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一生前後共生有十個孩子,在戎馬倥傯的戰爭歲月里,不幸的是,先後夭折了兩個,戰場上犧牲一個,丟失了四個,而其中最有希望存活於世的,惟屬五子毛岸紅了。
主席經歷的喪失子女的痛楚,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和忍受,建國之後,國內環境趨於平穩,主席思兒心切,組織上派人前往全國各地尋找自己丟失的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兩歲的毛毛被寄養,而後杳無音信
毛岸紅是賀子珍同志和主席所生的第二個孩子,1932年出生於福建省長汀市的福音醫院,由傅連璋接生,因其為男孩,所以主席在起名字時想到要和前妻楊開慧留下的三個兒子即毛岸龍,毛岸青和毛岸英同取其中一個「岸」字,就叫毛岸紅。
主席和賀子珍
孩子剛出生的時候,賀子珍同志恰巧正身患瘧疾,為了不影響孩子健康成長,主席便為孩子找了一個奶媽,這個奶媽原是江西人,在江西那邊有一個說法,習慣性的將小孩子稱為毛毛,因此,主席和賀子珍同志也經常稱呼毛岸紅為毛毛。
毛岸紅是主席和賀子珍同志所生六個孩子中唯一一個在兩人身邊長大的孩子,因此主席對其特別寵愛,不管去哪兒都要帶在自己的身邊,生怕受到半點傷害,主席經常開毛毛的玩笑,說自己名字當中只有一個毛字,而毛毛有兩個毛字,將來一定會比自己有出息。
毛毛長著一雙濃眉大眼,笑起來特別像毛主席,主席每次忙完事情之後,都會抽點時間來到醫院,從奶媽手中接過毛毛,然後是又親又抱,哄著毛毛入睡,這位慣以雷厲風行的偉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免流露出柔情似水,兒女情長的一面,而主席對毛毛的寵愛,不言而喻。
毛毛的奶媽和毛毛
然而主席身上肩負著大任,當時的局勢並不樂觀,毛毛出生前後正是主席政治生涯最黑暗的一個階段,有時候家與國的重擔並不能同時擔起,有舍才有得,但有得就有舍,關鍵是看自己如何抉擇,但不管作出怎樣的選擇,結果定是高下立判。
1934年10月,在王明路線的指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工農紅軍不得不退出贛閩根據地,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主席為此事經常是愁眉苦臉,而毛毛這個時候已經兩歲,因其乖巧可愛,經常為主席充當開心果的作用。
紅軍長征開始後,許多將士為了革命不得不將自己的孩子留下來,因為拖家帶口勢必會對革命產生不利的影響。
紅軍長征線路
而主席和賀子珍同志也決定要將兩歲的毛毛留下來,至於給誰撫養,考慮到以後為了方便接回自己的孩子,他們決定把毛毛交給堅持游擊活動的弟弟毛澤覃和弟媳賀怡進行照顧。
毛澤覃
畢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在這樣特殊的大背景下,面臨著生死難料的離別,難免會有無限感傷和不舍,臨行前,作為母親的賀子珍從鄰居那兒借來了一些棉花,把自己的灰布軍大衣裁開,伴著煤油燈,給毛毛縫了一件小棉襖交給毛澤覃,正是因為這件毛衣,成為了後來賀子珍找到毛毛最有力的證據。
隨後兩人便跟著大部隊離開了贛閩地區。
紅軍離開後不久,瑞金和中央蘇區便落入了敵軍之手,毛澤潭考慮到自己身份特殊擔心會走漏消息,對毛毛不利,於是便把毛毛先安置在一戶農家裡,接著毛澤潭又命令自己的警衛員將孩子送到瑞金鄉下老鄉的家裡隱蔽起來。
後來毛澤覃在一次戰鬥中不慎犧牲,而警衛員也跟著中彈陣亡,老鄉為躲避戰禍帶著一家人東躲西藏,知情人已不在,毛毛從此下落不明,是生是死,確實沒有半點消息。
朱道來逐漸浮出水面,希望之火重新被點燃
解放前夕,毛澤覃夫人賀怡為了實現自己丈夫的遺願,同時也為了滿足主席和賀子珍對兒子的思念之情,只身前往江西地帶尋找毛毛,在尋訪多日之後,她似乎打聽到了消息。
那個時候主席才進北京城沒多久,就住在香山地區,有一天,賀怡匆匆忙忙來到了主席住所雙清別墅,她告訴主席,之前在江西丟失的毛毛現在已經找到了。
賀子珍和賀怡
主席聽到後非常高興,連忙向賀怡進一步打探更多細節,可當賀怡將孩子的具體情況及更多細節向主席陳述之後,主席又變得眉毛緊鎖,原來,賀怡描繪的這個孩子其年齡,樣貌和時間同主席心中認定的有很大的出入。
主席隨後對賀怡說:
「小毛毛在兩歲的時候,我們沒有能力保證孩子的安全成長,在戰亂中,人家老百姓為了照顧小毛毛不知吃了多少苦,現在條件好了,又要把孩子要回來,我們對不起人家啊,我的建議是,你還是不要再去找毛毛了。」
但賀怡心有不甘,於是她又重新回到江西地區,來到吉安一帶,繼續為尋找毛毛而奔波,但在尋找孩子的過程中因遭遇車禍而不幸遇難,主席聽到這個消息心中非常難過,滿懷歉意,而他尋找孩子的慾望也在不斷降低,後來他說:
「不要再找了,就讓孩子留在民間吧,至少他還有自己的養父母,雖然我很想自己的孩子,但我不希望有更多人為此而做出犧牲。」
可儘管如此,作為母親的賀子珍仍不願放棄尋找孩子的希望,新中國成立後,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在其擔任福建省副省長的時候也在通過多種渠道尋找毛毛,雖然能夠聽到一些傳言,但一直得不到確切的消息。
賀子珍
1953年,在上海休養的賀子珍給當時的江西省省長邵式平寄了一封信,信上寫到:
自己在瑞金時生了一個小孩叫毛毛,1934年長征出發時交由毛澤覃夫婦照顧,後下落不明,現思兒心切,煩請幫忙尋找。
看到主席夫人寫來的信,江西省省長邵式平不得不重視,他立馬派省優撫處部長王家珍組成專門小組下到江西各地,從紅軍留下的孩子中打探毛毛的消息。
起初沒有眉目,王家珍也不敢確定孩子是否還在瑞金,但一次偶然的行為讓王家珍得到了線索,當時王家珍在檔案館查詢資料的時候看到《瑞金縣誌》,在1934年這一欄記載了有關於毛毛的信息,但只有一句話,即「共黨魁首毛澤東, 生有一子寄留瑞邑。」
這句話雖然起不到多大的線索作用,但至少讓王家珍意識到孩子確實是在瑞金。
遍地尋訪後,王家珍終於從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口中打聽到,有個叫朱盛苔的農民曾在1934年時收養了一個紅軍「大佬」留下來的孩子,後來取名朱道來,時間上和毛澤覃託付的時間基本吻合,而且其相貌和主席年輕的時候非常相像。
王家珍來到朱盛苔家裡,朱盛苔夫婦當時已經50多歲了,他們在聽完王家珍的發問之後,都異口同聲的點頭回答,說自己當時確實收留了一個紅軍送來的孩子,朱盛苔將當時發生的事情向王家珍又複述了一遍。
1934年10月,紅軍大部隊已經陸陸續續離開了瑞金這個地方,紅軍一走,當地百姓就意識到,如果國軍打過來,自己就要開始遭殃了,於是他們都準備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朱盛苔夫婦也是如此,可就在她們準備吃完飯逃命的時候,一個姓朱的幹部和兩個紅軍快步闖了進來,看來非常急,一個紅軍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另一個紅軍則提著一個包袱。
抱孩子的紅軍對朱盛苔說道:「老鄉,這是一個紅軍的孩子,大部隊走了,我們也要去打游擊,煩請兩位幫忙照顧一下。」
朱盛苔夫婦感到非常突然,一件這麼大的事情就這麼簡單的發生了,兩人沒有反應過來,然而,這個時候也不好拒絕,所以朱盛苔夫婦只有答應這位紅軍幹部,將孩子留下來。
而當時朱盛苔家裡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家裡非常貧困,每餐只能以紅薯充饑,還有老母親卧病在床,所以朱盛苔和黃月英能將這個孩子拉扯大,做出的犧牲取捨和艱難我們無法想像,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
朱盛苔夫婦為了掩人耳目給孩子改名為朱道來,意思就是半路撿來的孩子,不過當時國軍已經大概知道主席在瑞金這個地方留下了一個孩子,但至於在哪兒他們也不知道,於是1935年2月,國軍在瑞金這個地方開始實行地毯式搜尋。
朱盛苔夫婦在熟睡中被村口起伏不斷的狗吠聲吵醒,驚醒之後的朱盛苔看到不遠處火星點點,想必是國軍已經到來。
他隨意抓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將孩子裹在棉襖里,從後窗翻出,順著小道迅速離開村子,躲在離村口三公里外的一家小破廟裡,等國軍離開之後才敢出來,當時正值2月份,雖然是南方,但天氣也是異常的寒冷,衣著單薄的朱盛苔凍的隨後得了一場大病。
整整19年的時間,朱盛苔和黃月英帶著五個孩子含辛茹苦的度日子,而他們對待朱道來比自己的親生孩子還要親,送他讀了小學又讀中學……
聽完朱盛苔夫婦的回憶之後,王家珍決定給孩子做一個醫學鑒定,但朱盛苔夫婦說孩子已經在兩個月前被一個南京的女子給接走了,不過也留下了照片,王家珍看完照片之後臉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便將這個消息告給了江西省省長邵式平。
朱道平
得到消息的江西省政府立馬將這個消息又傳達給了中組部,而中組部則將孩子的照片寄給了賀子珍,賀子珍看完材料之後從床上跳了起來,喜不自勝,幾次斷言這就是和自己失散的孩子。
賀子珍認子,但情況又有突轉
從照片和相關材料上來看,這個叫朱道來的孩子確實和毛岸紅很像,但為了進一步得到驗證,賀子珍向組織申請,希望能邀請朱盛苔夫婦及王家珍帶著孩子前往上海進行相認。
但孩子在南京女士的手裡,王家珍通過打聽知道這個女士叫做朱月倩,在得到朱月倩的理解和支持下,不久,朱盛苔夫婦就帶著 朱道來來到了上海,賀子珍在仔細端詳周道來的形象之後,淚流滿面,聲音顫抖著說:「這就是我的毛毛,就是我的毛毛!」
後來朱盛苔和黃月英將當初賀子珍親手織給毛毛的棉衣拿了出來,這讓賀子珍不禁想起了當時送別毛毛離開時的場景,她緊緊的摟著朱道來呼喊哭訴,生怕毛毛再次離開自己,在所有證據都能證明這是自己孩子的情況下,只等主席點頭了。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誰知這時那位在南京的朱月倩女士不幹了,她宣稱這個孩子是自己和霍布青的兒子。
真實情況到底如何?當時的華東局也被搞得暈頭轉向,雖然賀子珍能拿出證據,但朱月倩也拿出了證據,而且兩人都有特殊的背景,兩人都為革命付出了一切,都是革命的功臣。
華東局頓感茲事體大,不可不察,處理起來也非常棘手,作為母親,她們現在都只想擁有一個孩子的權利,其感情是非常熾烈的,如果處理不好或不妥,必然會影響一個家庭的幸福。
隨後華東局決定深入調查,由辦公廳主任趙尚志親自坐鎮,在這位精明的主任細緻調查和走訪後,關於此事的真相逐漸浮出了水面,而華東局對這個孩子到底是誰的有了點眉目,可仍舊不敢輕易下結論。
朱道來
而當時這個叫做朱道來的孩子已經被賀子珍接去了上海,沒辦法,趙尚志只有親自前往上海對奶媽黃月英和朱盛苔兩人進行詢問,但不管怎麼詢問,黃月英都果斷認為這就是主席的孩子,儘管趙尚志多次提及朱月倩提供的證據,但黃月英依舊不改其口。
後來趙尚志決定從孩子入手,但孩子被送出去的時候才幾歲,記憶非常模糊,對於趙尚志的不斷提問,朱道來自然是一問三不知。
趙尚志見這件事情一時不能解決,於是便向江西省省長邵式平打了電話,希望邵式平協助自己進一步進行調查,而邵式平則派出當時負責調查的王家珍,將所有的證明材料寄去華東局,幾乎所有的證明材料都在證明朱道來就是賀子珍的孩子。
可朱月倩的證明材料也依舊有效,這就難住趙尚志了,昔日精明的趙尚志在這件事情面前居然變得手足無措,不得已,他便將這件事情往上報,希望中組部能夠站出來解決這件事情。
要知道,讓中組部為了解決一個孩子的歸屬問題站出來難免小題大做,不過當時的中組部確實是這麼做了,也說明當時中組部對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視的。
中組部給賀子珍打去電話,要求賀子珍帶朱道來以及黃月英前往北京,同時也讓朱月倩來北京一起進行商討,朱道來抵達北京之後引來了很多好奇人士的圍觀,他們都想親眼目睹這個孩子,想看看他到底和主席長得像不像。
賀子珍和朱月倩因為孩子的事情在會議上吵得不可開交,兩人互不相讓,縱使賀子珍的證據和材料比朱月倩更加豐富也更加讓人信服,但朱月倩的強硬態度表明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絕不退讓,事情因此驟然變得複雜起來。
毛主席
主席在聽完總理彙報之後,決定從大局的角度出發考慮和解決這個問題,看著自己的親生骨肉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身邊可又不得的情形,他心裡也不好受,但主席也不想因此傷了兩個母親羸弱的心,更何況因為此事,朱道來已經耽誤了近兩個月的功課,為了不影響孩子的成長,他最終含淚作出決定:
「不管是誰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後代,把他交給人民,交給組織吧。」
據主席身邊警衛人員鄔吉成回憶道:
鄔吉成
「主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會讓自己的悲傷情緒讓別人看見,當時作出要將朱道來交給組織部的決定的時候,他雖然表現的很淡定,但是在晚上的時候,也會偷偷躲在房裡流眼淚,沒人能理解他心裡到底有多痛苦。」
最終組織部決定,既不讓孩子回到朱月倩身邊,也不讓孩子跟賀子珍回到上海,就讓孩子留在北京,由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負責照顧朱道來的日常生活(當時帥孟奇和鄧穎超兩人收留了不少英雄的遺孤和革命者的後代)。
朱道來和養母黃月英分別時,兩人哭的不成樣子,畢竟生母不如養母親,黃月英照顧了朱道來20多年,在感情上早已是無比深厚,難分難捨的了。
留在北京的朱道來後來直接被安排在北京師大南二附中學習,在這裡和他一同學習的還有很多革命者的後代,他們都是英雄的子女。
朱道來亦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弱,便力爭上遊,發奮讀書,期末考試時,每門課的成績幾乎都在80分以上,最終考上了北京名校,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國防科研部門工作。
蹊蹺身亡,死因成謎
王家珍比朱道來小一歲,兩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兄弟友誼,王家珍和朱道來於1953年分開後,兩人不斷通過書信聯繫,關於朱道來被分配到國防科研部門工作之前的所有信息,王家珍都了如指掌,但此後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越來越少,以至於到1966年,兩人書信全無。
失去聯繫之後,王家珍擔心朱道來會不會出現什麼意外,畢竟當時比較特殊,可不管王加珍怎麼打聽朱道來的消息,得到的結果依舊是空白的,到1974年,王家珍突然想到當時已經70多歲的朱盛苔夫婦,跟向他們打探消息。
黃月英悲慘而又痛苦的向王家珍說:
「道來已經沒了,他在南京已經被紅衛兵給打死了,早知這樣,說什麼我都應該把道來留在我的身邊,哪怕是跟著我和盛苔一起下地種田。」
說完,黃月英泣不成聲,王家珍本來想開口說點什麼,但滿腔悲傷又無從說起,他不知道該如何去安慰這個七旬老人。
但朱道來真是被人打死的嗎?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也有人說朱道來是患病去世的,就連具體的時間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朱道來去世不久,曾經的養父朱盛苔就於1973年病故,而養母黃月英也於1980年去世,朱道來在南京的死因,至今已是無人知曉,也無人去了解核實,留下了不詳面目的謎團,漸漸沉入歷史的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