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桂英,原籍富縣張家灣鄉黑水寺。小時候,因家貧給人當童養媳,受盡了打罵。後來陝北老區鬧起了紅軍,開始,我喬桂英給紅軍送信搞情報,後來便偷偷參加地下工作。1934年秘密加人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擔任邊區富縣黑水寺區婦聯主任。這是喬桂英在國民黨監獄裡半年多受到非人的折磨,視死如歸的一段回憶,現在也有教育意義。

地頭被捕
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區機關轉移到偏僻山區打游擊。農曆六月初十,駐在黑水寺的國民黨軍隊突然來掃蕩,王福英副區長帶游擊隊緊急轉移,讓我趕快去通知在教場坪鋤地的十多名婦女撤人山中。我剛跑到地里,國民黨軍隊已包圍上來,我和鋤地的十多名婦女全被抓去。
傍晚,我們被押到教場坪村,關在李常德家裡。敵便衣隊長將我們逐人登記後,便鬼頭鬼腦的打主意。我媽用拐杖擋住門口,不讓他進屋,被狠狠踢了兩腳。我見娘被打,便厲聲責問:「為啥打我娘?這裡都是女人,你進來想幹啥?」便來衣隊長惱羞成怒,指著我吼道:「你是共黨幹部!你們把這個女幹部看好,跑了誰也活不成!」便衣隊長走後,我見大家悶坐,有的很害怕,便對大夥說:「鄉親們放心,我絕不自己逃走,連累大家,天塌了我一人頂著!」
嚴刑拷打
第二天,敵軍把我們十多人送交鎮公所,那個便衣隊長將我押到一間小屋審問:「你是共黨黨員?共黨幹部?」
「我是老百姓!」
「你還嘴硬!」說著便指揮特務將我反綁吊在樑上,一邊拷打,一邊追問,我堅決不承認。便衣隊長便叫來保長的兒子安雙牛作證,他眯著小眼說:「誰不曉得你是婦聯主任,就認了吧!」我咬著牙不吭聲,特務們又打了一陣,我昏了過去。
吊打審訊持續了一天一夜,沒有結果。第二天,我們被交給了敵軍營部。營部又如此審問了兩天,還是沒有口供,又轉押到團部特務連,一進門就吊起來,外號叫齊閻王的敵團長親自審問,我被打得昏死過去,用涼水潑醒。直打得我滿身鮮血,皮開肉綻,昏死過去幾次,還是沒有口供。敵軍無奈,便把我放下來在大廟院開會示眾。

齊閻王對被逼來開會的群眾說「國軍來了幾十萬,上有飛機,下有坦克大炮,齊頭並剿,共產黨插翅難逃!我們對'俘虜'也是同樣寬大!」說著將當了叛徒的我後援會科長趙海成和同我一起抓來的李玉英叫到前邊說:「趙海成交代了他干過共黨自衛軍營長,受了寬大,給他吃好的,穿好的,還給錢用;李玉英交代了共黨的事,獎給布五匹,咖啡煙三條,鈔票一千元。喬桂英等是死是活,快作選擇!」趙海成哈巴狗似的搖晃著腦袋也來勸我投降。
我心裡有數,知道他們不清楚我是共產黨員,就冷冷地回敬了一句:「我不是共產黨叫我承認啥?」敵人又吼叫了一陣,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收場。
視死如歸
敵人仍不死心,晚上又抓我媽來勸降。媽一見我被打得渾身是傷,禁不住老淚縱橫。媽先替我梳理了蓬亂的頭髮,泣不成聲地說:「便衣隊在咱家地里把坑都挖好啦,說你再不說就活埋你呀!」我忙安慰媽說:「你不要傷心,真這樣死了也不丟臉,再過二十年又是個大姑娘。」媽媽擦去了淚水,說:「他們再打你,你就放聲大哭,讓媽聽到你還沒死!
勸降沒有結果,又連續審問了兩天兩夜,打死救活不知多少次,我只是咬緊牙關一聲不吭。敵軍無法,到第三天早上,把我和抓來的十多個婦女一起押上運糧汽車,說是拉到茶房處理。
到茶房後,我們被關在王德彪騾馬店裡,不給吃,也不給水喝。下午,一個排長開門喊道:「飯做下了,都吃個飽,吃了飯要送你們回老家!我一天沒吃沒喝,傷口絞心疼痛,喉嚨幹得直冒煙,心想死了倒痛快,也不去吃飯。吃完飯剛要押我們起身,那個排長跑來喊道:「齊團長有令,不活埋了,明天統統送延安!」
第二天一早步行往北走。天下著大雨,泥深路滑,雨淋得傷口鑽心疼,我又來了月經,血和雨水混在一起順腿向下流,每走一步都很艱難。押送我們的敵軍還不停地用槍托、木棍亂打,嘴裡不停地叫罵,嫌走得慢,就這樣走了七天才到甘泉。夜裡剛躺下,又把我押到縣府吊起來審訊。我昏死過去,也不知什麼時候回到牢房。
陰謀破產
從甘泉去延安,搭的是敵軍運糧汽車,押送敵軍也換了人。當天到延安,我們被押在市場溝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翌晨,滴水未沾,便提審我。姓蔣的特務隊長露出滿嘴金牙,惡狠狠地吼道:「我不信你這個娘們是鐵打的!」指揮特務將我兩個大拇指綁住吊起來,用馬鞭抽打。我被打死救活多次,還是一句不說,又被打昏過去,醒來時見隻身躺在一個空窯洞里。過了幾天,敵人見我能站起來路了,就押我到「俘虜」隊里,叫我認人。我看了一遍,搖頭說:「一個也不認識。」敵人的陰謀又一次破產了。
咬緊牙關
五六天後的一天中午,突然一個軍官走進牢房吼道:「喬桂英,今天是長官部審訊!」十多個特務押我走進審訊室,我心中暗暗叮嚀自己:「咬緊牙關挺住,不能給黨丟臉!」只見十多個打手圍著我步步緊逼:
「交代!」
「快交代!」
「是不是共黨分子!」
「還有誰是共黨?」
「我不是共產黨!也不知道誰是共產黨!」皮帶、皮鞭劈頭蓋腦打來,血從頭上流到嘴邊,我眼前一黑,昏死過去。一陣冷水潑澆之後,我從昏迷中恢復了知覺,我緊閉雙目,耳邊聽見有人說:「死了!」「笨蛋!不會打,長官部要口供,不是要死屍!」接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將我扔進一個土窯里。
在市場溝牢房關押著一百多名難友,每人每天只給吃一個熟玉米棒。敵人見硬的不行,又來軟的。一天,審問我的那個軍官又提我到一間客廳里,笑嘻嘻讓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開罐頭,嘴裡不停地說:「別再信共產黨那一套,國軍一來,他們都跑了,丟下你們受罪!你還年輕幼稚,交代了,用專機送你去享福!......」說著,打開了罐頭,又遞點心。見我坐著不理,又皮笑肉不笑地指著罐頭說:「你還沒見過吧?這是雞肉做的精粉,一勺能泡一碗,吃一頓一天不飢,香得很!......」見我仍無反應,便把臉一沉,露出了兇相:
「不識舉!」
「你是說不說?」
他掏出手槍朝桌上狠狠一摔,又冷冷地說:「這次給你改善改善生活,叫你嘗嘗當共黨頑固分子是啥滋味!」「來人!拉出去!」立即進來幾個彪形大漢把我架到另一間屋裡,按到在地,扒掉褲子,燒紅的烙鐵燒得皮肉吱吱作響,我大叫一聲,昏死了過去。
又施花招
不知又過了多久,我蘇醒了過來,見自己已回到牢房。戰友們圍著我,見我醒了,便問長問短。和我關在一起的延安市姚市長的媳婦看著我的傷口,含著熱淚安慰我說:「這是敵人的罪,也是你的光榮。要挺住,咱們的人一定會打回來!」
我和戰友們在牢房裡度過了秋冬,迎來了一九四八年春節,看守也換了。新來的看守廖隊長對我說:「你找來保人就放你!」我立刻意識到,敵人又在耍花招,企圖誘捕我黨同志,我立即斷然回答:「我在這兒沒熟人,找不來!」姓廖的不容分說,叫一個便衣特務馬上帶我去找。特務押著我在街上跑了一天,我還是那句話:「我不認識一個人。」敵人沒法,又把我轉交給特務連,關在三樓上,每天由連長雷行忠的太太引我到司令部營業飯館轉三趟,認吃我飯的人中有無熟人。如此一連二十多天,每次我都是搖頭,氣得雷連長大罵不休。我覺得這樣下去會出問題,便絕食。雷連長害怕了,趕忙回話說:「不出去可以,要吃飯,餓死了我拿啥向長官部交代!」
過了春節,槍聲離延安越來越近,敵軍很恐慌。又接連審訊了四五天,我只是呆坐不語。雷連長夫婦斷定我成了傻瓜,我趁機也故意裝傻。雷連長和太太一商量,便把我賣給一個飯館的廚師老曾,並要老曾和他們一起監視我。一天晚上,雷太太來老曾家約我去看戲,我知道這是特務拉我到公共場所去釣魚,裝病不去。敵人惱怒了,又把我抓去關了起來。
得到解救
1948年春,形勢劇變,敵人準備逃走,便把我們押上汽車南逃,走到嶗山被我軍截擊,義退了回來。過了幾天的一個晚上,敵炮兵團押我們步行南逃,沿途經常被我軍阻擊,敵軍邊打邊逃,也不記得走了多少天,才到達洛川縣吳家莊,我們被關在一戶群眾的窯洞里。
半夜時分,槍打得很激烈,窯洞外看守的兩挺機槍不停地射擊,只聽得「轟——!」「轟——!」幾聲手榴彈爆炸,看守的機槍不響了。窯外高處傳來解放軍的喊話聲「繳槍不殺!解放軍優待俘虜!」隨著喊聲,一挺機槍又響起來。我見此景,便站在窯洞窗口大喊:「別打了,我們都死不了!」有個看守兵過來舉槍要打我,另一個攔阻說:「到啥時候了,為自己留條後路!」又聽得「轟——」的一聲,關押我們的窯洞門窗開了個大窟窿。我猛地跑出去高喊「解放軍下來吧!」接著從窯背上跳下幾位戰士喊道:「不許動!繳槍不殺!」敵人投降了。一個解放軍戰士問我:「你是什麼人?」我回答:「是富縣被抓來的區幹部,叫喬桂英。」就這樣,我們被救了出來,隨解放軍又走了一夜,到了洛川縣城,我們被安排在縣政府大院休息。
在洛川,我見到了黑水寺區救援會主任曹子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延安地區副專員)。曹告訴我:「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部隊曾幾次沿路截擊搭救,都沒有成功,主要是怕打起來傷了你們。」下午,曹子遷、王特派員和郭景龍縣長還特地來看我,安排了我的生活,安排給我治傷。由於當時戰鬥頻繁,我又被敵人折磨得傷病纏身,不能隨隊。經組織同意,安排我和丈夫老曾到黃龍縣一邊開飯館維持生活,一邊養病治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