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北宋由於長期且堅定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致使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核心——武將群體在多方面飽受打壓與排擠，故而造就了社會尚武精神的缺失，也由此引發了後世無數人為之扼腕的「靖康之恥」。而當人們論及誰應該為北宋文弱而亡負責時，總是習慣性地將這個帽子首先扣在宋太祖趙匡胤的頭上，認為正是由於太祖為消除五代以來武人專權、國家短命的積弊而重用文臣、裁抑武將，同時千方百計削弱武人對政治、社會的影響，致使宋朝逐漸形成的重文輕武、偏重防內的政治慣性，從而為積貧積弱乃至亡國埋下禍根。
那麼，史實真的如此嗎？北宋文弱而亡這口大鍋，真的應該由宋太祖來背嗎？
- 杯酒釋兵權：目的是集權，不是抑武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宋太祖竭力打壓武人的第一個證據，便是家喻戶曉的「杯酒釋兵權」。不過，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杯酒釋兵權」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唐末以來統兵將帥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威脅天子權威的狀況，從而保證「陳橋兵變」的一幕不會在大宋重演。
仔細分析一下「杯酒釋兵權」前後宋太祖罷黜的將帥名單，我們會發現這些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等在「陳橋兵變」中立有大功的從龍功臣；另一類則是符彥卿、慕容延釗、韓令坤等和太祖並無深厚關係的前朝老將。
處理前者，是為了能夠妥善解決開國功臣功高震主的問題；處理後者，則是封建帝制「一朝天子一朝臣」背景下的常規操作。換成任何開國帝王，恐怕也都會像宋太祖一樣這麼做。因此，拿一個歷代王朝人事變動的常例去說宋太祖有意打壓武人集團，是毫無道理的。
北宋建國時北有契丹、北漢，南有十國諸割據政權，西北有党項，西南有吐蕃諸部，大宋的國防安全形勢相當不容樂觀。但凡稍有一點政治頭腦，也不會在這種情況下做出「自毀長城」的舉動，更何況是親歷了五代亂世、擁有傑出軍事指揮才能的宋太祖。在罷免一批功臣宿將的同時，太祖很快提拔了一批新生代將領填補了空缺。如張瓊、韓重贇屬於之前太祖的潛邸舊臣，楊信、党進屬於從低階武官中提拔重用，郭進、李漢超屬於曾隨太祖左右征戰的得力部曲。
這些人雖然也是一時名將，但其無論是資歷、聲望還是軍中的威信都遠不能與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等宿將相比，且也無繁雜的關係網。他們驟然間身居高位完全是拜太祖所賜，所以只能愈發忠心於太祖。這樣一來，太祖通過對北宋武將集團進行「大換血」，穩妥解決了唐末以來將帥憑軍力囂張跋扈、欺凌主上的弊端，從而將統兵之權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因此，宋太祖貶斥大將，為的是確保軍權集於君主之手，而不是壓制國防力量。相反，對於自己提拔的將領們，在其戍邊和執行軍務時，太祖均給予其極大的行動自由，不僅不設監軍，遇事亦可當機決斷而無須回稟。對於其一些為非作歹的劣跡，太祖也多能容忍，並不加以責罰。這些和後來太宗、真宗時期，武將們動輒就要受到陣圖和監軍的約束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 文臣有話說：其實我過得並不好
說宋太祖要為北宋文弱而亡背鍋的另一個證據，便是其大力提升文臣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對於這一點，其實歷代王朝在治國上都尋求文武並重的局面，從而使文武集團相互制約，維護君主權威。但由於五代十國是武人稱雄的時代，文臣飽受驕兵悍將的欺辱，甚至屢遭殺戮，這就導致政權內部的文武失衡，沒有文官制約的武將群體頻繁引發動亂，終使五代歷朝無不短命而亡。宋太祖提升文臣地位，不過是回歸漢唐舊制，力求謀得文武平衡、維護君權，並不是要偏重一方、打壓另一方。
宋太祖本人並未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常年的戎馬生涯又使其很難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儘管立國後出於平衡文武勢力的需要，太祖不但苦學儒家經典，還大量選拔文臣掌握中樞並管理地方，並著力提高文臣待遇。但由於相距五代不遠，太祖對文人學士仍有一種根植於骨子裡的輕視。
有一回，太祖因為對趙普擬定的年號不滿意，舉起毛筆便在其臉上塗抹，並破口大罵其不學無術。對待自己的頭號文臣尚且如此，對待其他文臣也就可想而知。受此影響，太祖一朝的武將對文臣也頗多鄙薄。例如大將王彥升，因武藝高強、勇猛善戰，人稱「王劍兒」。有一回，他帶人在京城巡夜，路過文臣王溥府邸，便公然闖入索要酒食並敲詐錢財。身為宰相的王溥居然大氣也不敢喘，只能在破財請走這位爺後秘密進宮向皇帝哭訴。
通過上述實例，足以說明文臣在太祖一朝的境地雖有所改善，但還遠遠沒有到足以壓制武人的地步，甚至可以說相對於武人依舊顯得弱勢。此外，宋太祖雖重用文臣，卻同樣嚴格限制其權力以達集權之效。曾任北海軍知軍的文臣楊光美在三年任期滿後需要調任，但因其為政清廉、口碑極佳，北海軍有百姓上京請願，懇求楊光美留任，結果惹得宋太祖勃然大怒，下令鞭打請願隊伍，把一件美事活活變成了喪事。由此可見，無論是重用文官還是武官，太祖的目的都是集權。
- 高舉崇文大旗的，是不爭氣的後繼者
宋太祖通過不懈努力，扭轉了五代亂世「重文輕武」的不良世風，使北宋官僚體系內的文武兩大集團力量上趨於均衡，從而保證了他們之上帝位的穩定，進而使君主集權的政體得到鞏固。應該說，這是一份豐厚的政治遺產，足以令其後繼者們坐享其成。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這一切都隨著宋太祖的溘然辭世而改變了。由於幾番北伐接連失敗，得國不正的宋太宗無法通過赫赫武功來證明自己即位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而只能改弦易轍，通過推行「以文為本」的國策大規模吸納文人知識分子進入仕途，以便令其獲得文官集團的鼎力支持，從而坐穩皇位。
按理說，這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問題偏偏在於太宗因急於彰顯「崇文」的意義以便宣示自己在文治上的豐功偉績超越其兄，從而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對其登基的質疑，遂矯枉過正地將「抑武」作為利器，以文臣主政的方式全面限制了武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剝奪了軍人在中樞的話語權。
這種做法雖然使得北宋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文化建設的極高成就，卻導致武將集團漸漸失去了以往的活力，最終淪為朝堂之上的擺設。
在這種情況下，尚武不再成為士大夫們的選擇，國家的武備自然被拋到一邊，因為天子已經明白地告訴大家，沙場征戰是沒有什麼出息的。待到真宗時，由於澶淵之盟達成，宋廷再無大規模對外用兵的必要，在「弭兵和戎」之風的侵蝕下，崇文抑武逐漸走向極端，文臣直接開始帶兵從事征戰，武將連最後一個可以為自己正名的領域也被剝奪了。
直到被西夏鐵騎打得灰頭土臉後，神宗、哲宗開始竭力扭轉這一局面，但木已成舟、積重難返，在王韶拓邊最終化為一場悲劇後，北宋只能無奈地走向徽欽北狩的凄慘結局。所以說，北宋文弱而亡的鍋真的不應由宋太祖來背，要背的應該是他那些不爭氣的後繼者。
作者：林森 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涑水記聞》
【2】陳峰《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
【3】方震華《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
【4】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