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0日是武昌首義110周年紀念日，1911年的這一天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終結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
今年9月，南京師範大學經盛鴻教授《辛亥往事》修訂出版；10月下旬，經盛鴻還將應邀赴武漢出席「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提交題為《江蘇地區反清革命與民主共和思想的來源及其發展》的論文。
「微史記」周刊邀請到經盛鴻教授，為我們講述辛亥革命與江蘇往事。
革命軍佔領武昌城後，軍政府掛起象徵十八省團結一致的十八星軍旗（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一
記者：經教授，關於辛亥革命的史實大家都耳熟能詳，為什麼說它是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經盛鴻：1840年以後，清政府腐敗無能，對內不能有效治理，對外不能禦敵自立。無數的仁人志士尋求解決內外交困局面的方案、探索救國救民之策。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對晚清的國家現狀，依據各自的政治理念摹畫了不同的改變路徑。但事實上，不是所有路徑都能行得通的。李鴻章就自嘲是「一生風雨裱糊匠」，但縫縫補補終究救不了清政府。
而孫中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毅然決然選擇了革命道路。在延續幾年前的帝制環境下進行革命，試圖建立一個沒有「皇帝」的政府，這是相當艱難的。1901年以前，當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在廣東一帶連續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時，那時候中國，包括江蘇的學界與思想界，大多還不以為然，無錫就有一位青年學生秦毓鎏所言，「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在當時莫不以為狂」。但1900年的庚子事變與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讓人們看清了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同時也迅速促進了人們的覺醒，對孫中山和革命的認知，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辛亥革命掀翻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大門；同時，它還給人們帶來啟蒙性質的思想革命，打開了中國思想進步的閘門，這也為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基礎。
記者：提起辛亥革命，第一個想到的是武昌首義。但在此之前，國內也曾發生過起義，卻為何稱它為「首義」？
經盛鴻：武昌起義前，孫中山等人已在華南等地區發動過10次武裝起義，單論1911年，也曾有過黃花崗起義和成都起義，但這些起義都失敗了，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清政府的統治。只有武昌起義，不但勝利了，還成立了地方軍政府。在它的影響下，全國各省紛紛響應，發動起義，宣告獨立，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從全國各地光復的歷史脈絡看，武昌起義當之無愧是「首義」。
記者：辛亥革命的「首義」為何會發生在武昌，而不是其他地方？
經盛鴻：剛才我們說，孫中山在華南地區發起多次起義，均告失敗。當時他們的目光較少投向內陸地區。其實這時候，長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勢已日臻成熟，宋教仁、陳其美等人認識到了這一點，宋教仁提出成立一個專主長江流域的革命機關，譚人鳳召集中國11省區的同盟會分會長會議，討論建立組織問題。到了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學正式成立。
長江流域幅員遼闊。在沿江城市中，武漢當時已是國內第二大城市，它是清政府統治的一個中心，同時也是新思潮興起的一個中心。1889年張之洞任湖廣總督之後，興辦了一大批近代工業企業，為培養合用的近代工業人才，先後創辦了28所新式學堂，派遣3批留學生赴日學習。這些新式人才思想活躍，給當地帶來了勃勃生機。
另外，清廷在庚子事變後，進行軍事改革，在湖北組建新軍第八鎮（相當於師）與一個混成協（相當於旅），約一萬五千人。許多革命黨人乘機潛入新軍，當兵吃苦，經過多年踏實、細緻的宣傳與發動工作，秘密發展大量官兵加入革命組織，據統計，參加革命組織的革命黨人和革命同情者佔新軍總數的1/3。武昌首義時最先發難的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就超過100人，革命力量比較強大。以上這些有利形勢是當時其它地方所不具備的。
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清政府派湖北新軍前往四川鎮壓。鄂軍入川，造成武昌兵力空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趙 聲
二
記者：辛亥革命時期，江蘇的社會圖景是怎樣的？
經盛鴻：20世紀初，滿清政府的專制、腐敗與反動，暴露無遺。面臨中國空前的民族災難與政治危機，江蘇地區的先進人士思考著中國的命運與拯救的方法。由於當時屬於江蘇管轄、與江蘇地區水土相連的上海的強烈影響，以及江蘇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使得反清革命與民主共和思想在江蘇地區廣泛傳播。
1903年9月，南京的三江師範學堂、江南水師學堂、江南陸師學堂的師生，為了響應拒俄運動，在趙聲、章士釗的發動與組織下，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雞鳴寺、北極閣舉行集會，達數千人，要求在學校中編立民兵，組織義勇隊，準備開赴東北，抗擊俄國侵略軍。更重要的是，他們借俄事演說革命，把矛頭指向清政府。趙聲在演說中，直接、尖銳地痛斥帝俄侵略暴行及清廷昏庸無能，呼籲不作亡國奴，就只有挺身起而革命，救亡圖存才有希望，聽眾無不義憤填膺。由此可見，革命思想在當時已有了相當的群眾基礎。
另外，在庚子事變後，清廷在江蘇組建新軍第九鎮。由於趙聲等革命黨人的活動，革命思想也在軍隊里廣泛傳播。趙聲是鎮江人，他曾東渡日本考察，得識黃興、何香凝等人。1905年秋，江蘇組建新軍第九鎮，趙聲出任第九鎮十七協三十三標標統（團長）。先後吸收柏文蔚、冷遹、陶駿保、倪映典、熊成基、李竟成、伍崇仁、林述慶、林之夏、孫麟、韓金聲、何遂等第九鎮中下層軍官及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的師生數十人，加入同盟會，吸收的士兵更多。柏文蔚說，在第九鎮，「學生、士兵聞風加入者，千人以上，構成後來革命之良好基礎」。
趙聲常常率領部下官兵，到南京明孝陵，痛敘朱明興亡故事，「言至痛心處，常放聲大哭」。「哭陵」事件讓清政府對趙聲有了戒備。
1906年底、1907年初，同盟會乘萍醴瀏起義之機，在南京、揚州等地，組織了江蘇最早的反清革命武裝鬥爭，但很快失敗，起義領導人楊卓林等被殺害。趙聲遠走廣州，柏文蔚避地東北。但大多數革命黨人選擇蟄伏在新軍中，直到五年後，再度迎來革命的爆發。
「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陣亡人馬冢」
記者：具體來說，江蘇各地的革命進程是怎樣的？
經盛鴻：江蘇各地光復過程不一。
最早光復的是上海（當時上海歸屬江蘇管轄）：11月3日，上海發動起義。上海光復起義發生過激烈戰鬥。陳其美組織一支敢死隊衝鋒陷陣，攻打江南製造局。但其本人在戰鬥中不幸被俘，到4日上午，起義軍拿下製造局，上海光復，才在廁所旁的一間房間里救回他，「同志們打開鐐銬，放下髮辮，他已經手足麻木，不能走動」。
上海的光復，讓蘇州進退維谷。作為江蘇首府，蘇州距滬甚近，上海光復，蘇州自然「難免」。但同時，蘇州又西接寧鎮，南連浙江。特別是寧鎮兩地駐有清廷重兵，如果蘇州貿然光復，清兵從寧鎮杭三地夾攻而來，難免腹背受敵。江蘇巡撫程德全受到革命思想影響，準備反正，正在為難之際，上海方面來函，讓其速速宣布光復，以免生靈塗炭。最終在立憲派和革命派的通力合作下，11月5日，程德全宣布江蘇和平光復，並電告江蘇各地。魯迅在雜文中幽默地寫到，為了表示革命必須有破壞，由江蘇巡撫改為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巡撫衙門屋檐的幾片瓦。對蘇州光復，「各學堂聞信後，皆拍手唱歌，停課三天」。之後，蘇州各地接到程德全電令，讓地方人士臂纏白布，巡行街市一周，四城門高樹白旗，表示已獨立，脫離了清廷。
再之後，江陰、常熟、海門、通州，數日間，長江下游數百里戰略要地相繼光復。
程德全雖然宣告江蘇和平光復，但江蘇各地有的並不聽從於他。比如無錫，11月6日，無錫知縣接電後拒不遵命，革命黨秦毓鎏派光復隊攻打無錫、金匱縣署，收繳縣印，當天下午無錫便告光復。
江蘇各地的光復，最艱難的當屬南京和徐州。南京是江蘇的軍政中心，清廷駐有重兵，其中，張勳所部江防營力量較強，堅持反動立場，敵視革命。只有新軍第九鎮（相當於師），革命力量較強。第九鎮司令部及所轄第十七協（相當於旅）駐南京，第十八協駐鎮江。
鎮江雖駐有清廷旗營，但在第十八協起義軍大兵壓境之下，旗營中的死忠派也徒呼奈何，被迫繳械投降。
而南京不同。當時坐鎮南京的是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以及江南提督張勳，死硬到底，在武昌首義發生後，將第九鎮新軍調往南京城以南數十公里的秣陵關駐紮，而將張勳所部江防營開拔入城。11月8日，新軍第九鎮統領徐紹楨在革命黨人與所部官兵的說服下，決定起義。不料11月7日，蘇良斌等在城內先行起義，遭到張勳江防軍的鎮壓，全軍覆滅，打亂了第九鎮的起義計劃。11月8日，第九鎮起義官兵從秣陵關出發，按計划進攻南京城，先頭部隊到達雨花台，以為炮台守軍已轉向革命，竟還向他們揮手致意，結果遭到炮火襲擊，損失慘重。第九鎮起義官兵於當日下午開始，向雨花台清軍連續發動猛攻，打到9日黎明，未能攻克，不得不退向已經光復的鎮江。起義軍一打南京以失敗告終。
此時，袁世凱已率清廷北洋軍兵臨湖北，先後攻佔漢口、漢陽，武昌岌岌可危。如果這時候拿不下南京，武漢也勢必陷入危局。武漢不保，長江流域也必不能保。所以在此之際，革命黨迅速組建了江浙聯軍，兵分四路，二打南京城，從11月24日開始，血戰七天七夜，終於在12月2日，南京光復。
南京光復後，革命軍將新軍第九鎮起義官兵雨花台之役陣亡的200多位烈士及戰馬，合葬於雨花台東崗，壘築成兩座花崗岩圍圈的人馬土冢，樹碑紀念。1981年，南京市有關方面重修人馬土冢，新建花崗岩石碑一通，碑文為「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陣亡人馬冢」。
張 勛
再說張勳，從南京逃走後，一路狂奔，逃竄至徐州。此時徐州已宣布光復，還成立了軍政府。但隨著張勳軍的到來，徐州又回到了舊格局。張勳聲稱：徐州不獨立則已，如獨立我將以大炮從事。到了1912年2月11日，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在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的指揮下，組織北伐軍，攻抵徐州，張勳才再次逃竄。2月14日，徐州再次光復。至此，江蘇全省光復。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起義
三
記者：江蘇的光復，對整個辛亥革命來說具有什麼重要意義？
經盛鴻：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的鬥爭中，江蘇的光復，尤其是南京的光復，對整個戰局來說意義重大。
南京扼鄂、皖、蘇、滬之交通，據東南各省之咽喉，橫可斷長江航運，縱可阻津浦鐵路、京杭運河，只要佔領南京，便可掃除清廷在江浙地區的最後堡壘，將長江上下游光復各省連成一片，在戰略上便能和清政府形成對峙局面。
攻打南京之時，武漢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袁世凱的指揮下，北洋軍憑藉優勢兵力與先進武器，發動猛烈進攻，繼1911年11月2日攻佔漢口後，又於1911年11月27日攻佔漢陽。武漢的革命軍被迫退據武昌。武漢形勢危急，黎元洪等湖北起義軍首領準備率領余部，退出武昌，避往外地。作為首義之地的武昌一旦失守，必將給全國的革命黨人以沉重的打擊，甚至可能使全國的革命形勢發生逆轉。南京在血與火中的光復，不僅佔領了東南軍事重鎮，使長江以南各省全部為革命軍所有，而且鼓舞了武昌與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士氣，穩定了革命軍在漢口、漢陽失守後的戰局，穩定了革命軍的軍心，打擊了袁世凱北洋軍的囂張氣焰，也加劇了清廷與袁世凱北洋軍的矛盾，將垂危的清廷進一步推向覆滅。孫中山說：「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
江浙聯軍攻克南京後，接著攻佔徐州，江蘇全省光復。「江蘇財賦甲天下，形勝亦足控東南」，江蘇的光復和江蘇都督府的誕生，穩定了全國革命的大局。
南京的光復，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點。武昌首義前，起義中心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武昌首義後，湖南最先響應，兩湖地區成為反清的中心；而南京的光復，讓革命重心再次東移，從武漢轉移到南京，為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奠定了基礎。
校對 徐珩
來源：紫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