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5日,第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結束後,耿飈副委員長按照計划去往萬壽賓館會見外賓。
會餐結束後,一個工作人員急匆匆地跑了過來,聲稱彭真委員長讓他立即趕往大會堂。
耿飈對此很是疑惑,但工作人員強調事情緊急,不能有半點耽擱,他只好放棄同外賓見面,加快步伐朝門口走去。

見到彭真後,只見他面色十分凝重,隨後壓低聲音,急促地對耿飈說道:「小平同志發火了,你要謹慎對待!」
隨後,彭真將一篇香港報刊遞給他,上面刊登的正是他十天前接受採訪時關於駐軍問題所說的話...
耿飈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他覺得自己說錯話了,毫無疑問,耿飈的這次「失誤」,險些讓我黨在中英談判的成果功虧一簣。
那麼,當時身為人大副委員長的耿飈,究竟說了什麼話,使得輕易不發火的小平同志發火?
耿飈羞愧寫下檢討
耿飈同彭真告別後,隨即坐上自己的公車。
上車後,司機小心詢問道:「首長,下面去哪裡?是不是繼續朝萬壽賓館駛去?」
司機知道,耿飈副委員長要和外國代表團見面,並一起用餐。
然而,耿飈聲音低沉地說:「回家,彭真同志讓我這些天哪裡也別去。」

回到家後,耿飈開始對自己的言論進行了反思,他沒想自己的一句不合時宜的話語,竟然會造成如此大的負面影響,甚至影響了香港回歸進程。
兩天後,他寫下一封沉重的檢討書,並提到:
「我仔細想了想,自己確實說了『解放軍不需要進駐香港,港人也可不付軍費』。這是毫無根據的言論,也是沒有考慮後果的言語,更是一次嚴重的失言...
我今後將從頭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兢兢業業工作,不再犯類似的錯誤。」
這封檢討書中沒有半點推脫責任、以客觀因素為借口的意思,耿飈的自我批評正體現了共產黨人知錯就改的優秀品質。
那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
鄧小平高調平息不當輿論
從1984年5月15日起,耿飈副委員長參加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他為這次會議準備了充分的發言,並對需要審議的提案也擬定了建議。
會議期間,當時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方面,各家報館派出了多位記者來到北京,這些記者受過專業培訓,並經常會趁機提出一些刁鑽的問題,進而給祖國方面製造難題。

當時一個記者問耿飈:「耿副委員長,香港普通民眾害怕駐軍,你們是不是一定非要在香港駐軍呢?」
耿飈給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
然而,正是這個簡單的答案,被那些居心叵測的香港媒體抓住把柄,並斷章取義、大肆渲染。
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都在說「香港不必駐軍,這是中共的意見」、「中共前國防部長說,將不會派解放軍進駐香港」...
類似的消息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
反觀耿飈的履歷,他並非是一個政治上不敏感的人...

耿飆和妻子
1909年耿飈出生於湖南醴陵的一個農村家庭,7歲時跟著父母四處逃荒;13歲就走上工作崗位,小小年紀飽嘗人間艱辛...
後來,他積極響應中共領導的水口山工人罷工運動,並率領數百名童工同礦警對峙。
1928年他成功入黨,1930年9月率游擊隊加入化工金,就此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此後,數十年里,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為國家和人民軍隊建立不朽之功。
解放後,他受毛主席欽點,從軍旅生涯轉到外交事業,並成為首批駐外大使。
在日後長達數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後擔任過駐六國的大使,後又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長...

耿飈和戰友
可以說,他是集軍事家、外交家於一身的文武全才,因此被稱之為「將軍大使」。
至於1984年,他為何會在「香港駐軍事件」中「犯下大錯」,其實也是因為他當時的精神狀態不佳。
在這之前,耿飈已連續參加人大、政協會議、世界聯大等多個會議,且會議後不是接見外國代表團就是回答記者問題,回去後不僅要為下一場事物做準備工作,還要寫今天的工作報告到深夜。
那段時間,耿飈每天日理萬機,因此根本沒有太多的休息時間。
當鄧公知曉耿飈的錯誤回答後,頓感「恨鐵不成鋼」,「香港駐軍事件」醞釀的輿論是不利於我黨的,更不利於香港回歸。
因此,5月25日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結束後,鄧公同參加會議的港澳代表、委員見面,且現場安排了記者採訪活動。
等人員到齊後,鄧公就揮手示意:「香港的報紙說,耿彪同志對記者講,解放軍不會在香港駐軍。黃華同志說,香港可派代表加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他們有什麼根據說這些話?」

鄧公越說越是惱火,後面更是喊了起來:「他有什麼資格對記者說這些話?」
「今後,有關香港的問題,我說了算,姬鵬飛領導的港澳辦說了算,其他人所說的不代表中共立場!」
鄧公的話鏗鏘有力,瞬間讓整個大會堂瞬間變得緊張、嚴肅。
五分鐘後,警衛人員按照慣例,讓站著的記者退場,鄧公突然對記者道:「你們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要說。」
鄧公說:「趁這個機會,我想請大家給我辟個謠,你們出去後發布一條消息,就說耿飈講這個(香港駐軍事件)是胡說八道的。」
然後,他又說道:「我國對恢復香港的主權後,必然有權駐軍,這是天經地義的,也是維護我國領土和國家主權的象徵。」
緊接著,鄧公的聲音再次提高八度:「香港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為何還有人糾結是否駐軍這個問題?沒有權力能叫中國領土嗎?」

頓了頓,鄧公又面向港澳同胞,語重心長地說道:「我們在香港問題上的處理辦法和立場是合情合理的,按照我們的政策辦,那香港問題必然會有圓滿的答案,真正愛國、愛港的人是不會失望的。」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只有鄧公堅定霸氣的聲音繚繞在每個人耳邊、心中。
鄧公還想繼續說下去,被旁邊的中國記協副主席費彝民勸說道:「五分鐘啦,說得夠多了,夠啦、夠啦!」
就這樣,港澳記者離場,鄧公又繼續同港澳代表、委員說到駐軍的意義和重要性。
他說:「我們明確,解放軍一定會在香港駐軍。不過耿飈同志有一條說法是正確的,駐軍不需要香港支付軍費,軍費由中央承擔。
今後,香港將實行最廣泛的自治制度,而駐軍則象徵著中國的領土、主權,這是原則問題。」
有港人代表問:「香港那些僱傭兵,不足一千人,他們是否可以留在香港呢?」

鄧公搖搖頭:「這是不可以的,今後大陸會派解放軍去,不需要什麼僱傭兵。」
當天,央視就播放了關於鄧公就「香港是否駐軍」問題的言論,並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原則。
5月26日,《鄧公宣布在港駐軍》成為香港各大報刊的頭條,引來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英國人看完後十分震撼,他們知道香港鐵定是要駐軍的了。

當然,對於耿飈的檢討書,鄧公看後哈哈一笑。
艱辛的談判歷程
1997年7月1日,中國國旗在香港升起,香港就此結束了長達155年的殖民統治,重新回歸祖國懷抱。
當然,這見證歷史的一幕,鄧公永遠也看不到了。但在香港回歸的問題上、以及「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制定上,這個個頭不高的老人,生前當之無愧地扛起了歷史賦予的重任!
香港的回歸實屬不易,在一場又一場的談判中,中方代表團面對英方的傲慢和無禮始終不卑不亢...
新中國後,中國政府宣布廢除之前與帝國主義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和香港相關的3個不平等條約。

但自從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先後長期遭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封鎖,考慮到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繁榮的經濟水平,我國決定通過香港進行轉口貿易。
當時的香港,成為中國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通道,同時也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溝通中外民間往來的橋樑,作用非同小可。
因此,1959年毛主席說道:「香港還是暫時不回來得好,我們不急,現階段對我們大有用處!」
時間來到了改革開放後,和平發展成為世界主流。
在這一友好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提出要完成祖國統一的任務,而中國的態度也引起了英國方面的注意。

香港總督麥理浩
1979年3月26日,英國方面派香港總督麥理浩出訪北京,這也是第一位就新界「租借」問題而拜訪中央領導人的港督。
當時麥理浩提出,中共收回香港後,如何讓香港的投資者放心?
顯然,英方此舉是在投石問路,畢竟,新界租期已不滿20年,他們想要同中方續約,並以香港的繁榮為借口,想要綁架中國政府,讓中方答應1997年租期到期後續約的請求。
對此,鄧公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便到了1997年,我們也會尊重它的特殊地位,只是不可能由英國管理。
對於港人的擔心,鄧公更是表示,不管怎麼樣,投資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傷害,投資人請放心,這是長期政策...
這一番談話,其實也正是「一國兩制」的雛形,而香港問題也成為中英外交上的一件大事。

1981年4月3日,鄧公在會見英國外交大使卡林頓時,重申了中方關於香港問題的態度:「他們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變,這是我們的長期政策,非權宜之計,中國政府的立場是可信賴的。」
其實,關於「一國兩制」的方針,最早是針對台灣問題的,葉帥就曾闡明:「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不干預其地方事務...」

決不當李鴻章
在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看來,香港為英國帶來巨大利益,在香港問題上,她自然是不會向中國妥協的。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4月到6月之間,英國剛剛從阿根廷手裡奪回爭議多年的馬島。這一戰讓撒切爾夫人的國際影響力大增。

因此,1982年9月23日,相撒切爾在訪華時,她以高傲、強硬的姿態對鄧公說:
香港的繁榮,是基於英國對其140年的管理體制,這是不同於中方的金融、法律、政治體系。
在解決香港問題前,必須保證香港未來的繁榮和穩定,而只有英國對其的治理,才能完成這一保障。
面對英首相的發難,鄧公擲地有聲的表示:
主權問題是不容侵犯的,也是沒有談判餘地的。如果中國領導人不能在1997年前將香港收回,那是無法向中國人交代,那就意味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領導人就是李鴻章!

鄧公的態度很明顯,如今的中國政府已不是100年前的清政府,不可能在領土問題上和稀泥!
「只要我們願意,今天晚些時候就可拿下香港!」
聽聞此言,欲在香港問題上大馬虎眼的撒切爾夫人直接愣住,她這才意識到自己碰上了對手。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的這場會談,時間比預定的一個半小時多出50多分鐘。
等這位舉止優雅的「鐵娘子」走出來時,只見她面露凝重,突然間,她一腳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旁邊的駐華大使柯利達將其攙扶起來,這才免去了尷尬。
但接下來的談判中,英方表示不再糾結主權,但雙方就香港駐軍問題上再次產生了分歧。
英方始終拒絕解放軍進駐香港,甚至利用輿論動員港人反對駐軍。
對此,周南表示:「中方擁有香港主權,憑什麼不能駐軍?英國駐軍時,軍費由港人承擔,但解放軍駐軍,費用全由國家承擔,且解放軍只負責國防,不摻和內部治安。」

英方狡辯道:「我們離香港太遠,想要在亞洲採取軍事行動,從本土派軍來不及,所以才駐軍。你們不同,廣州就有你們的軍隊,離得那麼近,根本不需要。」
周南見狀,擲地有聲道:「中國不僅會駐軍,而且還會常駐。」
鄧公也表態:「不會派出太多軍隊,只會派英特小部隊,這象徵著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但即便如此,英方仍然表示,其他問題上可以退讓,唯有駐軍一事不容商量...
然而,1984年5月耿飈的「香港駐軍事件」後,鄧公面對港澳記者的強硬表態,當即嚇倒了英方談判團,他們就此不對「駐軍問題」發表意見。
1984年7月29日,中英雙方成立聯合聯絡小組,就此中英談判的所有障礙得以清除,後面的進展很是順利。

結語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領導人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改協議正式確立:中國於1997年7月1日對港恢復主權。就此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再次邁上新的台階。
中國一直以和平友好的形象同世界各國友好交流,同時也以開放博愛的心態同各國展開經濟貿易,中國絕不會做出侵犯他國領土的行為,但也反對一切製造矛盾的分裂分子。

而耿飈同志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即使在他退休後,他仍然關心國家的經濟、軍事建設,並多次寫信給黨提出了有關改革的寶貴建議。
2000年6月23日,「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耿飈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