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毛主席最大的差距在哪？沒飛機干涉指揮，八個字剖析到位

前言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便進入了逐漸激烈的變動時代，如何帶領中國改變積貧積弱的舊面貌，推動中國歷史向前，成為了擺在當時無數愛國志士眼前最迫切的問題。

在中國上下為民族解放和人民獨立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誕生了數不清的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風流人物。

其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任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政治生涯橫跨中國多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最後，他率領國民黨反動派敗退台灣，為中國留下了一個至今還沒解決的歷史遺留難題。

此外，另一個關鍵性人物毫無疑問當屬毛主席。他是新中國偉大的締造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他用自己的遠見卓識和才智謀略，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軍事和建設思想，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徹底改變國家面貌和命運的願望。

一直以來，人們總拿蔣介石和毛主席做對比，就軍事素養方面來看，蔣介石和毛主席有什麼不同之處呢？他與毛主席的最大差距在哪裡呢？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三大戰略決戰見真章

縱觀毛主席的求學經歷，他從未真正進入過任何一所軍事院校接受過專業的教育，不過，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在日後成長為了一名偉大的軍事統帥，其軍事思想影響深遠，至今仍然被全球各國軍事領域的人才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毛主席在提到自己走上軍事道路並開始指揮作戰時，曾這樣說道：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自從毛主席率領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他便正式開始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一方面，他親自投身與敵人的戰鬥實踐中，另一方面，又不斷在戰爭中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通過這種方式認識自己行動的不足，最重要的一點是，將在戰爭中遇到的重要問題的解決辦法和原則提到一個較高的高度，甚至是將其作為日後作戰的原則和方向。

在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實事求是是其精髓。作戰時，毛主席總是力求能夠全面深入地了解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從而使得作戰部署和計劃能夠儘可能地符合當地情況。而不是僅僅憑藉著主觀想法瞎指揮，脫離實際的高談闊論只會帶來失敗：

「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適合情況，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1936年12月，經歷過五次反「圍剿」行動、長征等生死考驗的難關後，毛主席寫下了關於如何正確指揮作戰和具體實行過程中應該做什麼的思考，他明確指出：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

與此同時，毛主席還強調認識和了解情況的過程存在於作戰的每一個環節中：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主席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12年後，三大戰略決戰時，他作為解放軍最高統帥便是這樣踐行和指示作戰的。

1946年蔣介石悍然撕毀《雙十協定》，主動挑起內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克服一切困難，運用各種靈活有效的作戰戰略，兩年時間裡，消滅了大量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到1948年時，雙方的力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戰爭初期，國民黨擁有430萬兵力，而解放區人民軍隊兵力只有127萬人，雙方總兵力對比是3.4：1。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還有海空力量支援，裝備有先進的美式武器，反觀解放區人民軍隊，裝備多是繳獲的日、偽軍的步槍，還有少量的火炮。

而在經濟方面，國民黨掌控有幾乎所有大城市和全國的交通路線，工業、人力、物力等資源豐富，而解放區依靠的幾乎全是傳統的農業經濟，工業很少。

因此，1946年到1947年間，毛主席在對比雙方實力後，作出了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先後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確定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人民軍隊作戰的主要目標。

經過一年的作戰，形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到1947年7月，國民黨軍隊數量已經從開始的430萬下降到了373萬，而解放軍的總兵力則增長到了195萬人，與此同時，武器裝備也有了極大改善。

在這一背景下，黨中央毛主席根據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決定發起全國性反攻，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也從戰略防禦階段轉為了戰略反攻。這一變化，正是適應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作出的正確判斷。

隨著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一舉插入敵人的戰略縱深地區，人民解放軍也正式拉開了戰略反攻的序幕。毛主席曾對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階段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

「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此後，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戰略決戰，徹底掌握了戰場主動權，讓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軍隊陷入崩潰。

在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指揮下，這三次重要的戰役看似分散孤立，各不相干，但縱觀全局，它們之間環環相扣，互為照應。從這一點便能夠看出，在三大戰役開始前，毛主席心中就已經有了通盤籌劃的部署計劃。這一點古今中外，能做到的人恐怕寥寥無幾。

在毛主席指揮的戰鬥中，只要細細觀察便能發現，他從不曾把軍事單獨孤立出來過，始終將其與經濟、文化、政治等各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考慮，在這一基礎上作出戰略決策和判斷。

而蔣介石則完全相反，儘管他曾先後進入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但在他的一生，他最擅長的還是政治權術，軍事指揮才能並未有何高明。

對此，周總理就曾非常直白、直接地發表過對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的看法：

「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為一個戰略家則或許好一點。」

「他的政治意識比軍事意識強，這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

知人善用，大膽放手讓前線將領指揮作戰

一直以來，許多專家和軍迷多次對國共勝敗的原因進行分析，並樂此不疲地繼續研究。其中，最有趣的一個觀點認為，毛主席和蔣介石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他沒有飛機能夠讓他飛去前線干預將領們的指揮。

這句話雖然是句玩笑話，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也是蔣介石與毛主席最大的差距。毛主席知人善用，用人不疑，大膽放手讓前線的戰士們去指揮作戰，從不獨攬大權，強制他們聽從自己的命令。

三大戰役中，中共中央已經集中在了西柏坡，毛主席就是在這裡，在全世界最小司令部里，向前線發出了一封又一封電報，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在軍事指揮上，他十分重視前線將領們的意見，經常與他們進行交流，並認真聽取和考慮他們的判斷和意見。

淮海戰役中，粟裕在濟南戰役即將結束之際，便向中央軍委發去電報：「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次日，毛主席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去複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

在華東野戰軍分割包圍黃百韜兵團時，駐紮在大別山的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向中央軍委發去致電，提出截斷徐、蚌間鐵路，隔斷孫元良兵團、會攻徐州之勢。三天後，毛主席便發來致電，提出了在宿蚌地區作戰的兩個方案，並表示「何者為宜，望酌復。」

類似這樣的電報還有很多，這些重大戰役背後的設想，是在中央軍委毛主席和一線將領們的反覆磋商後才確定的。在決策已經確定但戰場形勢變化、情況緊急的作戰環境中，毛主席甚至要求前方將領「臨機處置，不要請示」。

就這一點，蔣介石就比不上。從他發往前線的電報里便能看出些端倪，「務必」、「特令」、「限於」等言辭，對一些頗具軍事指揮才能的將領，他也毫不客氣：「倘有延誤，決按軍律從嚴懲處，不稍寬待」。

實際上，對於蔣介石的這一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國民黨中，派系林立，他的命令一出總統府恐怕就會成為一張廢紙，即便是用言辭如此嚴厲的命令，恐怕他手下的大多數人也敢陽奉陰違，執行起來恐怕不會有什麼效果。

在指揮作戰失敗後，蔣介石卻多次將原因歸結為意外，甚至還「默禱懇求上帝默佑」，在渡江戰役前夕，他又寫道「對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惟一要務。」這時，他已經無計可施，不知道要如何阻止渡江，只得籠統地寫下一句「惟一要務」慰藉自己了。

對於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李宗仁曾在回憶錄中寫下了這段十分中肯的評價：

「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

「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里，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

從這一對比中，便能看出毛主席和蔣介石在統御能力方面的不同。

蔣介石依靠金錢、地位、名利甚至是暴力，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帝國，在這裡，只要陰謀權術玩弄得當便能平步青雲，升官發財。而毛主席呢，全黨上下對他的擁護是出於真心，是從心底里的敬佩。

中國共產黨的成員來自全國各地，有著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即使存在不同的聲音，但在推舉毛主席擔任領袖一事上，所有人的觀點都一致，即使是曾與毛主席有過衝突和意見的人。

他的人格魅力、戰略眼光和組織能力有目共睹，在每一次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總能帶領黨找到正確的方向，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向前。

1947年國民黨向延安發起進攻後，毛主席、周總理和任弼時率領八百人的隊伍轉戰陝北，在當時的緊張局勢下，中共中央的領導是高度集中的。後來，周總理在談起這段崢嶸歲月時，也曾這樣說：

「在中央只有三個人，毛澤東、周恩來與任弼時同志。所謂中央，就是這三個人嘛！」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也曾說：

「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後，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指揮了全國的戰爭。」

全黨全軍上下之所以推舉毛主席擔任領導，這與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王明、博古在中央蘇區期間，毛主席被排除出了中央決策之外，對此，他依然兢兢業業，繼續為黨的革命事業奮鬥。

單能做到這一點就足以讓人刮目相看了，許多人能上不能下，被不公平對待後，常會消沉、滿嘴怨言，甚至是背叛、搞破壞，而重新得勢後，又會睚眥必報，對曾經反對之人加以報復和迫害。但毛主席恰恰相反，在這一點上，他充分展現出了一位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自紅軍踏上長征之路以來，中共中央許多成員也都曾反對過毛主席，但毛主席卻多次不厭其煩找他們談心，陳述利害，之後，殘酷的現實也讓他們認清了現實，開始支持毛主席。

遵義會議後，毛主席重新擁有了軍事指揮權。在處理一些其他聲音的對策上十分成熟。張國燾分裂中央的陰謀失敗後，當時，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都受到了審查，毛主席在了解情況後，認為他們是受到了蒙蔽，提出要以團結為主，不能打擊報復。因此，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都沒有被張國燾一事連累。

毛主席曾將這一時期稱為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刻。但即使如此，他始終保持理智，實事求是，核實並弄清事情經過，做出最合適、最正確的抉擇。

信任也是一種戰鬥力，毛主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能在合適的位置安排上合適的人選，並大膽下放權力，知幹部、用幹部、信幹部。實行真正的民主，從不獨攬大權，在抗日戰爭中，他曾表示，黨組織應該向全國發展，培養越來越多的幹部，領導者不能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

堅守底線和原則，果斷亮明態度拒絕二次調停

相比於蔣介石玩弄政治權術，甚至借美國支持實現統治，毛主席則始終堅守著自己和國家的底線，堅決表示「中國人民的事要我們中國人民自己解決。」

1949年初，三大戰役告捷後，一個新的、更複雜的問題又出現了。

蔣介石明白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之勢已經勢不可擋，這時，為了贏得喘息時間，伺機再起，他請求蘇、美、英、法介入調停內戰。對此，中國共產黨在對全國革命形勢仔細考量後，果斷拒絕了調停。

對於蘇聯方面同意調停一事，毛主席曾直言不諱地批評說：

「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斯大林說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

後來，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米高揚來到中國後，再次意識到了毛主席堅定地「打過江去」的態度，而留在中國觀望的司徒雷登也告訴美國：「毛主席已經空前清楚地說明了中國最高領導的立場」。

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的干預，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始終堅定最初的作戰原則和方向，在面對「和平共處、劃江而治」這一荒謬的建議時，他毫不猶豫果斷拒絕，這是基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作出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