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井岡山地區成為了我黨的主要根據地之一。這一時期,原先活動在井岡山地區的袁文才、王佐的兩支地方武裝被收編改造之後在根據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為綠林草莽的傑出代表,袁文才、王佐身上並不缺愛國氣概,但組織紀律的渙散確實成了二人的致命一擊。

大革命爆發前夕,出身貧苦家庭的袁文才、王佐因無法忍受當地地主豪紳的剝削,索性走上了嘯聚山林的道路。1925年,袁文才與王佐結拜為兄弟,彼此遙相呼應,成為了湘贛邊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領。
1925年下半年,共產黨人龍超清對袁文才曉以大義,勸說袁文才下山參加革命。1926年秋,袁文才發動寧岡暴動,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國民大革命失敗後,面對國民黨軍的大肆圍剿,袁文才、王佐根據黨的指示,始終在井岡山地區堅持鬥爭,為之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打下了堅實基礎。

秋收起義後,偉人決定率部隊轉移到井岡山地區。此時,井岡山地區有兩股綠林勢力,即王佐和袁文才,要到山上建立根據地,必須爭取袁、王二人的支持。
對於袁文才、王佐所代表的綠林勢力,一部分人主張消滅,但當時偉人提出:「他們是綠林軍,我們是草頭王,大家可以合為一家嘛!有機會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偉人在寧岡第一次會見了袁文才,他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二人反抗地主豪紳的革命精神,並贈送了100多條槍。原本袁文才還對秋收起義部隊充滿疑慮,但偉人的熱情真誠打消了他的顧慮。至此,袁文才、王佐這兩股武裝成功接受改編,逐漸成長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支紅色勁旅。
在井岡山工作期間,袁文才、王佐一心跟著偉人鬧革命,經受住了艱苦鬥爭的考驗,逐漸成長為紅軍的高級幹部。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系列變故,或許開國大典上應有他們的身影。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在這個議案里,對土匪武裝的問題,做出了殘酷的規定,也就是所謂的「在武裝起義之前可以利用,起義成功後應立即鎮壓。」。這一文件,實際上是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體現,根本沒有任何的科學性而言!
儘管王明的思想激進冒失,但當時的黨內對這群留蘇派的思想奉為圭臬,容不得一點爭辯。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中共六大決議送到了井岡山。

1929年初,柏路會議在井岡山召開,根據六大的決議,會場上出現了兩股意見。素與袁、王二人不和的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文件要求為由,主張殺掉袁文才、王佐。後來經過偉人反覆做工作,袁文才、王佐才得以保留職位、繼續工作,但隔閡已經種下了,只是等待下一次的爆發。
1930年1月,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的于田召開聯席會議,會上特委領導人朱昌楷聽信龍超清等人的誣告,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武裝的決定。

1930年2月24日,在特委的要求下,紅五軍派第四縱隊開赴永新縣城,同時派人將袁文才、王佐以開會為由騙到會場駐地。對於特委的反常舉動,王佐心知其中有蹊蹺,但耐不住袁文才的勸說,還是去了永新縣城。袁文才始終認為偉人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不會虧待功臣,但他們哪裡知道,特委對此事的處理完全繞開了偉人,本身就是一個圈套。
24日晚,隨著一陣槍響,袁文才在住處當場被擊斃,王佐聽到動靜後跳窗逃生,但不幸掉河裡淹死了。至此,叱吒一時的井岡山雙雄就這樣喊冤被害。

1965年,偉人回到闊別多年的井岡山,在八角樓,他想起了袁文才、王佐兩位戰友,深情的回憶說:「他們兩位是好同志,是左傾路線的犧牲品啊。」如果沒有當年的那一遭厄運的話,或許袁、王二人早就登上天安門城樓了。
當了解到袁文才、王佐的遺孀還在時,偉人當即囑託隨行幹部:「臨走前都見見,記得請兩位嫂子。」

歷史之所以具有歷久彌新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將往事迷蹤清楚地呈現在大眾面前。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悲劇,是時代造就的,你看,在他們死後,朱昌楷也被當成了AB團而慘遭殺害,這不也是歷史的另一種反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