萊塞堅持認為,是東方,尤其是中國的農業技術知識,使歐洲民從幾百年的麻木不仁中驚醒,引起了一場農業革命,從而最終導致了經濟與產業的革命。

由此,當你看到下面這組數字,就不應該感到詫異。

——我國糧食畝產在戰國中晚期(約公元前3—2世紀)估計已超過100公斤,西漢末年(約公元2世紀)130多公斤,唐代(公元618-907年)大約達到160多公斤,（我國歷代糧食畝產無詳細記錄,此據吳慧先生的研究成果:戰國中晚期108公斤、西漢末132公斤、唐代167公斤、清中葉183.5公斤引《中國走向21世紀》,胡鞍鋼著,第57頁）而英國16世紀大麥畝產才50多公斤。（據《中西500年比較》:俠君、毛磊石光榮主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第4頁）

——宋代全盛時全國糧食總產估計為464億斤,而11世紀的西方各國總共不過210億斤。（據《中西500年比較》:俠君、毛磊、石光榮主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第4頁）

可以肯定地說:早熟的農業文明和先進的封建制度,曾在神州大地創造出世界古代史上最強大最先進的生產力,以及最光輝最博大的科技文明。

英國肯辛頓科學館至今保存著一架8錠水力紡紗機的模型,據說是它奠定了近代紡織機器的技術基礎。然而,它的來曆始終說不清楚,唯一能夠肯定的是,那時的歐洲人知道中國有一種水力麻紡機: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從圖形到文字,幾乎原封不動地介紹了元代王禎《農書》中描繪的那架32錠的水力大紡車——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紡織生產的國家,春秋戰國就有了手搖紡車,西漢和北宋又先後出現單錠和多錠紡車。而在歐洲,直到14世紀才出現手搖紡車。

更令科技史專家驚嘆不已的,是隨龐大兵馬俑陣一起出土的兩把秦代銅劍,它們竟然有10微米的氧化層,足令它沉睡地下兩千餘年仍然不銹不蝕。類似的鉻化防鏽處理工藝,直到1937年和1950年才分別在德國和美國被列為專利。

紡織和冶金是與古代農業關係最密切的兩個行業。而在其它眾多的領域裡,與最發達的古代農業互為基礎,中華民族同樣創造了眾多的燦若星辰的「世界第一」。

我國擁有4000多年星象記載的天文學史,有公元前360年左右創造的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有漢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和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最早關於太陽黑子和新星爆炸的記錄。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慧星圖,而關於哈雷彗星的記載,不但早見於公元前613年(春秋魯文公十四年),而且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時間裡,它的29次出現,都被中國人記錄在案,達到了驚人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西漢劉向和東漢張衡還正確地解釋了日食和月食的成因。

我國的曆法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古傳說時代。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已測得每年為365又1/4日,比希臘人得到類似的數值早一百多年。元代郭守敬計算的一年時間比現代公曆僅差26秒,時間卻早了300年。

中國的古代地學成就同樣驚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三幅地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的地圖,它對山川城鎮的記錄已相當準確,而且有了比較精確的比例尺(18萬分之一)。唐代名僧一行第一個測量了地球的子午線。沈括對磁偏角的發現則成為世界地理科學上的重要成果,領先於歐洲四百多年。宋代《禹跡圖》更以其對中國水系和海岸線的精確描繪,被公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十進位的國家,並以這種先進的計數方法和算籌（算籌:古代運算工具,將長短一致的若干竹,從左到右排列在算籌盤上,分別代表各位數字,然後進行四則乃至開方的運算,它是算盤的前身。）等計算工具,發展成為以解決實際問題見長的數學體系;在世界上最先提出或解決了零和正負數的概念,加減法則、平方、立開方等問題。過去西方學術界曾普遍認為印度數學對阿拉伯乃至全世界數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近幾年卻有專家論證:早在五世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中國數學就已傳入印度;一個世紀後,印度數學才有了較大發展。因此,數學是中國對世界自然科學做出直接貢獻的一門學科。

獨特的中醫學則是中國對人類的又一特殊貢獻。著名的《本草綱目》在李時珍死後13年就傳入日本和朝鮮,以後陸續被譯成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流傳世界各地,僅英譯本就達十幾種之多。古代中醫藥學取得許多世界領先的成就：戰國初年扁鵲已開始研究人體解剖;三國時華佗首創了全身麻醉；唐代已能用金針撥除白內障,用汞合金為人補牙。到了16世紀,又通過人體汰毒方法獲得了預防天花的疫苗,並實行人痘接種,這無疑是世界醫學史上一個驚人的成就。

限於篇幅,我們無法繼續開列了。但是,請記住一個令人自豪的統計:明朝以前世界上主要的發明創造和重大科技成就大約有300項,其中中國173項,佔總數的58%以上。（據《自然科學大事年表》,引自《中西五百年比較》,第11、12頁）

難怪英國教授李約瑟要窮其畢生,研究中國的古代科技了。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這部卷帙浩繁的英文巨著中,他斷言: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以前更是如此。

中華民族從來不是自甘封閉的民族,發達的中國古代文明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5世紀的最後八年,1492年8月3日,哥倫布的三艘小船駛出西班牙巴羅斯港。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次毫無把握的航行竟意外地發現了美洲,從而揭開了人類文明史的新頁。

但哥倫布本來的目的地卻是中國或印度。（哥倫布(約1451-1506年),義大利航海家,他相信地球是圓的,認為向西橫渡大西洋可以到達中國、日本或印度。他出航時還攜帶著西班牙統治者致中國國王的國書。）他自幼熟讀《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遊記》: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1254——1324年),1275年到達中國,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出任高官,歷遍中國。回國後口述東方見聞筆錄成書,被歐洲人爭相傳誦）在那本書里,這位威尼斯旅行家慷慨地使用百萬、數百萬、數十個百萬這樣的辭彙,來誇飾他17年親身歷遍的中國,以致這本遊記被後人戲稱為「百萬之書」。這本書,不,是這本書描寫的那「遍地絲綢和黃金的天堂」,形成了14—15世紀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的基本認識,激發起西歐君主們最早的遠航衝動。

西方對中國文明的憧憬和欽羨,遠非自馬可·波羅始,早在紀元初年,羅馬獨裁者愷撒大帝曾穿過一件紫色的中國綢袍,引起臣民們極大的轟動。這種叫「賽里斯」的華麗織物實在是太昂貴了,因為羅馬人還不會製造它。於是,他們把遙遠東方的那個神秘國度叫作「賽里斯」國,即「絲」國。這是歐洲民族對中國的最早認識。（我國的絲和絲織品,早在戰國時代已開始與中亞和歐洲國家貿易。最遲在公元前3世紀,希臘人已稱中國為「賽里斯國。直到16世紀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才考證確認,西方古稱的「絲國」,就是他當時已到達的中國。）

這部分地應歸功於漢武帝衛隊中一位驃悍的軍官。公元前138-105年,張騫兩通西域,為東西方建立起最早的相對穩定的聯繫一絲綢之路,這使他成為第一位世界級的知名探險家。

駝鈴鐺鐺,胡茄獵獵,大漠餘暉,金戈鐵馬……

一條沙漠古道幾乎概括了一千多年的東西方交流史。

印度佛教首先從這裡傳入中原,（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國使臣來到西漢首都長安,向人傳授佛經。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記載漢明帝在位時(公元58-75年)承認佛教,並派12名使臣前往西域訪求佛法,帶回兩位印度高僧。由此佛教開始在中國興盛。）伴隨而來的還有中亞和南亞的名馬、棉花、胡桃(核桃)、胡蔥(洋蔥)、香菜、菠菜、葡萄,以及音樂、舞蹈、雜技。雄漢盛唐暢開博大的胸懷,以恢宏的氣度兼收並蓄,消化吸收,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明;同時,中國的絲綢、冶金術等也不斷傳入西域。文明的碰撞融匯著文明,那難以言傳的妙境令今天的思想家仍心往神馳——有人問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您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時的中國新疆。（見《展望二十一世紀》序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中譯本）

一衣帶水的日本列島,在文化交融中自然得天獨厚。

考古學家曾經搞不清楚:公元前200多年還處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漁獵民族,怎麼會奇蹟般地誕生了以農耕、青銅器和鐵器為顯著特點的「彌生文化」?（彌生文化:日本早期鐵器時代的文化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三世紀。出土有石刀、木鍬、銅鏃(音族,箭頭)鐵鏃,已進入種植水稻的農業經濟階段,此前之「繩紋文化」,尚以採集、漁獵為基本經濟形態。）

今天,日本史學界已經公認:彌生文化來自於中國北部沿海。東渡的先民帶去的水稻、鐵器和農耕技術,使列島上的原始部落結束了漂泊不定的漁獵生活,開始農耕定居,日本迅速進入農耕文明,形成了國家。這個還來不及創造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接受了漢字,開始了一段完全使用漢字的歷史,今天的日語,就是以漢字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至今經常使用的漢字還有近兩千個。漢字的使用,使中國書籍直接傳入日本成為可能，中日文化交流更為密切,到唐代,以13次派出「遣唐使」和大量留學生為標誌,日本民族開始全面地大規模學習中華文化。

總之,日本文化是吮吸中國文化的精華而成長起來的。而東南亞、朝鮮和南洋諸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中華文明的輻射,形成與西方文明迥異的東亞漢字文化圈。

歷史雄辯地說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絕沒有使中華民族成為自甘封閉的民族。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同樣活躍著「蔚藍色」的因子。

與張騫的西行幾乎同步,漢朝商船已頻頻往返於以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為終點的南海——印度洋航線上。據記載,有些船上還派有漢武帝的使者和譯者。唐宋的「海夷古道」進一步延伸到東非和波斯灣沿岸。

這條滿載著中國絲綢和瓷器的航線,成為溝通東西方文明的第二通道,史稱「海上絲路」,或「陶瓷之路」。

中國古代航海史上最輝煌的篇章,自然是明成祖朱棣派出的七下西洋的鄭和船隊。它擁有27000餘,240餘艘寶船,最大的估計達2500噸,是15世紀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只是在他最後一次自東非返航後64年,1497年,達·伽馬（達·伽馬(約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1498年率船繞過南非的好望角,到達印度卡利庫特城,是所謂「東方航路」的發現者。）那四艘最大僅120噸的葡萄牙船才出現在印度洋上。不用說,他是沿著鄭和船隊的航路,才到達印度的。

「發現美洲和繞道好望角到東印度的航路,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和最重要的事件」,亞當·斯密（亞當·斯密(1723-1790年):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主要著作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正確地評價了地理大發現的劃時代意義,而20世紀的史學家已經公認:鄭和,正是這次地理大發現的先導。

還應該強調指出:同當時幾乎所有歐洲海船一樣,哥倫布和達·迦馬的船上也裝著發明於中國的指南針。

那只是洶湧西去的中國物質文明中特別重要的一個。

公元751年,唐朝軍隊在中亞的塔拉斯河與阿拉伯人會戰。這場戰爭在軍事史上微不足道,在科學史上卻意義重大。數萬被俘的唐朝人給阿拉伯人帶去了造紙技術;接著,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相繼經阿拉伯人之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

對此,馬克思從社會發展史的高度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他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馬克思:《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頁）

西方學者也公認這一評價。美國人德克·海德的論述幾乎就是對馬克思上述論斷的註解:「倘使沒有紙和印刷術,我們將仍然生活在中世紀;如果沒有火藥,世界也許會少受些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紀歐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騎士們可能仍然在他們有護城河圍繞的城堡里稱王稱霸,不可一世,而我們的社會可能仍然處在封建制度的奴役之下。最後,如果沒有指南針,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可能永遠不會到來，而正是這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刺激了歐洲的物質文化生活,把知識帶給了當時人們還不了解的世界,包括我們美國。」（《中國物品西傳考》,轉引自《中國文化第二輯,第364、365頁。）

自然科學的重大發明創造往往推動社會的巨大進步。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西傳,從一個方面為劃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運動:14-15世紀,由於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關係已在歐洲封建制度內部逐漸形成這時候興起一場思想文化運動,主張擺脫教會對人們思想的束縛,並以恢復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為號召,故稱「文藝復興運動」。它在思想和輿論上為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做好了準備）準備了物質和技術的基礎,促進了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整個歐洲近代文化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在社會制度上已經落後了,但她在歐洲人心目中仍然如日中天。

18世紀的第一個元旦,出席法國王室化妝舞會的王公貴族們竟不約而同地扮成了中國人——這是一種榮耀,因為中國人那時是「德操高雅」的象徵。56年後的春分,法王路易十四仿效他心中的帝王楷模——康熙皇帝,扶犁揚鞭、下地耕種,以昭示農人勤奮勞作。他的繼任者路易十五心血來潮,曾下令熔化所有銀器,而代之以風行一時的中國瓷器,當時同樣享有盛名的還有中國的絲綢、茶葉、生漆和漆具,甚至那種上下自如、安全舒適的馬鞍,連乘坐中國式轎子或轎子式的馬車都成為時髦,建造中國式園林建築更是盛行一時……

西歐人研究中國的植物、藥材、栽培方法和使用,介紹和學習中國的文化,翻譯中國的典籍,出版了大量介紹中國的作品,甚至逐漸形成一門嶄新的學科——「歐洲中國學」。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踏上中國土地的傳教士,毫無疑問,他們擁有足夠堅強的神學信仰和宗教素質,並以讓「異教」的中國皈依西方的天主為己任。但是,生活的直覺卻引發了不少人對中國文化的熱情——連篇累牘的關於中國的報告連同讚美傳回了歐洲。於是,被基督神權統治思想和行為已經十幾個世紀的歐洲人突然發現: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居然也能創造如此發達的文明,而在宗教權威之外竟然還有中國式的倫理道德的權威!可以想像,歐洲的知識界該是多麼的驚異。

德國啟蒙哲學的實際開創者萊布尼茨興奮地寫道:「我們以前誰也不曾想到: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為進步的民族存在,但事實上,我們卻發現了中華民族了,它竟使我們覺醒了」。他斷言:「要是理性對這種惡害(指由於宗教神權造成的無知、愚昧和種種苦難)還有救藥的話,那麼,中華民族便是首先得到這種良好規範的民族了。」（萊布尼茨(1646-1716年):《中國新論》又稱《中國最近事情》。）

「耶穌基督世界和這一古老世界相比」,「顯得黯然失色」了——在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看來,中國人用自身道德倫理來協調人間事物遠比歐洲各國由「上帝」來支配要進步得多，中國的文明程度因此比羅馬教廷統治下的歐洲高得多。

基督教的神殿,在「中國熱」的衝擊中發生了動搖,神權的傳播者們竟然喚起了反對神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前,法國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家如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人所進行的文化教育運動,矛頭直指當時的教會權威和封建制度。）這恐怕是來華傳教士們始料不及的。

中國古代精神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無窮的生命力。中國文化正在重新走向世界

中國文化能夠走向世界,正說明它有博大精深的內涵和鮮明獨特的民族特徵。而所有這一切,從根本上說,又都是植根於發達的農耕經濟基礎之上。

發達的農耕經濟使中國人特別看重代代相傳的耕作經驗,與嚴酷環境的鬥爭使他們自強不息,重視現世的收穫。所以,他們寧肯拜倒在留下寶貴經驗的祖宗的牌位之前,也不肯輕易地在一個虛無的「上帝」面前跪下雙膝。儘管在科學很不發達的古代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迷信和鬼神之說,但注重現世人生,注重自身努力的文化傳統,使古代中國始終沒有出現歐洲中世紀那種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中世紀歐洲文化的生命力萎縮於基督教神權的嚴密桎梏,而中國傳統文化卻不時孕育出王充、張衡、范縝等偉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思想家。

當然,中國古代哲學中也有「天」的存在,但那並不是「上帝」的同義語,而往往是大自然的代名詞——發達的農耕經濟使中國人高度重視天時、季節和氣候的變化,並順時而作,所以中國人近乎直覺地把「人」與「天」統一起來。不管這種「天人合一」觀後來被封建文人扭曲到什麼荒唐的地步,但它主張「人」的存在與天的存在互相包含,人融於自然,自然也融於「人」的合理內核,實際上是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大系統。這幾乎與現代系統論不謀而合。西方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固然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但也導致人與自然關係的高度緊張,導致今天處處可見的自然對人的報復。所以中國強調整體諧調的「天人合一」觀顯示出不朽的價值,在西方引起高度重視。

中國農耕經濟又是小農經濟,即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而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若干家庭聚居的家族型村落,則成為封建中國的基層政治組織。所以中國人很重視大家族內的協調,強調以道德倫理來區分長幼尊卑,並推而廣之用於國家的治理——所謂「以孝治天下」,就是以道德倫理治天下。

道德和對道德的裁判代替了西方中世紀法律和契約的功能。儘管這種倫理道德成為封建地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意識形態,並在封建社會後期走上扼殺個性和個人自由的反面,但也派生出完善自身、敬老慈幼、自尊自強、捨生取義、剛直不阿、廉潔奉公、節儉不奢、熱愛集體和祖國等優秀傳統及政治理想,在今天仍然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寶貴遺產。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爾虞我詐、物慾橫流的種種弊端,已使很多有識之士開始重視中國傳統道德強調人格完善和整體諧調的合理性,把它視為匡正時弊的藥方。近年來所謂「新儒學」在西方和東南亞一帶的復興,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現的。

此外,中國農耕經濟是廣大農民維持的,沒有農民的艱苦勞作就沒有封建社會的一切,所以經濟政策上的「以農為本」滲透到政治文化領域,就產生了「以民為本」的思想,所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這種重民思想成為中國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的一貫之道,中國士大夫多是「憂國憂民」的,「憂民」二字正是民本思想的體現。

滋潤著豐厚的民族文化的營養,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很早就放射出璀燦的光芒,民本思想使大多數古代文學家以「哀民生之多艱」(屈原)作為創作的主旋律,由此形成古代文學源遠流長的現實主義主流,古代文學家很少為文而文,而強調「文以載道」,用文學抒發政治思想,匡正倫理道德;純文學的形式主義逆流雖有幾次泛濫,但很快成為後代文人口誅筆伐的對象。

但中國文學不是不要形式,歷代文學大師充分利用和發揮了方塊漢字獨特的聲韻之美和形音意結合的優勢,為詩則格律嚴謹、聲調鏗鏘,為文則雄奇壯美、清新明快。優秀的文學傳統使中國湧現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關漢卿、羅貫中、施耐庵、湯顯祖、吳承恩、蒲松齡、曹雪芹等一大批世界級文化名人,形成諸多風格迥異的文學流派和《詩經》、《楚辭》、先秦散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一個個文學高峰,令後人嘆為觀止。

此外,中國古代的書法、美術、雕塑和建築、音樂、舞蹈、雜技都達到極高的藝術水準,豐富了世界藝術的寶庫,中國的史學更是古代世界最發達的社會學科之一,洋洋大觀的二十四史,貫穿了我們古老民族幾乎全部文明史,堪稱無可逾越的「世界之最」。

無庸諱言,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許多糟柏;中國在近代落後的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傳統文化固有的封閉性以及在封建社會後期必然導致的僵化、守舊的主導傾向,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壓抑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民主精神的誕生。

但是,每一個社會激烈變革的時代,無論是封建時代無數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還是近代以來的康有為、孫中山和毛澤東,先進者總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變革的堅實依據和悠遠源頭。

今天,中國文化正在重新走向世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令西方的許多著名思想家回味咀嚼、流連忘返。東方的,主要是中國的精神文化,正在成為他們企圖救治西方文明弊端的藥方。北京亞運會以後,一家台灣報紙發表評論:「在今天西潮淹沒全球的時刻,唯一有足夠實力與西方文明相抗衡,在精神上開闢一片新天地者,是東方的中國文化。」這正是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的重要所在。

一種文化能夠被不同國度的人們所理解,為不同時代的人們所改造,不正說明它擁有充分合理的內核和博大精深的內涵嗎?理解註定不會摒棄,改造本身就是發展;而一種文化能夠世代相替地繼承和發展下來,正說明它具有無窮的生命力和極強的適應性嗎?在今天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真理的批判和改造,已成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放射出愈加奪目的光彩。（待續）

文章選自《國情教育讀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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