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斌：毛主席批駁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三例

編者按：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批駁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中堅持、發展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中不斷前進。這具體表現為：在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堅持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理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批駁民粹主義思潮中堅持唯物主義歷史觀，闡發馬克思主義農民觀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闡釋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毛澤東對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批駁為我們以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以真理精神捍衛馬克思主義樹立了光輝典範。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為了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毛澤東在研究、比較和甄別紛繁蕪雜的社會思潮和發展路向後，逐步認識到只有「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才能救中國於水火、救民眾於危難。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毛澤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很快「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矢志不渝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闡釋者、捍衛者、踐行者、發展者，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在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鬥爭中，毛澤東不僅揭開了它們偽善的面紗，還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新篇章，樹立了堅持、發展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典範。本文以毛澤東對基爾特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為範例，來領略毛澤東的批判風采、原則立場和理論貢獻。

一、在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中堅持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各種社會思潮波譎雲詭、交鋒激烈，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Socialism）是20世紀初萌生於英國的一種反對暴力革命、排斥國家控制、鼓吹改良道路、實行生產自治，主張通過工人行會的力量來改變資本主義國家性質的一種思潮。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有阿瑟·約瑟夫·彭蒂、塞繆爾·喬治·霍布遜、貝蘭特·羅素等，他們鼓吹政治、經濟二元論，反對大規模的現代化工業生產，排斥不斷擴張的國家控制，主張對經濟進行溫和改良，企圖割裂政治與經濟的聯繫以恢復到中古時代的經濟組織形態，實現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自由。實際上，這是一種披著社會主義外衣欺騙工人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思潮。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張東蓀、梁啟超、張君勱等人藉助《解放與改造》《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期刊廣泛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唯一病症是窮，救治的方法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實業」。為此，他們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主張溫情主義、反對勞農專政、推崇勞資協調，並藉助基爾特社會主義排斥馬克思主義，以鞏固「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地位」。這對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帶來了極大的思想障礙。正是洞察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空想性、保守性、溫和性的特點，毛澤東利用已經掌握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觀點將其定義為空想的共產主義、溫和的理性主義、保守的改良主義，認為它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當前問題，只有發動社會革命、改變生產制度，才能挽救中國於危亡。

第一，在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空想性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從本質上講，基爾特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調和的產物，具有嚴重的空想色彩和烏托邦性質。一方面，基爾特社會主義過分強調個人意志和自由，主張調和國家管理權和行業自治權，即下放國家權力以避免國家專制，上調行會權力以獲取充分自由，實現國家和行會權力的二元平衡。另一方面，基爾特社會主義強調國家有至高無上的特殊權力，希望國家能直接參与、協調和干涉行業間的生產、競爭和衝突，但是它只「希望國家用『精神的領導』（spiritualleadership），而不用強力來行使他的職權」。無論是「二元權力平衡論」還是「國家的精神領導論」，它們都帶有嚴重的理論缺陷和空想性質，國家和行會無論怎樣調和，都不可能實現兩者的絕對平等，也不可能消除國家的傳統功能，其結果只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正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毛澤東敏銳洞察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空想性，並尖銳地指出，它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沒有自己肯收場的」，關於中國這個「地盤內的情形」，靠改良是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是不行的」，利用資本主義振興中國實業更是行不通的。在研讀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等著作後，毛澤東深受馬克思主義啟發和感染，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可以說，毛澤東之所以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空想性並加以批判，這與他已經掌握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分不開的。

第二，在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中堅持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理論。試圖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發實業、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但是，在軍閥混戰、政權動蕩、思潮橫生的近代中國，僅僅依靠資產階級性質的溫情主義改良道路是無法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還認為改造國民精神是「今日中國之急務」，如果「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質方面的經濟組織是不能改造的」。為此，張東蓀提出了通過「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國民精神的主張。對此，毛澤東進行了嚴厲批駁：「現在學校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發展這種教育無疑是用資本主義改造國民，勢必會營造傳播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氛圍。毛澤東認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主張的路徑只能當作輔助手段，而不能把它作為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主要方式。要從根本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就必須走一種超越改良主義的新路，即發動俄國式的暴力革命，因為暴力革命「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這正如恩格斯所言：「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用改良的方式尋求中國的出路是可以的，但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暴力革命才是必由之路。在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下，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明確提出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式解決中國當前問題，並得到與會者多數人的支持。歷史充分證明，採用「大規模改造」的方式，發動工農聯合的暴力革命，才是近代中國走出困境的唯一正確道路。

第三，在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性主義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隨著五四運動不斷深入，近代中國也進入了「西學東漸」的轉型期，西方的理性主義對我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上產生了深刻影響。張東蓀就深受理性主義影響，他指出：「理性在我們身上，把握即在我們身上」。為了達到用基爾特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目的，張東蓀過分誇大理性的作用，一味地鼓吹科學社會主義「絕沒有理性那樣力量大」。但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具有嚴重的保守性，因而它只囿於改良而不訴諸革命，這也是理性主義使然。為了遏制理性主義浸染下基爾特社會主義對中國民眾的消極影響，毛澤東積極投身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他先後創立了長沙文化書社、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湖南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向中國先進分子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只有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大旗樹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為了幫助新民學會會員認清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本質，樹立走俄式革命道路的信念，毛澤東一方面嚴厲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真正實現了批駁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與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機統一。在毛澤東的不懈努力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在新民學會內部秘密成立，一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被發展進湖南共產主義青年團，這不僅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吸納了先進分子、奠定了組織基礎，也為我們黨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掃除了思想障礙。毛澤東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批駁，深刻彰顯了一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理論素養，也為苦悶彷徨的中國民眾指明了前進方向。

二、在批駁民粹主義思潮中發展馬克思主義

（Populism）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政治思潮，儘管它在概念上具有「尷尬的不確定性」，但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下，它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種類多樣，其中俄國的民粹主義對我國影響最為嚴重。這種民粹主義源於俄國「民粹派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陷入了對俄國農民及其村社組織的極端浪漫化的想像」，即依靠俄國農民直接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強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在討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是否需要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時，黨內有些同志認為我國可以直接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從當前的社會形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因而在對待生產力問題上心存急躁和冒進情緒。對於黨內出現的這種思想傾向，毛澤東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立場以清醒的邏輯思維和高超的理論素養深刻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任務是解除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保障「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為了避免民粹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侵害、對中國民眾的滋擾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毛澤東深刻剖析民粹主義的特徵、闡明民粹主義的危害，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在批駁民粹主義的唯心史觀中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新民主主義社會要不要發展資本主義。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不顧中國實際堅決抵制一切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發展道路，要求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正如毛澤東所言：「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究其理論根源，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思維決定存在的唯心史觀，它否認推動社會發展要有與之適應的經濟基礎，認為「歷史並無預定式樣，並無『腳本』」，任何時空都能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為了防止民粹主義的消極影響在黨內進一步擴大，毛澤東列舉了俄國民粹派的實例並對其進行了嚴厲批判：俄國民粹主義者試圖通過農民、藉助村社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想法，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我們要把是否根據生產力的水平決定要不要充分發展資本主義作為判定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根本標準，而不是簡單依靠經濟或社會性質來判斷。為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當前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在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剖析中國實際問題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步走」的發展策略，如果「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由此可見，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提出的充分發展資本主義以提升我國生產力的重要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否定，而是對俄國民粹主義的超越，是對唯物史觀的堅持和創造性運用。

第二，在批駁民粹主義的英雄史觀中闡釋馬克思主義農民觀。民粹主義者認為，俄國農民人數眾多、社會理想明確，具有佔有土地、村社自治、言論自由的權利和集體勞動的習慣，這為俄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提供了機遇和可能。因此，他們把俄國農民視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和社會變革的歷史主體，主張依靠農民的力量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這種認識是嚴重脫離實際的，他們不僅高估了當前俄國農民的理論覺醒和政治覺悟，還忽視了新興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為了避免這種錯誤思想在黨內蔓延，毛澤東批判了俄國民粹主義的英雄史觀，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農民觀，為黨內深受民粹主義影響的黨員正確認識中國農民問題廓清了思路、劃定了界限。毛澤東高度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為此，他把農民當作革命的同盟軍、主力軍和決定性力量。但是，深受小農經濟影響的中國農民思想保守、落後、自私、散漫，如果不加以教育是不會自發產生社會主義思想的，也不會自覺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這正如列寧所言：「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把農民當作社會主義者，據此來制定我們的社會主義計劃，那就是把這種計劃建立在沙灘上。」儘管農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和決定性因素，但他們的「弱點」決定了他們不能自覺地成為革命主體、獨立地發揮政治作用，因而必須要靠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在農民觀問題上的根本分野。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與中國農民的革命力量有機結合起來，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農民觀的賡續和創新。也正是以此為依據，毛澤東痛斥了黨內出現的民粹主義思潮，匡正了國內農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實現了對俄國民粹主義的超越，為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樹立正確的群眾史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三，在批駁民粹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中闡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分配原則。要求絕對平均是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它注重的不是機會均等，而是結果均等，這種錯誤傾向很容易使小生產者的農民和農民出身的黨員受到影響。民粹主義者把農民看作天然的社會主義者，他們試圖以小農經濟的標準來發展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毛澤東指出：「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這種「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絕不是社會主義，這「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恩格斯曾指出：「一個社會的分配總是同這個社會的物質生存條件相聯繫。」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歷史時期才有可能談論徹底消滅收入差距，在生產力還沒有發達到同時滿足所有人需求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是無法實現的，在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革命戰爭年代更是難以做到。為了糾正國內出現的這種思想傾向，毛澤東提出必須反對一切毫無根據、毫無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當前這個階段只能「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進行分配，並警示黨員決不能沾染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此外，毛澤東還提出通過教育的方式把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果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傾向的批駁，毛澤東闡述了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讓民眾認清了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分配問題上的對立。如果不及時遏制民粹主義中絕對平均主義對民眾的影響，極有可能發生以無償沒收、暴力搶奪社會財富的手段來實現絕對平均分配，其後果不堪設想。

三、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捍衛馬克思主義

歷經艱苦卓絕、歲月崢嶸的革命鬥爭，中國共產黨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即將迎來新中國的成立。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以杜魯門、艾奇遜為首的美國政府和官員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和書信的形式極力捏造、歪曲中國革命的真實原因和重要意義，極力否定、醜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奮鬥，企圖製造「政治陰謀論」以撇清他們扶蔣反共的行徑、美化他們反對中國人民的罪責。為了避免這些虛無言論、流言蜚語對中國民眾的蠱惑和戕害，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在這五篇文章中，毛澤東用歷史事實揭穿虛假言論、用革命正義抵制叵測居心、用集體主義對抗個人主義、用唯物史觀批駁唯心史觀，不僅駁斥了白皮書和書信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揭掉了美帝國主義醜惡的、虛偽的面紗，還消除了白皮書可能引發的各種思想混亂，凝聚了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前進力量，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團結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和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第一，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的「否定革命論」中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美國的白皮書和書信對中國革命的虛無主要體現在歪曲中國爆發革命的真實原因和否定中國革命的重要價值兩個方面。一方面，為了歪曲中國發動革命的真正原因，艾奇遜高談中國3000多年來始終「馴服和融化侵入者」「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和「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是西方文化的「進取性」和西方技術的「先進性」才引發中國民眾覺醒、推動中國發展和引發中國革命的。對於這些故弄玄虛、不著邊際的論調，毛澤東深刻指出，不是西方先進技術引發了中國革命，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反抗；不是西方的入侵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而是「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不是西方先進文化感染了中國民眾，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西方帝國主義發動對華侵略的實質是以資產階級的思想「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根本目的在於把中國淪為他們的殖民地。另一方面，為了否定中國革命的重要價值，白皮書和書信故意把中國共產黨與晚清政府、國民黨政府混為一談，指責中國共產黨和晚清政府、國民黨政府一樣「玩忽職守」，認為中國爆發革命也是「毫無意義」的，對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無濟於事，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能靠美國援助的麵粉。實際上，白皮書和書信否定中國革命重要價值的真正目的在於強調和渲染美國對中國的作用，迫使中國趨附和依賴美國，重新淪為他們的殖民地。對於這種別有用心、圖謀不軌的言論，毛澤東一語道破問題的要害：近代中國發動的歷次革命之所以沒有真正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是因為「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所以中國共產黨發動革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只有通過革命徹底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真正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毛澤東對此也給出了具體方案：「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取得革命成功的關鍵、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寶、大力發展生產力的藥方和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保障。為了進一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價值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量，毛澤東把已經「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作為事實範例，對白皮書的謬論進行了更加有理有據的駁斥。

第二，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陰謀論」中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美國政府為了繼續推進殖民中國的政治陰謀，通過白皮書和書信極力美化美國的侵略者形象，以洗清他們對中國犯下的罪行。為了尋找繼續侵略的根據，白皮書開篇就以模糊性的話語渲染了鴉片戰爭以來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為了使這種謊言更加具有說服力和欺騙性，白皮書還杜撰了美國「援助」中國的具體歷史「事實」。比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對於這些虛無縹緲、違背事實的言論，毛澤東進行了逐條澄清：教育中國學生是為了對中國人進行精神控制，廢除治外法權是為了幫助美國人洗脫罪名，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是指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毛澤東不僅拆穿了艾奇遜將「侵略寫成了『友誼』」的謊言，還以歷史事實深刻揭露了美國的侵略本質和對華的殖民意圖。毛澤東之所以澄清鴉片戰爭以來中美關係的真實面貌，根本目的在於告誡中國人民不要輕信美國政府的流言蜚語，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很兇惡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重要論斷，換言之，只要資產階級沒有滅亡，就要堅決與之鬥爭。基於此，毛澤東闡明了帝國主義的邏輯，即「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而「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因此，靠自我批評的方法勸說帝國主義反動派回頭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為此，毛澤東喊出了「準備鬥爭」的口號，特別是讓那些「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放棄幻想、準備鬥爭。歷史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為我們推翻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駁斥美國白皮書和書信的讕言也有力戳穿了美國製造「政治陰謀論」的真實企圖，為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最終勝利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第三，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的「極權政府論」中闡明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艾奇遜和白皮書為了實現遏制和打壓中國的目的，他們故意詆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定義為「極權政府」。白皮書和書信藉助一切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繫的黨派和國家來污衊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詆毀中國共產黨的虛無言論把中國共產黨定義為高度集權、獨裁專政、濫用政權、欺騙民眾、限制自由的極權政府；通過抹黑蘇聯政府的性質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受蘇聯控制的「右派極權政府」和「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事實上，「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則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中國正是向蘇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借鑒俄式革命道路，才推翻了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美國政府詆毀和污衊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意圖是為了挑撥中蘇關係、推翻人民政權，從而為美國在華殖民招攬「『民主個人主義』分子」創造環境、提供契機。據此，毛澤東不僅揭露了美國污衊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意圖，強調了美國的極權政府本質，戳破了美國政府對華殖民的叵測居心，還闡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從而遏制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勢頭，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團結奮鬥清除了思想障礙。

綜上所述，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重要時間節點，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立足點、以中國具體實際為實踐出發點，對基爾特社會主義、民粹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社會思潮展開了激烈批駁，真正揭露了它們的本質、表徵和意圖，切實避免了中國誤入歪路、歧路和邪路。在批駁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過程中，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堅決維護，還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鬥」的艱難歷程，也彰顯出毛澤東運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現象與本質相融通、破壞與建設相兼顧的批駁方法。首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批駁方法。上述三例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在認識論上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是從主觀意願或主觀思想出發，嚴重脫離歷史事實，不顧特定具體現實，所以真理在它們那裡就成了隨意捏造的讕言，事實在它們那裡就成了主觀臆想的舛誤。正是識破了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在認識論上的思維誤導，毛澤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用中國具體實踐豐富馬克思主義，真正實現了科學真理與歷史事實、具體現實的有機結合。其次，現象與本質相融通的批駁方法。任何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都是表面樣態和深層根源的有機統一體，僅僅抓住它們的具體表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透過這些表徵挖掘出它們的內在本質，切實做到連根拔起、徹底剷除。毛澤東不僅剖析了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現實表徵，還挖掘了它們生成的真正根源和內在本質，從而由表及裡地揭露了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真實面孔，徹底剷除了它們在中國紮根和繁衍的各種可能。最後，破壞與建設相兼顧的批駁方法。破壞性批駁是從根源上徹底擊垮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建設性批駁是在批駁中正面闡發自身理論，破壞性批駁是建設性批駁的前提，建設性批駁是破壞性批駁的目的，這兩個方面在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同等重要、相輔相成。毛澤東不僅批駁了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而且在批駁過程中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真正實現了破壞性批駁與建設性批駁的統籌兼顧，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依然複雜，敵對勢力企圖瓦解社會主義的叵測居心仍然存在，各種錯誤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依然在場。為此，我們要充分借鑒毛澤東批駁非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立場、態度和方法，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克服一切錯誤思潮的挑戰、消除一切錯誤思潮的侵蝕，不斷用鮮活、豐富的中國實踐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作者：陳玉斌，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