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丨對話醫學法律學者、體檢業高管：從「女律師漏檢」風波 看體檢行業「羅生門」

本期話題：「10年體檢無異常，確診已是癌晚期」，最近備受關注的「愛康國賓體檢漏檢風波」暴露出體檢行業在技術、法律和公眾信任等方面遭遇的多重危機，涉及體檢業、醫學倫理和醫學法律等領域。「漏診糾紛」是個案，還是系統問題？「幾百元的體檢，到底能查出什麼」？「漏診」在法律上的定義和責任邊界在哪？「漏診」在實踐中如何舉證和鑒定？健康體檢產業內部有哪些深層痛點？制度設計上，是否推出「吹哨人制度」？面對「不可能三角」，普通人體檢該怎麼選？

內容要點提示：

醫療服務歸屬「手段合同」：無過錯「漏診」，體檢機構不擔責

「防漏檢」應推廣「吹哨人制度」：對內部舉報者重獎和「匿名保護」

「漏診過錯」的舉證責任和醫療糾紛的法律鑒定途徑

「幾百元到底能查出什麼」？業內人評體檢機構當下的篩查水平

體檢產業職業經理人：產業長期存在四大痛點

普通人選體檢，怎樣平衡「不可能三角」？

「漏檢之訴」程序漫長，「漏檢門」推動深層次預防醫學體系融合

事件回顧

女律師張曉玲連續十年在愛康國賓體檢，報告顯示「無異常」，2023年曾被體檢中心查出「鈣化灶」，後被體檢中心告知「不需處理」。一年後，張曉玲在國外確診為癌症晚期，她認為體檢機構存在「誤診漏診」，要求體檢中心提供十年血液樣本、質檢員資質和技術合法證明。7月底，愛康國賓召開發布會，宣布起訴張曉玲「侵犯企業名譽權」，愛康ceo張黎剛「別指望幾百塊查出所有的病」等言論引發爭議。張曉玲稱，將聯合法律界徵集體檢受害者，發起公益訴訟。8月7日，有消息稱「愛康國賓向女律師索賠金額高達一千萬元」登上新聞熱搜。

業內人士：「漏檢風波」的圈層影響和理性視角

思遠：先來介紹本期節目的兩位嘉賓。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系主任、中國衛生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岳。王岳自2001年至今在北京大學醫學部工作，對於醫學倫理和醫學法律有著豐富的科研、著作和實踐經驗。

王岳：大家好。

思遠：另一位是體檢健康產業的職業經理人、產業投資人宋國強。宋國強從2002年起進入體檢產業，曾在多家大型連鎖體檢集團擔任副總裁、總裁等職，全程參與過知名體檢連鎖企業的投融資，對中國體檢產業發展和行業問題有深入了解。有言在先，宋總和涉事體檢企業，目前沒有任何交集吧？立場保證客觀嗎？

宋國強：當然。

思遠：你們身邊的朋友怎麼談論這事？覺得網上關於此事最離譜的觀點是什麼？

王岳：身邊朋友中反應最大的還是那句「幾百塊錢的檢查，不要指望著查出癌症這些疾病」。確實讓很多人對體檢中心的職能定位產生了懷疑。體檢的價值何在？如何判斷體檢機構履行了應盡的責任，這是公眾關心的話題。

思遠：從自身研究領域，您更關注哪方面視角？

王岳：我更關心體檢中心的「告知義務」。體檢中心有別於醫療機構，但有義務向體檢者提示告知，這是核心，估計也會成為日後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另外就是體檢機構有沒有履行法律所規定的最低標準。相應人員是否有資質？相應檢查是否進行了？有沒有買相應的試劑檢測？網上確實有網友質疑，有些體檢機構根據「大數原則」篩出癌症還是很少的。

思遠：所以，女律師提出需提供10年血液採樣樣本、相關人員資質，在法律上是打到點子上了。宋總，您現在壓力大不大？愛康國賓的危機公關做成了公關危機，是不是失敗或失態的行動，你們圈裡人怎麼看？

宋國強：我壓力不大。具體細節無從知曉，我相信權威機構會給出結論。我從2002年進入這個行業，過去帶團隊也處理過類似事情，這個難免。但愛康採取的方式讓我比較詫異，正常處理不會引起這麼大、過激的反應。我們那時是逐級處理。在我的印象和職業生涯中，開新聞發布會的方式應該是首次，是容易激化矛盾的，引發情緒對抗。其實不怕有問題，怎樣從問題中完善和改進工作是最重要的。

圖片來源：作者視頻播客節目資料

醫療服務歸屬「手段合同」：無過錯「漏診」，體檢機構不擔責

思遠：王岳老師，這件事涉及兩個層面的法律關係。一是體檢機構跟消費者間是醫療服務合同關係——體檢報告建議「不處理」，但後續女律師出現了符合病灶的後發重症，這算不算「漏診」？「漏診」在法律上是怎樣定義的？

王岳：「醫療服務合同」不是一種結果合同，而是一種手段合同。它不對結果作出承諾，只對手段和過程。所以「漏檢」問題分有過錯漏檢和無過錯漏診。任何檢查都存在一定的假陰性、假陽性，沒有絕對準確。如果體檢機構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最終漏檢了，屬於沒有過錯。

思遠：「沒過錯」，意味著沒有責任嗎？

王岳：是的。醫療損害賠償遵循「過錯歸責原則」，如果沒有過錯，即使發生漏檢，法律上也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果有過錯導致漏診、延誤治療，則需要進行賠償。關於「醫療服務合同」，我打個比方，不一定恰當，希望有助於大家更好理解。

比如汽車維修。汽車是人類創造的，一定能修，大不了每個零件都換新的。但人體不是人類創造的，至今很多領域在醫學上還是未知的，醫學是「最古老的職業，最年輕的科學」。但體檢中心不能以有局限性為由，不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像宋總說的，我希望這個案例能夠引起警示，對公眾進行一次體檢的科普宣傳教育。

呼籲仿效葯監「吹哨人制度」：對內部舉報者「匿名保護」，最高獎勵百萬

思遠：法律上的漏檢，通俗講就是——不以絕對結果為標準，更審視過程的正當性和盡責性，對體檢、醫療機構的追責要符合現在技術水平的邊界和極限。

王岳：沒錯。此外，我們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機制要創新。現在還是靠「飛行檢查」的方式，還是有問題——抽檢人員和體檢中心有時都「處成朋友」了。最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了「吹哨人制度」，鼓勵企業內部人員舉報本企業違法行為，行政主管部門給予高額獎勵。「吹哨人制度」在國際上也是通行的，我一直呼籲在醫政管理領域儘快建立這一制度。

宋國強：王院長，吹哨人制度是實名制嗎？

王岳：不是實名制，有特別的保護機制，在行政監管部門內部都要匿名。獎金是比較高的，上海、山東等省已經先試點了。這次國家葯監局全國性的動作，最高獎勵金額達每個案例獎金100萬元。

「漏診過錯」的舉證責任和法律事務鑒定途徑、標準

思遠：現在女律師說機構漏檢，機構說女律師侵犯名譽權，舉證責任在誰？

王岳：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醫療損害責任章）相關規定，現在是舉證責任轉移，首先由醫療機構來證明自己沒過錯，無論從資質檢驗到設備檢材，都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消費者不可能舉證清楚這10年里給做體檢的是哪些人，無疑都是由體檢機構獲得得更容易——這就是「距離原則」，也被稱為留證原則，誰離待證事實距離最近，誰承擔主要舉證責任。

醫療損害賠償和其他案件不一樣，涉及法律和醫學雙重專業問題，尤其醫學專業素養是法官所不具備的。所以，必須依賴鑒定機構。我們目前一般由司法鑒定機構來對相關的醫學專業問題做出事實認定，法官再做出最終判斷。

思遠：從老百姓層面問個問題——癌症病發原因很多，在法律上怎麼認定和體檢的因果關係？可能是超出現有醫療技術能力範圍了，可能是操作人員業務水平不行，也可能是患者基因突變或有家族史，突然發病且病情發展很快。醫學上和法律上，對「患癌」結果和體檢報告沒檢出來的因果關係，有認定標準和方法嗎？

王岳：有標準。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醫療過錯」最主要是兩個層次標準。第一層次是「最低標準」，即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診療護理規範常規，這個標準是成文標準；第二層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未盡到當時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這個標準是「兜底性標準」，彈性大——比如，按照特定級別的體檢中心、醫生看完片子，是不是能夠做出合理的異常發現？如果說，同行都可以看出片子上的問題、診斷結果的問題，而你沒看出，顯然你就沒有盡到當時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這是由鑒定機構會幫助人民法院來去認定事實。

思遠：指望法官特別懂醫學技術，確實不現實。鑒定機構的專業性、客觀性、公正性有保障嗎？

王岳：國家目前的鑒定機構是雙軌制。一個是「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另一個是「司法鑒定機構的法醫學鑒定」。一般來說，消費者患者都選擇後者的居多，前者是由醫學會來組織，由相應專家來鑒定，後者司法部門主管的司法鑒定，由法醫為主體來進行相應鑒定。

思遠：後者司法機構的法醫鑒定，聽起來更厲害一點？

王岳：司法鑒定屬於臨床法醫學鑒定。法醫學分很多分支——臨床法醫學、法醫病理學、法醫人類學、法醫毒理學等。本案如果需要鑒定，是一個臨床法醫學鑒定，由鑒定機構組織法醫來對案件進行鑒定。如果認為有一些特別專業的問題，可以邀請臨床工作的專科醫生專家來鑒定，參加聽證會。

思遠：聽著很專業、很厲害，但成本也很高吧？

王岳：北京可能收費也不低的，大概要1萬元。

思遠：1萬多，似乎可以接受。

王岳：醫學會的鑒定要更加便宜了。

「幾百塊到底能查出什麼」？業內人給體檢機構的篩查水平打幾分

思遠：宋總，愛康國賓ceo說「別指望幾百塊錢什麼病都能查」，引起較大爭論。有網友說，這相當於承認「幾百塊錢體檢就是搶錢、詐騙」。以往也有很多新聞報道漏檢錯檢，體檢中心查出來「大病」，結果去醫院一查，健康得很。客觀上，「漏診率」是一定存在的。民營體檢機構和公立體檢的技術差別大不大？以一二線城市為例，現在體檢行業的整體技術篩查能力、水平，您打幾分？幾百元套餐，到底能篩出什麼？

宋國強：健康體檢行業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國民整體健康意識提高了。健康體檢機構每年也會篩出很多疾病，有預警，慢病人群通過體檢中心得到了改善或治療，健康體檢行業是有貢獻的。

至於「幾百塊錢不能查出所有的病」，這話有一些道理，花500元、花2000元或者上萬元，服務內容相差非常大。但如果你直接說「幾百塊錢不能查出所有病」，消費者會對行業失去信任。至於公立醫院和民營體檢機構的水平差距大不大，如果以一二線城市為例，硬體上相差不大，比如配套ct大型設備，民營機構很多也配置了。部分民營機構體檢設備，甚至比公立醫院的還要好。但服務人員與醫生的水平差距確實有一定距離，體檢機構的好醫生資源配備不足，這是我們這個行業長期存在的問題。體檢機構需要做的是預警，每天面對的是健康人群，醫院每天面對的是患者，所以從業者的臨床經驗是不一樣的。

非要打分，是沒有絕對的，因為不同地區、品牌的體檢機構不同水平、不同層次。客觀地說，總體我個人打90分。

第一，如果針對大多數初篩人群和健康人群，一二線城市的體檢機構的硬體流程、便捷性、性價比都沒問題。只是發現了異常指標和陽性結果時，消費者要重視複查。這有一個邊界問題——體檢中心要能做到落實告知義務，不能「檢而不管」。行業的問題是——報告中提示「三個月複查」，三個月後沒有後續跟蹤了。

第二，針對患病的高危人群，如高危工種、有遺傳病家族史的這些人群，個人建議最好去公立醫院做針對性的體檢。

思遠：醫療科技不斷發展，體檢機構應該實現健康管理的功能，對客戶的健康有所干預，尤其是對亞健康人群，醫院不管，體檢中心要上心。同時，體檢關乎自己的健康，老百姓的自我健康管理素養也得提高。

宋國強：是的。

體檢行業職業經理人、投資人：產業長期存在四大痛點

思遠：截至2024年，中國健康體檢市場規模從2020年的2074億元增長到2922億元，年複合增長率9.2%。預計2025年將突破3711億元，市場規模相當可觀。體檢行業呈現出連鎖化、規模化擴張，可以降低成本，實現快速、標準化服務。但這也引發了商業邏輯和公眾責任的衝突。

比如，資本催化下，頭部企業搞標準化套餐，通過線下「地推」搶市場，導致價格戰，服務質量參差。老百姓每100元體檢費，多少錢花在自己身上？「追資本、怕掉隊；上規模、價格戰；跑太快，出問題」，這是體檢產業和很多服務行業的縮影。宋總20多年的從業經歷和案例看，產業的問題在哪幾個層面？

宋國強：有四個方面：

第一，健康體檢行業對人的因素依賴大，尤其是醫生。比如，「探頭打到哪個部位，能發現什麼樣的疾病」取決於醫生的經驗和水平。我們行業hr招聘時，人的水平是一大瓶頸，多年解決不了。

第二，對現有健康數據利用不足，對高危和疑似人群的健康篩查有死角，沒有後續服務跟蹤。甚至有人把報告取完之後隨手一丟，就變成了死檔案、死數據，健康管理就沒有形成閉環。當然，患者數據涉及個人隱私，比如脫敏問題，這又是另一個領域或通過技術來解決的問題。

第三，現有的經營模式下，獲客成本太高。當下，我們主要以b端為主，體檢產業的服務客戶中，70%是企業客戶，30%是個人買單。所以難免會出現價格戰，比如投標，採用低價中標的方式，甚至兩三折的都有，這是行業中不公開、不成文的現象。如果「兩三折」，企業怎麼保證質量？c端指望老百姓個人花錢來做，你得買流量，廣告流量的成本都要算在運營成本里，服務質量受影響——企業利潤下滑、資源配置下滑，形成惡性循環。

最後，盈利模式沒有後續和多元化服務，增值模式不足。行業初期，資本熱情非常高——2004年我們做第一筆融資，國內頭部投資公司給我們投的，之所以投，就是因為看中體檢行業能複製國外體檢行業的模式和故事。

比如國外的體檢機構，更多是保險公司買單，會衍生很多增值服務，國內主要是靠單位給員工的福利採購。沒有個性化，客戶的二次消費能力或者產業鏈就沒法延伸。體檢機構和消費者實際是雙輸局面。

思遠：據我所知，這個局面也不是今年才有。短期內，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宋國強：目前看，短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要有一個過程。說起來20多年挺長，但對一個行業來說，還是很短。資本看重的是後續健康管理帶來的新利潤增長點，但現在競爭比較激烈，而且跟業務結構有關係，就形成了現在的局面。

也要看到好的一面。2002年，c端客戶、散客自己花錢做體檢的，也就占整個產業收入的10%至15%。但目前，國內一二線城市，自己花錢來做體檢的能佔到30%至40%，甚至更多，說明全民的健康意識在提高。

此外，區域體檢中心也在針對行業的痛點做改進。比如，有的地方強化跟三甲醫院的互動交流，邀請三甲醫院的專科醫生定期來出診、坐診，還會做相應的培訓，提升醫療技術水平。體檢中心有些醫生脫離臨床時間長了後，知識就陳舊了。

還有一些體檢機構，會用互聯網形式管理客戶——用數字檔案提高客戶黏性，提高隨訪頻率；包括ai技術應用，過去放射科來看片子，都是靠醫生來看，現在通過ai技術，計算機不能騙人，一是一、二是二。初篩降低了漏檢和錯檢情況，提高了工作效率。

總之，體檢中心要做好公民健康的預警，有病能查出來、提示到了。醫院不做這個事情，做的是臨床，這兩個角色是有根本區別的。

從他山之石，看體檢行業的技術、監管和運營改革

思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查了一些海外體檢市場的資料，感覺在監管技術、責任上的設計，有比較立體、創新的方法。比如：德國要求執業醫師必須參與體檢報告的解讀，必須明確診療路徑，禁止模糊表述；新加坡設立體檢監管局，檢驗費用跟結果綁定，出問題了，罰款最高50萬新元並吊銷執照；美國提倡用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保證數據存證不可篡改。王岳老師，從技術和管理的方式有沒有可借鑒的地方？

王岳：ai的行業應用，我們相比其他國家並不落後。像宋總提到的，我們現在很多三甲醫院基本影像科都在使用ai診斷軟體，篩查一些可疑的病灶。很多病人自己也在用，比如看病之前會「deepseek一下」看看自己癥狀有幾種可能、醫院哪方面比較專長、哪些醫生在這個領域是最有名的專家。無論是醫端還是患端，都已經使用ai技術，它未來會成為醫生和病人重要的助手。

思遠：ai也是醫生和患者間的橋樑，能填平一些信息差。

宋國強：有好多患者，deepseek之後，還拿著問題考醫生。

王岳：是的，「專家之死」的時代來了。這是一本書的書名，隨著這一輪的科技革命，知識不對稱的職業都會受到空前的挑戰——不僅是醫生，也包括老師、專業的媒體人，都會受到ai的衝擊和挑戰，這是必然結果。

思遠：去年，我和北京兒童醫院院長倪鑫說到這個話題。他們的ai兒科醫生走得比較靠前，據說ai診斷的準確率已達到在崗三五年主治醫師經驗的水平。ai對比較普及的醫學技術，平替性很強。倪院長有個觀點，「年輕醫生不會被ai取代、淘汰」——比如（骨科醫生）上手摸骨頭，老專家很厲害。有了ai，年輕醫生少背點題、不用什麼都會，骨科醫生就多練摸骨頭去——醫生和ai人機協作，讓ai成為助手，患者用ai掃平知識盲區，但也不用拿這個考醫生，因為ai也有錯覺，總歸是件好事。宋總，您有沒有補充？

宋國強：第一，推動民營機構和公立醫院數據共享，對醫生和對病人都非常重要。有時候醫院也不認民營機構的體檢報告，是資源浪費；第二，完善行業的管理體系，公立醫院和民營體檢機構的上級主管單位都是衛健委，但是質量控制體系還是有區別；再有，體檢行業現在也要「去庫存、反內卷」，避免價格戰。打那麼低折扣，沒辦法運營，從國家層面、從頂層可以做一些干預，由過去的「流量驅動」，比如人口紅利，向「價值驅動」轉變。體檢中心的業務收入和模式，也要由過去的單一體檢，向提供醫療服務的健康管理去轉型，收入結構要發生變化、產品要發生變化，體檢結束後應該開發後續服務的產品，老百姓受益，企業也受益。

專家說：普通人選體檢，怎樣平衡「不可能三角」

思遠：宏觀層面，國家提倡「反內卷」，同時還提倡「全民健康」。比如今年以來，提倡大眾健康飲食、體重管理。戰略層面有《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預防為主」的大方向，特別提出提高癌症的初篩率。站在老百姓角度，體檢套餐有通用的，也有個性定製化的，體檢有民營機構，也有公立醫院。普通人體檢時，怎麼在成本、效率和效果之間做平衡。當然，都希望「少花錢、多辦事、有效果」，這就是體檢領域的「不可能三角」。但怎樣盡量平衡？

王岳：首先，體檢很有意義，但不要過度體檢。根據你的年齡段遵醫囑，也不是一年都要做一次，特別是年輕人。有一些檢查項目不宜每年都做，比如胸片的x射線，特別是對年輕人，能不「吃射線」，還是別吃。

第二，我一般都會選擇我們北大的附屬醫院，這是個人選擇。設備再好，最重要的還是看這些檢查結果的專家的水平。

思遠：宋總，你們這行業的人聽了，會不會瑟瑟發抖？節目播出後都不去體檢中心了，怎麼辦？

王岳：我是說我自己的做法，不代表對大家的建議（笑）。

宋國強：我不發抖。王院長說得挺好，核心點是個性化，不是每個套餐都對每個人適用，體檢中心和醫院所肩負的角色是不一樣的。關鍵是消費者個人要對自己的健康狀況足夠敏感，有健康管理和複查的意識。個性化體檢有很多方法，比如單位能不能把體檢費用變成「報銷制」，按工齡按級別去定額，定額後在體檢前讓醫生跟客人之間互動，通過既往病史、家族病史給他制定套餐？這樣，可以做到有針對性地設計體檢套餐，該檢查的項目得到理想的結果。

思遠：根據自己情況靈活調整，超出部分必要的，可以自己負責，這就靈活了。

宋國強：對，針對個人很多項目沒必要查，為什麼要放到套餐裡邊去？針對你的項目600元封頂的話，你也可以定製化報銷500元就夠了。20歲、30歲的年輕人沒有家族病史、很健康，沒準就查個200、300元的項目就夠了。所有這些，要跟醫生有交流和溝通，才能設計出來。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雙訴之爭」訴訟程序漫長，案件深層次推動預防醫學體系融合

思遠：針對這個風波，最新情況是北京市衛健委監管調查程序啟動了，相信未來相關的法律程序完善也勢在必行。「體檢機構的名譽維權之訴」對上了「律師發起的公益維權之訴」，怎麼看這事的走向？會給體檢產業、全民健康管理的意識覺醒帶來哪些影響？

王岳：這事的訴訟程序可能會很漫長，估計一審結果出來時，事情熱度早過了。

思遠：漫長，是一個什麼定義和概念？一年？

王岳：一年都夠嗆能有結果。鑒定環節會有反覆和爭議，如果鑒定環節沒有爭議，我估計會快一點。總而言之，這個事件法院會做出最終的司法認定，希望這個事能助推行業、行業各方當事人變得更加理性。

思遠：宋總，有個直白的問題——「兩訴之爭」您是什麼心態？您希望哪邊勝？還是「吃瓜」心態？

宋國強：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對企業品牌和經營產生非常大的不利影響。這件事，可能會為行業和大眾摸索出一些新的標準和責任的邊界。對解決我們剛才所說的「數據不能共享、醫院和體檢中心的結果不能互認，導致健康管理的環節無法銜接」等行業問題是有幫助的。我作為從業人員，希望行業能夠輕營銷、重質量。

思遠：兩位嘉賓從醫學技術、衛生法律、醫學倫理和體檢產業本身，全面梳理了這件事情背後深層次的問題。相比現在輿論對此事的報道停留在「發現問題、指出問題」，兩位的觀點帶來了全新的啟示。

愛康國賓的漏檢風波已從個案升級為行業治理樣本，核心矛盾是釐清體檢機構商業盈利邏輯和公眾期待間的衝突。隨著監管介入和法律訴訟推進，在國家全民健康戰略的規划下，體檢行業未來還是光明的。可以預期，通過ai等技術應用的不斷創新、法律法規不斷完善，讓個人和體檢機構間明確責任的邊界。頂層設計和政策協同，推動預防醫學體系間相互融合，不斷推動體檢行業回歸初心，回歸本位，做好健康的守門員。

作者：總台經濟之聲財經評論員、【遠見】欄目製作人王思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