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昕昕局
編輯 | 昕昕局
前言
「愛情，是熱烈而又遼闊的，情人之間，總會渴望把世間所有的好物，都拿出來贈給那個人。」
在電影《情人》中，除了美好的愛情以外，還對審美意蘊進行研究，希望通過「詩意化」的角度來解讀電影。
《情人》的「詩意化」風格
杜拉斯擁有獨立而獨特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體現在電影的語言和故事情節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詩意化」。
杜拉斯擅長用詩性的敘事賦予簡單的故事詩意的色彩，從語言的描述和故事的講述中都能夠品味出杜拉斯本人的精神境界與審美風格。
「我們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們的一生都在追求著使自己的那種茫然失措和無能為力的情感，沉浸到一種真實可靠的力量的自欺超越之源中去。」
詩化是一種浪漫化，是用超驗的原則通過詩意的感覺去把握世界。
「詩意化」作為杜拉斯寫作的一種特定風格，在《情人》這部電影中所體現的在於電影的語言風格。
《情人》中每一處場景的描述，加上情緒的渲染，都使電影的語言帶有一種「詩意化」的風格。
「詩意化」在浪漫詩派的哲學中所指向的「詩意的世界」代表一個理想的國度，它與給定現實有著超驗的距離，因為詩最終是以最高的本體——神性、大全為根據。
「詩意化」的世界或是把它顯現出來，或是象徵它，而詩所載著人到達的彼岸是超越時間的，是絕對的。
浪漫派的詩意哲學中說道，我們不是用一種自然的實在世界的體系看待現實的世界，而是要從詩意的角度看待它，這種詩意的觀念不是從智性的思維和工具邏輯的方式出發而考量，是完全從另一種世界出發，這就營造出來了一個「詩意化的世界」。
「恍惚間，一種悲戚之感，一種倦怠無力突然出現，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來，光線稍稍有點發暗，還略略有一種聽不到聲音的感覺，還有一片霧氣正在瀰漫開來。」
「悲戚之感」是杜拉斯心理活動和精神狀態的體現，在一筆帶過自我的描述後轉而描寫暗淡下來的河面和瀰漫開來的霧氣，看似沒有關聯的兩句話實際上是虛實的結合，以悲戚感烘托氛圍，暗淡的不是光線，而是情緒，霧氣是心裡的迷霧在心頭氤氳了，這就符合了「詩意」，看似是描寫現實，卻又有一種夢境之感。
無論是語言的形式還是內涵，讀起來錯落有致的長短句，都極其富有詩意的韻味，這便是杜拉斯的「詩意化的世界」。
在《情人》這部電影中，杜拉斯通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把握，從現實的本體中抽離出了一種詩意的意象，通過語言的形變和藝術色彩的渲染，刻畫了鮮明的故事情節，用傳統的寫作技法，不僅僅局限於生活化的「再現情節」。
而是有意淡化敘事情節，用更多的語言塑造人物，刻畫人物內心的心理活動，描述和渲染周圍的環境，用寫意性的點染營造電影特有的氣氛，增強了故事中的詩意意境。
這種對現實感的虛化、詩意世界的渲染，正是將西方的浪漫詩派詩意哲學的理想融入帶有東方水墨畫寫意色彩的手法中，賦予了電影一種特別的詩意風格。
「詩意化」所寄託的是精神的世界，這個精神的世界是孤獨的、帶有理想色彩的，蘊含著十五歲的少女杜拉斯的氣質特性，是一種理性的超脫、浪漫的言說，是對東方國度的神秘情結。
這種孤獨的詩意世界是杜拉斯的精神寄託之所，也是慾望和激情得以釋放的棲息地。
在《情人》的故事當中，杜拉斯童年便經受著不被關心和親情的疏離，以及作為僑居在東方殖民地國家的外來者不被接受的經歷，使得故事的調性帶有憂鬱、孤獨的色彩，偏向於對杜拉斯的精神世界的折射，這也正是整個故事中都帶有「詩意化」風格的原因。
以「堤岸」「湄公河」等為象徵的詩意的孤獨
在《情人》這部電影中，杜拉斯嘗試用一種獨特的文風去書寫，詩性的語言和內容、敘事讓這部作品耐人尋味。
作為殖民地文化的衍生品，故事中的杜拉斯總是在反覆運用她年少時居住地的意象作為表達情感的工具。
《情人》的故事始於搬到西貢之後的日子，在這一時期，十四五歲的少女逐漸成長為女人。
熱帶氣候總是能促進萬物生長，伴隨著她野性氣息成熟的還有她對孤獨的意識。在電影中，每每寫到情緒至深處，「堤岸」「湄公河」「夜晚」這些意象就會反覆出現。
「我在堤岸公寓里度過的時間使那個地方永遠清晰可見，永遠煥然一新，那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絕望和可恥的地方，那就是堤岸的那個地方，它在河的彼岸。」
堤岸是她的中國情人居住的地方，是他們的極樂之境，但是這裡總是充滿痛苦和悲傷，他們試圖通過愛來解脫，肉體的碰撞帶來歡愉的同時卻流下了滾燙的眼淚，眼淚無法融解的孤獨，是溫柔之餘彼此交織著又抵抗著的恐懼，幸福在其中艱難生存。
在短暫分別的那些夜晚，杜拉斯不停想起堤岸的男人，情慾快要退卻時，她在進退的逼仄夾縫中唯有渴望孤獨。
「太陽升起，大海茫茫，決定放棄搜尋，永遠的離棄、分離。」
這些意象並不是簡單的堆疊，杜拉斯對於意象的掌握，更趨於巧妙而富有藝術性，簡單的意象經過杜拉斯的巧妙配置與拆分，宛如詩歌般的語言。
她用少量的詞寫成一句，缺少敘事的人稱，看上去更像一幅有無限可能的畫面，給讀者的留白正是精妙之所在。
語言活動是幻想，是形象的高度激情的體現，因此，它與詩的活動融為一體，它同時是思維和邏輯的工具，準備用它做某種觀點的符號時，語言仍然保持著它的藝術性。
但是「杜拉斯式」的詩化語言又融入了情緒的渲染，這種感性的直觀給予讀者更深層的情感體會，賦予語言更有韻味的詩性和藝術性。
「後來，她哭了，因為她想到堤岸的那個男人……他已消失於歷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樣，因為，只是在現在，此時此刻，從投向大海的樂聲中，她才發現他，找到他。」
在電影的臨近結尾處杜拉斯這樣寫道，此時的情感已經達到了另一個高峰，她是絕望的、崩潰的，她彷彿被放逐至洶湧的海浪中。
她失重了，情感的張力隨著她富有節奏和韻律的語言一起被推向高峰，她詩意的語言已經達到了肆意流淌的境界，流淌所及的地方就是一個源於真實又超越真實的藝術世界。
杜拉斯擅長用意象的堆疊來營造一種虛實感，在運用「堤岸」和「湄公河」這些意象時，把個人和這些客觀景物融為一體，她的經歷和體驗都來自這些地方，在寫孤獨的心境時，沒有什麼比這些意象更能說明一切。
「愛情即毀滅」的悲劇意識的表達
提到《情人》，杜拉斯說過和中國情人的故事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這段經歷將其他所有人的、所有告白過的、系統化的愛拋之腦後，不予理會。
透過愛將那初始且神聖的幽冥晦暗加以抽絲剝繭，試著說出其中的結果。
杜拉斯可以完整地訴說整個故事經過，卻唯獨對於愛無言。
在電影當中，杜拉斯告別了情人之後並沒有過多宣洩自己的情緒，而是隱忍著哀傷，用蒼涼的筆觸去作自己的道別。
道別後的幾十年里，她對情人在中國的生活境況一樁樁一件件都一無所知。
她以為的愛情永遠停留在了印度，從發端到毀滅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愛情的最終都將是被摧毀，愛情的時期一過，便永遠地消失於歷史之中。
就像後來她通過小哥哥的死發現了永恆一樣。
有時，愛甚至唯有愛缺席和死亡才得以解決，愛只會存在片刻，愛正是因為不可能才完整。
在晚年對杜拉斯的採訪中，她說道：「愛只會存在片刻，隨後便四散紛飛，消散於實際上不可能改變生命進程的不可能性中。」
毀滅似乎是一切進程的歸宿一般，始終貫穿於《情人》這部作品，杜拉斯在講述這段故事時從不刻意避免談及死亡，像她的其他作品一樣，死亡的氣息不時地瀰漫著。
杜拉斯對於毀滅的深刻把握所涉及的兩個層面，一是肉體，一是精神，這兩個方面最終都落到了人。
愛情的毀滅終究是人的毀滅，她深深地認識到，這一切的悲劇之源便是慾望和愛情，肉體和精神在遭此折磨之後，毀滅釀成悲劇成了作品永恆的主題。
在討論悲劇時，人們往往把西方的悲劇同中國的悲劇進行比較，杜拉斯作品中悲劇精神的表達同中國悲劇的理性也有共通之處。
魯迅先生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而上的哲理意味，他的悲劇意識以及這種悲劇意識疊化成藝術作品時能夠具有超越他人超越時代的美學特徵。
魯迅在他的作品中體現的並非那種傳統的讓人憐憫的悲劇精神，而是衝破了理性的思考，以人物的精神毀滅為載體，將悲愴與孤獨宣洩出來，這種想要突破而又反過來被壓抑的悲劇正是魯迅悲劇中的理性光芒所在。
同樣，杜拉斯便是在衝破傳統倫理桎梏中反被吞噬而走向悲劇，人在愛情中，便是走向毀滅中，在愈來愈逼仄的夾縫中生存，貪歡於愛情熾熱的焰火，最終將人推向悲劇性的境況之中。
杜拉斯早已知曉這種悲情是無可避免的，她將她的生命都灌注到了這一場災難中，毀滅與悲劇是永恆。
因此，整個故事中充斥著死亡氣息的表達，直面悲痛於精神和肉體的碰撞凝鑄成了對於「愛情即毀滅」的悲劇性表達。
「悲劇性」的審美意蘊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這樣定義悲劇：悲劇是對於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藉以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
西方美學研究者認為，悲劇是西方的一些英雄人物經歷了殘酷的戰爭或者厄運而毀滅。
到了20世紀，當文學進入現代主義的時候，悲劇的主人公不再是大人物，而是偏向於小人物。
杜拉斯許多作品裡描寫的悲劇故事的主角都是小人物。
相較於傳統的悲劇中對人物肉體毀滅的結局，杜拉斯更注重一種精神性的毀滅，這種精神性的毀滅是無聲的。
《情人》中杜拉斯與中國情人的愛情悲劇並不是肉體的毀滅，而是一種精神聯繫的割裂，肉體的歡愉終止，精神便陷入了永久的痛苦。
這種對生命意志的消磨往往比肉體的死亡帶來的精神創傷更持久，也更具有悲劇性。
杜拉斯對於悲劇的把握體現在電影中，便是精神的毀滅，於無言的情緒表達。
就像她從不會告訴你夜空有多藍，慾望就有多深；堤岸的夜晚有多纏綿，永別的悲愴就有多真實。
悲劇性的作品對人的心靈具有凈化作用，《情人》這部作品中對於悲劇的表達正顯示了其中的凈化意蘊。
作為自然的人都有心理情感層面的需求，需要一種排解與宣洩情感的方式，悲劇正是通過藝術的手段使人的心理情感得到釋放，從而達到內心的寧靜與平和。
在《情人》這部作品中，杜拉斯對愛情悲劇的敘述是在消磨殆盡的激情中尋找生命的永恆意義，所以即使激情褪去、慾望消逝、精神困苦，她在這段愛情的整個過程中已經實現了自我的意義，那就是從永久的傷痛中超脫出來，在詩意的境界中解放自我，向精神自由的世界更進一步。
因此，她傳達給讀者的，是從那充滿絕望氣息的文字中流露出來的對生命的激情。
這種悲劇意識的表達，使讀者在為其愛情悲劇嘆惋之餘，感受到生命更深刻的意義——即使經歷苦難，依然保持著慾望與激情。
這也正是悲劇的凈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