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14:30:37 歷史 1636

□曲延科

王日新任職期間，勸農桑，輕徭薄稅；訂鄉約，興利除弊；建義冢，使貧民有墓葬之地，令枯骨蒙恩；建學田，師生飲惠；建義校，培養本地士子。對於本地寒門學子如於珂、嚴可像、祝封等不下數十人終歲不責束脩。

崇禎15年（1642年），清兵入侵寧海州，州城全面淪陷。王檟眼見保城無望，悲憤交加，遂書「烈士殉身，視死猶歸」八個大字，慨然自斃。隨之，其家族庠生王居微、王嗣熙、王在鎬、王希誠及子王錫、王檟叔弟庠生王樾、王棅（時17歲），先後戰死。王檟母孫宜人及庶母太君周氏、太君孫氏、張氏及丫鬟僕婦、家人計300餘人亦殉難。

王樞性格爽朗，言談豪邁，行為和睦規矩，士皆奉為君子。結束流浪歸家後，正值改朝換代，公私多故，族、州、郡及四方人士，凡有大事，皆徵求其意見，決定緩急取裁，是州內不可或缺的人物。

西門裡王氏家族是膠東的名門望族，其先祖自明洪武二年定居寧海州後，世代尊儒重教，修身齊家，至清代，基本形成了一套以敦宗睦族、忠勤報國、儉樸良善、潔己愛民等為主要內容的良好家風。下面我們通過明末清初其家族三位成員的人生經歷，來領略他們如何涵養家風的故事。

通判王日新

言傳身教樹家風

王日新，字緝甫，號曉川，生於明嘉靖27年（1548年）。萬曆年間，歷任山西大同府馬邑縣（今山西朔縣境）知縣，河間府（今河北河間縣）糧馬通判，山西大同府南路、中路督糧通判。

據《牟平西庭王氏家譜》載，王氏家族良好家風的形成，是從王日新開始，而他的成長則是受到他的父親和兄長的影響。其父王爵，字天祿，號直庵，鄉飲大賓（鄉飲是封建社會州縣政府組織的一種慶祝豐收尊老敬老的宴樂活動，民眾推薦有崇高社會威望之人為鄉飲大賓）。王爵是有名的「善人公」，曾在北京做過生意，樂善好施，時常周濟貧苦鄉鄰。每遇青黃不接或災荒之年，他都要在老宅門前的一棵大槐樹下支起粥棚救濟饑民，前來喝粥的人們都習慣把自己的草帽掛在槐樹枝上，遠看白花花一片，像一道美麗的風景。此事在王日新幼小的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王日新兄弟二人，兄長名德新，字一川，其德才兼備，任容城、新安知縣時，民國版《牟平縣誌》稱其「清正有聲，德隆望眾」。日新幼時受教於兄，訓課有成，六歲即能文。童試時，登州太守劉自化擢其為八縣之冠，並聘為登州府學堂老師，與其子劉復初同為講學（劉復初後中進士）。

王日新自小孝順，凡出門必告其母。去登州府童試，牽母衣襟，垂涕不忍離去。在登州，「講學所得束脩（學生以物品抵學費）悉數奉於母前，以博其歡」。己卯（1579年）到省城應試，接家報母病，太守劉自化勸其大考不易，等考試結束再回家探母，弗聽，棄考痛哭呼號而歸，日夜守候母前，侍奉湯藥。母病故，其九日四餐，體瘦骨立，倚廬泣血。人盛稱其孝，劉自化遣文寧海州府表彰其門。

萬曆癸未（1583年），35歲的王日新由貢生（從廩生中選拔文行優秀者，貢入京師，稱為貢生））授馬邑縣令，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馬邑縣窮鄉僻壤，土瘠民貧，累年欠賦，號「難治」。其任職期間，勸農桑，輕徭薄稅；訂鄉約，興利除弊；建義冢，使貧民有墓葬之地，令枯骨蒙恩；建學田，師生飲惠；建義校，培養本地士子。對於本地寒門學子如於珂、嚴可像、祝封等不下數十人終歲不責束脩，一時貧子率多蔚起，時為俊髦。其半天處理公務，半天給諸生講學，一年四季，堅持不輟。此前，馬邑縣120餘年無一人科第，自其上任後，大比之年有30餘人上榜，賈漢卿、霍錢、霍英、崔元升、王道純、蘇恭、趙田芳等「文行拔萃，皆相斷為廉吏」。其中趙其學、趙田芳考為舉人，霍鍈進士及第，後升江西道御史。

其嚴令下屬省刑惜費，清廉為民，並定期巡查，如有違者，嚴懲不貸；對所有案件重新詳查，平反王萬秋死獄案等二十餘起，民直呼其「青天」。王日新任馬邑縣令7載，政簡刑清，民漸富庶，士民稱道。山西總督蕭大亨見而色喜，於萬曆15年（1590年）擢其為河間府別駕（即通判，分掌糧運、督捕、水利等事務），後因其熟悉邊務，且馬邑縣吏民極力挽留，便讓他任職大同府南路督糧通判，仍駐馬邑。

萬曆26年（1598年），日新奉命攜帶數十萬兩銀子去江南置辦花紅（辦喜事需要的插花、掛件和服裝）。當地有一市霸名項忠，依靠撫院父親之勢，對日新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讓購置其貨物。其時，隨從皆感危險，下屬也「泣涕環訴，力勸認購」。王日新正氣凜然，竟不為所動。後來，其在集市上採買了物美價廉品質上乘的貨物，節銀二萬餘兩，開載明細，一一上交，無一入私囊。巡撫房守士盛讚之，將其調任大同中路，同時與兵憲陳所學、糧儲郝大猷等聯合上疏舉薦。其時，萬曆帝朱翊鈞因給自己修陵墓橫徵暴斂遭群臣反對，正賭氣多年不上朝理政，對於官員政績如何並不理會，對提拔官員更不上心，但對於王日新為朝廷節銀2萬餘兩倒是大加讚賞，批曰：「品格孤高，萬金不足以奪其節。」

萬曆29年（1601年），因水旱災交替，蔚州、渾源一帶秋作物絕產，饑民遍地，農民發生暴亂。巡撫、總督問計於王日新，日新置布袋一萬四千條，以奇謀過紫荊關，於易州等處糶得糧食，親行賑恤災民，軍民歡聲雷動。

王日新身兼數職，科理荒政，敝精竭神，正當之年竟積勞成疾，漸漸體力不支，不得不要求退休。消息傳出，民眾痛之，上司惜之，吏民挽留再四，然其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日新自馬邑縣後，11年里職務三遷，所到之處，皆德聲滿滿。萬曆30年（1602年）4月，回歸之日，諸當道皆書幣惜別，撫台黃吉士不遠千里施幣慰問。雲中（今大同市舊稱雲中附路）「百姓頂香禮拜，扳轅號泣百餘里」。

王日新任職期間，很重視家風涵養，時時不忘對家人和子女嚴格要求。每寄家書，只有一二兩銀供家用，並告訴二子，發奮讀書才是正路。他給兒子的一首詩「買書頻滴淚，千里寄兒讀。毋為無所遺，傳家唯此物」，長期在家鄉流傳。其居家十分儉樸，為官近20年，家中未增加半畝田地，只西街舊舍稍增數椽。歸家後見家鄉常因災歉收，還抱病召集族上富裕戶王豪、王衍、王其富等二十餘家，捐資集義田，以備荒年賑災之需。

王日新歸家不足百日，於萬曆壬寅（1602年）8月6日離世，享年54歲。王日新一生清正勤勉，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吏民稱其：「賦性深仁厚澤，忠直伉爽，居鄉朴茂，義不苟取，服官廉而有干，所至有政聲，至其憂國奉公，尤耿耿如青天白日。」去世時，士民無不號泣，四方吊者絡繹不絕。在王氏家族，王日新贏得家族成員普遍尊敬，也為家族樹立起一派好家風。

舉人王檟

大忠大義為楷模

王日新原配李氏，33歲病逝，遺一子居敬，繼室巨氏，生一子居孜，兩子延續家風，苦心耕讀。到了日新的第三代，王氏家族又出了兩個在社會上頗有影響的人物，一個是居敬之子王檟，一個是居孜之子王樞。

王檟，字芝房，別號龍鏡居士，萬曆戊午（1618年）舉人，考授知縣。

王檟中舉後，是家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繼承先輩治家之道，延續良好家規家風。其為才子，工筆墨，深得羲獻（王羲之、王獻之）筆法，其草書名傾於世；雅好古文辭，著有《禪隱齋集》《龍鏡山房全集》《元暢齋》《酣齋》《憤齋》諸集及《避居草》《南遊記》等；往來皆名士，與州里曲洪瀾、呂鴻才、沈端門、呂吾與、宮應蛟、賀鑒湖等朝夕相處，作文字交，與蓬萊張琪草，昌陽（古萊陽）宋玉仲、玉叔、姜如須、姜如農等往來百里之外，「傾蓋酬唱，名噪於世」。

王檟更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忠義之士，其錚錚鐵骨，崇尚忠義名節。崇禎5年（1632年），明叛將孔有德「琚登（州）圍萊（州），7月沒有破城」，王檟盛讚萊州知府朱萬年：「以扶天捧月之忠，臨戌決策」（《代賀朱撫台復登凱序》）；孔有德叛軍偷襲養馬島搶掠軍需，時屯兵寧海的登州代總兵吳安邦畏戰，知州李鳴環自設奇謀，一舉擊潰叛軍，使寧海州免遭塗炭。李鳴環還摘錄先哲格言警句集成書卷，名《忠義同心疏》，為警醒自己，亦用以教誨士子。王檟特為《忠義同心疏》作序，高度評價李鳴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滿腔忠義固己醒，滿腔忠義盡於人」的大忠大義；廣東大埔人饒登崇禎7年（1634）任寧海知州，因得罪上司左遷（降職），王檟憤憤不平，云：饒登「族甲嶺南，忠貞世篤（饒氏為大埔望族，一門六進士，十代九大夫），自潮海至牟海，任知州四年間，一直為寧海的安危憂心忡忡，修城池，學廨，儲峙，器械，以至金、威、奇三城。他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卻不拿公家一寸布一粒糧，勤政為民兩袖清風，這樣忠君愛民的好官，為何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繞老父母贈別言》）」；其含悲命筆，深情地為去世後的萬曆己丑（1589年）進士、監察御史城南門裡人俞價寫下墓志銘，為人們留下了一位不畏強權、剛直不阿、敢言直諫的包公形象。

崇禎15年（1642年），發生了清兵入侵寧海州的癸未之亂。面對外敵入侵，王檟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用生命詮釋了他忠貞的一生。

其時，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統兵伐明，2月，其一部進入膠東東部，2月11日，突然兵臨寧海州城下，開始攻城。面對外敵入侵，寧海衛1600名士兵與州府官員率領的數千民眾與清兵展開了殊死搏鬥。王檟率家族男丁協防西城門，敵兵攻城甚急，「守陴（城垛）欲潰者屢矣，賴以坐鎮」——城頭多次差點被攻破，多虧有他坐鎮。然而，堅固的城牆和龐大的守城隊伍並沒有阻擋住強悍清兵的進攻。2月12日五更時分，清兵架設雲梯登上城頭，守城軍民與清兵展開了慘烈的廝殺和巷戰。城內刀槍並舉、血肉橫飛，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至黎明時分，州城全面淪陷。知州、州同、吏目、衛都指揮、指揮僉事等主要軍政官員全部戰死，大批軍民遇難。王檟眼見保城無望，悲憤交加，遂書「烈士殉身，視死猶歸」八個大字，慨然自斃。隨之，其家族庠生王居微、王嗣熙、王在鎬、王希誠及子王錫、王檟叔弟庠生王樾、王棅（時17歲），先後戰死。王檟母孫宜人及庶母太君周氏、太君孫氏、張氏及丫鬟僕婦、家人計300餘人亦殉難。

癸未之亂，人們震撼於王檟及其滿門的忠貞義烈，也為王檟生前沒有得到朝廷的任用而惋惜。民國版《牟平縣誌》稱其「抱奇節未得一展」。乾隆年間膠東著名鄉邦文人宮卜萬《牟平遺香集》云：王檟「多有慷慨救時之論，卻未獲任用」「懷書數上，未獲一售。」然而，王檟從弟王楓卻說：「吾兄胸中有天際物外想，而其性情之所至，非介介於得志不得志者所能與也。」王檟大忠大義的品格，內化於心，外化於形，深深地影響和感染著族人，以至演變為家族集體品格進而形成家風。癸未之亂，族人300餘人慷慨赴死，絕非偶然。

之後，州民將王檟與叔弟王棅及族人王在鎬等崇祀忠烈祠或忠孝祠。

郎中王樞

傳承家風濟蒼生

王樞，字芝斗，別號拱如，王居孜子。清順治丁亥（1647年），由貢生考授宏文院中書舍人，擢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升郎中。

王樞兄弟四人，其為長，三弟依次為王楓（廩生）王樾（庠生）、王棅。崇禎13年（1640年）父喪，其率諸弟侍養孀母，讀禮之餘，四人互為師友，研習書法。癸未之亂，城破，其母孫宜人及樾、棅兩弟皆遇難。王樞有倖免死，「清兵稍退，冒刃喋血，檢收家人遺骸於瓦礫狼藉之中」。

王樞目睹了清兵的野蠻和殘忍，集國難家仇於一身，對於新建立的清王朝極其抗拒。清朝建立之初，其以反對剃髮令為由，離家外出流浪，直至清政府褒揚寧海州癸未之亂死者諸公時，才在族中長輩的開導勸說下，回到故里。

癸未之亂之前，王樞亦屬寧海州一流人物。其性格爽朗，言談豪邁，行為和睦規矩，士皆奉為君子。結束流浪歸家後，正值改朝換代，公私多故，族、州、郡及四方人士，凡有大事，皆徵求其意見，決定緩急取裁，是州內不可或缺的人物。

其與清王朝心存芥蒂，對於追求清王朝的功名不以為然。清初乙酉（1645年）秋取士，不第，冬以拔貢入國子監，丙戌（1646年）參試京帷，復不第。次年，預考中書，才入選中書舍人（掌管皇帝詔令、侍從、宣旨的官員）。

進入中書省後，王樞思想有了些變化。「為官者應惠政為民」是王氏家族的家訓家風，自己即便不為功名利祿，也應有兼顧蒼生之心，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多為黎民百姓做事。於是，其一改敷衍心態，開始振奮精神，勤奮工作。因常與滿人打交道，知滿文之重要，便自學滿語，讀滿文。其「刻苦自勵，通曉以精，超越諸多久經教習者，由是，才名益籍，名滿內閣」。

順治5年（1648年）9月，王樞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作為隨軍翻譯，隨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征湖南，掃蕩活躍在湖南一帶的李自成親侄李過、妻弟高一功率領的起義軍殘部與南明聯軍。

王樞知道這是一場硬仗。李過與高一功都是李自成起義軍主要將領，與李自成同生死共戰鬥15年，清廷於順治2年一年中「招撫」李過六次，都是「人信不還」，他們決心與滿人死戰到底。李自成死後，他們率起義軍殘部歸順南明政權，組建忠貞營，與明總督何騰蛟、總兵馬進忠、陶養用等在湖南聯合抗清。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是滿清著名戰將，曾與睿親王多爾袞共同輔政世祖即位，此刻其兵精將廣，躊躇滿志，勢在必勝。王樞雖然同情起義軍，但很清楚，起義軍已是強弩之末，要想戰勝如狼似虎的清兵已無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自己所能做的，只有利用作為翻譯的便利條件予以周旋，盡量減少漢人犧牲。

濟爾哈朗率大軍10月下山東，第二年正月入湖南，其分軍進擊，勢如破竹，拔湘潭，取辰州，克寶慶，連破南山坡、大水、洪江諸路兵凡28營。至7月，已下60餘城，忠貞營兵敗，李過、高一功遁走廣西。濟爾哈朗蕩平了湖南，順治7年正月還師。

這一年，王樞居功至偉。因清朝新立，民眾抗拒，滿漢語言不通，軍地矛盾一觸即發，多少次「蓋生死懸於呼吸，榮辱判於指項」，全仗其從中周旋，才避免了「玉石俱焚」。因他出面，「民全其命，史存其體」的事件數不勝數。

濟爾哈朗凱旋而歸，王樞翻譯有功，即擢升為工部虞衡清吏司（工部四司之一，專掌製造各類器物、稽核軍裝等）員外郎，第二年又晉陞虞衡清吏司郎中（司的長官）。

此時，王樞逐步融入新朝。順治9年（1652年），朝廷任命其為欽差大臣，去龍江關處理關務。龍江關是今廣東順德九江一帶海關的總稱，其經濟發達，商賈雲集，是朝廷重要稅源之一。王樞到達龍門關後，革陋例，平商賈，讓利於民，開拓市場，並制定了一系列新規。兩年後，改革初見成效，「稅裕課平，商賈今猶德之」。

順治11年（1654年），王樞因多年處於南方潮濕之地，導致耳竅失聰，經多方醫治無效，便主動請求致仕回鄉。

王樞退歸林下20年，儘管耳疾較重，州郡重大事務，仍邀其參入決策。其針對寧海州「征比」（錢糧徵收），糧總、里長操徵收之權、任意魚肉百姓的混亂局面，在給知州的信中建議，州府應按七年一周期，根據上級下達的任務，制定徵收計劃，各戶按地畝銀數一一照定例填寫由單（官府給各戶的任務清單），由單發至各戶，年年照此繳納，「如此則展卷瞭然，里長不得不用心急催，而里長無權，花戶自不肯賄賂里長以求少納，不惟良善得安，而老父台亦可收上考之效矣！」他的建議得到州府的認同並採納，「征比」遂走入正軌。康熙11年（1672年），知州楊引祚編撰《寧海州志》，又邀其為主撰。

王樞於康熙12年病逝，享年61歲。戶部尚書福山進士王騭為其書寫了墓志銘。

原文發表於2022年10月20日《煙台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