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 從汕頭走上電影之路

作者：陳楚金

20世紀20年代，蔡楚生從潮陽來到汕頭，又從汕頭奔赴上海，在同鄉長輩的電影導演鄭正秋提攜下，走上了電影之路。數十年來，他走過的是一條現實主義、電影民族化的藝術創作道路。一生自編、自導和與人合作編導的影片26部，創作電影劇本12部。他所編導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控訴舊中國的社會、統治階級的腐敗，傾吐人民大眾的心聲，呼喚黎明解放的到來。

這位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藝術家，深得黨和人民的崇敬，1949年7月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時，毛澤東主席欣然為他題寫「奮鬥」二字。這既是勉勵他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電影事業多做貢獻，也是嘉許他在追求進步的道路上百折不撓、不懈奮鬥的精神。

從潮陽鄉下來到濱海汕頭

在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名人辭典》中，我查到了蔡楚生的簡介：「蔡楚生（1906—1968），電影藝術家，廣東潮陽縣銅盂鎮神仙里村人（現集星村），1933年加入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編導《漁光曲》獲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榮譽獎，後與歐陽予倩等發起成立電影救國會，與鄭君里聯合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影片，建國後歷任文化部電影藝術委員會主任，電影局副局長，中國影協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在相關地方文史中，具體記述了「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生於上海一家潮陽人開辦的百貨商店中，1912年因家中生意屢屢失利，隨父母舉家回到了潮陽老家，與親人一同過著漁耕生涯」。

蔡楚生從小就參加田間勞動，並在村內的古祠堂里讀完了四年私塾便失學。他的願望是繼續求學，但父親卻希望他能成為經商理財好手。遵從父命，蔡楚生在12歲時就離開了潮陽家鄉，來到汕頭謀生。

其時，蔡楚生的祖父與親友合資在汕頭萬安街開了一間「綸章百貨批發店」，經營上海、蘇杭及省港的洋雜百貨，蔡楚生就在這裡學習推銷百貨，接貨送單，整天忙忙碌碌。他自感知識不足，求知慾強，閑時堅持刻苦自學，以包貨物的舊報紙當作學習資料，以廣告畫、商標紙為美術教師，刻苦練功。天道酬勤，他的文化知識與日俱增，書畫水平不斷提高，為後來走上電影藝術的創作道路起到很大的作用。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五卅」運動的狂飆席捲全國。汕頭工人階級和各階層群眾紛紛行動起來，成立了工會和各種進步組織。19歲的蔡楚生參加了「汕頭店員工會」，由於喜愛戲劇，他邀集了幾個同事組織了「進業白話劇社」，自編自導自演，積極開展文藝宣傳活動。

在汕拍攝影片《呆運》

1926年早春，適逢上海華劇影片公司的導演陳天帶著演員、攝影師來到汕頭，開拍《白芙蓉》、《情奴》等三部影片的外景。當時國產片的銀幕形態還是以室內劇為主，場景單調，他們打算取汕頭綺麗的濱海風光融入影片中，以提高上座率。陳天劇組蒞汕後急需要人幫忙，於是找到了進業劇社。蔡楚生和進業的同仁熱誠歡迎，表示願意大力協助，又借東風趁著這一大好時機，宣布成立「汕頭進業電影製片公司」。

在拍攝現場，蔡楚生等人搶著搬道具、運器材，忙得不亦樂乎。為答謝蔡楚生等的鼎力相助，陳天決定在拍完三部影片之後，幫助蔡楚生拍一部短片。蔡楚生利用半個月的夜晚時間，以當時汕頭彩票盛行，賭博成風為題材，創作了滑稽短劇《呆運》的劇本。拍攝過程中，蔡楚生十分投入，並不時向陳天請教導演技巧。陳天祖籍也是潮陽，兩人很快就成為好友。

我們從當年影片《呆運》海報的字裡行間，可得到許多信息：「《呆運》，汕頭進業電影製片公司出品，中國第一滑稽諷刺影片。石鍈編劇、陳天旅汕時導演、張惠民旅汕時攝影。石鍈、方悟非主演，蔡楚生、沈運生、林宗炎等配演，完全潮汕劇界人才及潮汕名勝風景。」筆者又從有關資料獲悉，《呆運》原片名：ALottery Ticket，片長60分鐘，是一部嘲諷賭彩票騙局的短片。影片以離奇的情節，誇張的表演手法，揭露了彩票行業的騙局與危害。講的是一個夢想發財的窮鞋匠省吃儉用買了一張彩票，為防丟失貼在門背後等待開獎。彩票開獎揭曉，鞋匠竟中了頭獎。但大獎彩票卻揭不下來，無奈之下只得扛著門板趕去兌獎處。一路上，鞋匠扛著門板跌跌撞撞，衝倒了小販，砸壞了貨架，撞碎了櫥窗……惹了一路禍。結果領到的獎金正好用來償付闖禍後的賠款，自己不僅分文未得，反而衣衫撕破，門板被踏壞，落得「呆運」一場。

《呆運》在汕頭上映後引起不小反響，蔡楚生由此也人氣大漲，成了本地的名人。首次參與電影創作實踐，使他與電影藝術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立足上海實現電影夢

陳天在汕拍戲結束之後，臨別贈言，建議蔡楚生不妨到上海去發展。這或許是一句鼓勵的話，但蔡楚生卻真的去做了。

1927年冬，蔡楚生前往上海尋找自己的電影夢。在陳天的幫助下，他被上海華劇影片公司僱傭，可惜只是當雜工，但他不計薪水微薄，搬運道具，搭拆布景，清潔場地，幹得賣力又認真。即使在公司的地位如此卑微，蔡楚生也沒有放棄自已對電影藝術的追求，每個月都會從微薄的收入中擠出一點錢來買文藝書刊和電影票。每次去電影院看影片，都會帶上筆記本和鉛筆，通過看電影來學習導演手法、布景、演技等等，並認真做好筆記，以供將來繼續揣摩。除此之外，還趁工作之便，琢磨、學習製作電影的環節與技能。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鑽研，蔡楚生的業務水平有了很大的長進。就在公司老闆要與他再簽三年合約時，蔡楚生選擇了離開，他有更大的目標和計劃。

離開「華劇」之後，蔡楚生先後在漢倫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任職。充當臨時演員兼場記、置景，勤勤懇懇於本職，「拉郎配」出場時，即使跑龍套露一露臉甚至沒有一句台詞，也都一絲不苟。此外，他閱讀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自然科學書籍，堅持寫作、繪畫和書法練習。

1929年，蔡楚生有幸結識了已是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三巨頭」之一的潮陽籍電影導演鄭正秋。鄭正秋慧眼識珠，認準蔡楚生是個可鍛之材，便極力推薦他進入了當時規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讓蔡楚生擔任自己的助手。蔡楚生視鄭正秋為授業、解惑、傳道的恩師，看、聽、問、記，用心學習鑽研電影的編、導、演。鄭正秋傾心傳教，毫無保留。蔡楚生感激之餘，益加發奮，很快就被提升為助理導演兼美工師，不久又升為副導演，協助鄭正秋拍攝了《戰地小同胞》、《碎琴樓》、《桃花湖》、《紅淚影》等六部影片，顯示了自己的藝術才能。

經三年磨鍊，蔡楚生已在上海電影界小有名氣。1931年秋，經著名導演史東山等人的推薦，蔡楚生毅然脫離明星公司，加入了由一批受過五四運動熏陶的新知識分子組建的聯華影業公司，正式擔任編導工作。1932年，他獨立編導了第一部電影—情致纏綿、筆觸纖細的《南國之春》；隨後又拍攝了「帶有濃郁的小資產階級傷感色彩」的《粉紅色的夢》以及「有鮮明愛國主義思想」的《共赴國難》。1933年2月，加入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同年編導《都會的早晨》，標誌著他藝術思想的重大轉變。1934年春末，《漁光曲》完成上映，影片「以其勇敢的現實主義精神，生動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現實生活」(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頒獎評語)，轟動了當時的中國影壇。影片在上海首映時，連映84天之久，創造了當時中國影片的最高賣座紀錄。並於次年2月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榮譽獎，成為我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此後，他接連拍攝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小五義》、《王老五》等優秀影片，為20世紀30年代的進步電影事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抗日戰爭爆發後，蔡楚生轉赴香港，先後編寫《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兩個抗戰題材的電影劇本，又編導《孤島天堂》、《前程萬里》兩部影片，負起了「電影報國」的重任。抗戰勝利後，蔡楚生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與陽翰笙、史東山回上海，會同鄭君里等，組建進步的電影基地「聯華影藝社」，後合併為崑崙影業公司。1947年與鄭君里合作編導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被譽為「戰後電影的里程碑」。1948年冬，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香港，組織拍攝《珠江淚》，被推為「粵語片裡面的一個革命性的代表作」。

雖然蔡楚生離開人世將近半個世紀了，但他對中國電影事業和電影藝術發展作出的貢獻是永存的。法國的電影歷史學家喬治·薩杜爾所著《世界電影史》中，評介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電影藝術家中，蔡楚生是唯一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