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講
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
廖承志在廣州與脫險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1941年12月，侵華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十分危險。在此危難之際，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多次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儘快把這些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轉移出來，護送到安全地帶。
文藝界人士在香港淺水灣蕭紅墓前合影（前排左起：丁聰、夏衍、白楊、沈寧、葉以群、周而復、陽翰笙。後排左起：張駿祥、吳祖光、張瑞芳、曹禺）
原東江縱隊交通分站站長 廖志華：那個交通網啊，要通過敵人封鎖線的話，那個哨兵要問哨，不行就打死你。專門走小路，都是斬荊披棘，通過高山密林，通過（敵人的）封鎖線。
1942年1月，營救工作開始秘密進行。由於日軍攻打香港後，許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隱蔽，彼此都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並把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隨後開始研究具體的營救計劃。
部分文化名人在勝利大營救後的合影
電視劇《省港大營救》
張明慎：同志們，營救撤離工作，可以分為三步進行，第一，我們要迅速聯繫這些文化精英和民主愛國人士，然後把他們秘密護送到港九游擊隊的活動基地；第二，通過定安、惠陽游擊區的交通通道把他們護送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第三，再從抗日根據地把他們護送到老隆，然後從老隆再到韶關，直至最安全的大後方！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廖承志（廖仲愷、何香凝之子）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營救方案最終確定了三水路一陸路撤離路線。1942年1月9日下午，鄒韜奮、茅盾夫婦等20多人作為第一批撤離人員，打扮成難民，混在逃難的人群里，長途跋涉百餘里，最終抵達深圳白石龍村。負責轉移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的東江縱隊短槍隊隊長江水的後人江山回憶，水路的撤離也克服了重重困難。
江山：日本人把所有的船上的機器全部都拆除了，然後這些船是沒有動力的，只能靠老天、靠風，把這船吹到哪，才可以出去，何香凝坐的這艘船也是沒有機器的。
1942年1月，鄒韜奮從香港脫險後，在白石龍題詞：「保衛祖國，為民先鋒。」
宋慶齡的撤離過程更是驚險萬分，當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找到宋慶齡並保護她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離開香港後，啟德機場就遭到日軍攻佔。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常瑞卿：通過這次大營救，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他們就堅信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主張。特別是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當中寫道，這次香港大營救組織得非常周密，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營救。
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白石龍村
此後的100多天里，上千名滯留香港的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家眷、國際友人，在抗日游擊戰士的護送下從香港神奇地「蒸發」，無一人犧牲，無一人被捕，創造了「勝利大營救」的奇蹟。此次大營救，為中華民族、為新中國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意義深遠，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重要論述
1938年5月30日
毛澤東在《解放》第四十期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文章針對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都有許多人輕視游擊戰爭的重大戰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正規戰爭，特別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的情況，闡述了游擊戰爭的重要地位。文章指出：抗日戰爭中，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這一點，我們已經正確地解決了。為什麼提起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呢？是由於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家被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由於中國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所以抗日游擊戰爭主要地不是在內線近距離地直接地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這樣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雖然仍處於輔助地位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游擊戰就有了它特殊的戰略地位。文章為抗日游擊戰爭規定了六項方針：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和正規戰爭相配合；建立根據地；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向運動戰發展；正確的指揮關係。文章還具體講述了如何貫徹這六項方針的方法和途徑，最後指出：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對統一和提高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促進抗日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篇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1939年5月30日
毛澤東在西北青年救國會舉行的模範青年授獎大會上講話。講話指出：二十年前，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是真正的模範青年，因為他們反對賣國政府，在五四運動中流了血，參加了那樣的鬥爭。那時候的革命青年，後來有不少成為共產黨員。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鬥」。我們共產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後更要繼續傳下去。什麼是模範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奮鬥這一條。這是最主要的一條，沒有這一條，什麼都是空的。奮鬥到什麼程度呢？我們說：永久奮鬥，就是要奮鬥到死。這個永久奮鬥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講這一條道德。模範青年就要在這一條上做模範。當然在政治上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光有這個正確的政治方向是不夠的。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後，還要堅定，就是說，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這樣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範青年。這樣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今天在座的模範青年，要跟反共分子作鬥爭，反對妥協投降，反對反共。模範青年們，你們要切記這一點——「永久奮鬥」。
1945年5月30日
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報告的結論。關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他指出：毛澤東軍事思想經過內戰、抗戰兩個階段，這種思想是完成了，成熟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人民需要武裝鬥爭，中國農民多，武裝就是農民武裝。關於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說大部分是毛澤東的思想產生出來的。
1947年5月30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關於目前時局的評論。評論指出：和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已經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無論是在軍事戰線上，或者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並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過去五四運動時期和一二九運動時期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了這一點。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是蔣介石維持自己反動統治的兩個主要工具，現在人們已經看到這些工具的迅速破產。蔣介石的軍隊，無論在哪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共計十一個月中，僅就其正規軍來說，即已被殲滅約九十個旅。蔣介石軍隊在前線打敗仗的消息傳到後方的日益增多，被蔣介石反動政府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日益感覺自己的出頭翻身有了希望。恰在這時，蔣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騙，由於蔣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產。一切事變都證明我們估計的正確。我們曾經不斷地向人們指出，蔣介石政府不是別的，僅僅是一個賣國內戰獨裁的政府。這個政府欲以內戰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達到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和維持自己獨裁統治的目的。這個政府因為採取了這些反動政策，它就在政治上變得毫無威信，毫無力量。蔣介石政府的強大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乾的政府。它的進攻是能夠打敗的，不論是在什麼地方和在什麼戰線上。它的前途必然是眾叛親離，全軍覆滅。一切事變，都已經證明並且將繼續證明這些估計的正確性。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鬥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這篇評論以《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2014年5月30日
習近平在參加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活動時強調，少年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各方面要共同努力，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種子在少年兒童心中生根發芽、真正培育起來。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的發展壯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華民族要繼續前進，就必須根據時代條件，繼承和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優秀文化，特別是包含其中的傳統美德。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了古聖先賢的思想，體現了仁人志士的夙願，體現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託著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要在全國人民中培育和弘揚，特別要注重從少年兒童抓起。
他指出，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少年兒童中培育起來，家庭、學校、少先隊組織和全社會都有責任。家長要時時處處給孩子做榜樣，用正確行動、正確思想、正確方法教育引導孩子。要注意觀察孩子的思想動態和行為變化，善於從點滴小事中教會孩子欣賞真善美、遠離假醜惡。學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加強校風、師德建設，根據少年兒童特點循循善誘、春風化雨，努力做到每一堂課不僅傳播知識、而且傳授美德，每一次活動不僅健康身心、而且陶冶性情。少先隊要堅持開展組織教育、自主教育、實踐活動，把廣大少年兒童團結好、教育好、帶領好。全社會都要了解少年兒童、尊重少年兒童、關心少年兒童、服務少年兒童，為少年兒童提供良好社會環境。對損害少年兒童權益、破壞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堅決防止和依法打擊。
黨史回眸
1925年
5月30日 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代表舉行反帝遊行、講演，租界巡捕開槍鎮壓，死13人，傷數十人，釀成「五卅慘案」。當晚，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發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抗議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
2014年
5月30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第一次全面督查。此後，國務院每年開展大督查。2019年4月22日，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正式上線運行。
2016年
5月30日—6月3日 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習近平強調，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各領域科技創新，掌握全球科技競爭先機，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2018年
5月30日 國務院發出《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
歷史瞬間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了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範圍大革命高潮。
黨史百問百答
黨的「中革軍委」在歷史上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翻閱黨史文獻發現，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後期，「中央軍委」和「中革軍委」曾經同時存在。眾所周知，黨的中央軍委是黨領導軍事工作的最高機關。那麼，「中革軍委」為何與「中央軍委」同時存在，它在歷史上又發揮了什麼樣的重要作用呢？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創建武裝力量，領導武裝鬥爭。根據全國革命形勢急劇發展的需要，1930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軍事部更名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並把全國工農紅軍的一切指揮權統一於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舊址
1931年1月15日，為加強對全國蘇維埃區域的領導和工作指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其下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同年11月，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根據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和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11月25日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
中革軍委印章
中革軍委設主席團，由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技術書記組成，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供給部（初為總經理部）、總衛生部（初為軍醫處）、總兵站部、總動員部等。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等15人為中革軍委委員。中革軍委在組織系統上雖然隸屬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但同時受中共中央與蘇區中央局領導，實際上負有中央軍委的職權，「所有中華全國紅色海、陸、空軍，完全集中統一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
此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仍然存在，由周恩來、聶榮臻等主持，主要負責中國共產黨在白區的軍事工作，以及對蘇區中革軍委、各主力紅軍作戰等重大決策的指導，但不直接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隨後，由於上海形勢日益嚴峻，中央軍委無法正常工作，中革軍委逐漸開始成為工農紅軍最高指揮機關，管理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的組織、教育和訓練，並指揮工農紅軍的作戰行動。正如時任上海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聶榮臻所說：「到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的中央軍委，全國的紅軍都歸它指揮，這就與早期的軍委不一樣了。」
此外，中革軍委還經常向全國紅軍發布通令，頒布條例，指導各蘇區的紅軍加強部隊建設。毛澤東指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線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志之下，互相呼應與互相配合地行動起來。這是由散漫的游擊隊的行動進到正規的與大規模的紅軍部隊的行動的重要關鍵。」
但是，中革軍委成立時全國紅軍仍處於被國民黨軍分割、包圍的各自為戰的狀態，相互間聯繫困難，情況不能及時溝通。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指揮手段有限等因素，中革軍委雖在名義上領導全國紅軍，但實際上很難真正實現對全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更多的還是直接指揮中央紅軍作戰。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執行局和執行軍委，此後遭到破壞。同年5月，中共臨時中央決定，增加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此後，中革軍委的工作實際上由博古、項英主持。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到達中央蘇區，在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革軍委的指揮權。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革軍委機關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此後，在紅軍轉戰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協助者。鑒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3月中旬，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為加強對全軍的集中統一指揮，1936年12月7日，中革軍委擴大由23人組成，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7人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隸屬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已不存在。
洛川會議舊址
8月22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馮家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為在新形勢下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會議於22日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毛澤東為書記（後改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後改稱副主席）。自此，中革軍委正式為中央軍委所取代。
編輯 | 醉美南庄編輯部
審核 | 羅振棠、李靄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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