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單身女人自述：年越來越近，心情越來越沉，一個人也要好好的

那一把年華

＂你真的打算一個人過一輩子？＂王建國坐在我對面，手裡端著熱茶，目光透過氤氳的水汽，有些小心翼翼。

我笑了笑，沒有直接回答。

窗外的春風拂過剛抽芽的楊柳，帶著東北初春特有的涼爽，吹散了些許塵埃。

鳥兒在枝頭歡快地跳躍，好像在為這個城市的蘇醒鳴唱。

那是怎樣的一個冬天啊。

九十年代末，我周淑貞站在小學講台上的最後一天，手裡的粉筆斷了三次。

教齡證上蓋的最後一個紅章，像一枚印在我生命里的勳章。

講完最後一堂課，孩子們硬塞給我一張賀卡，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周老師，我們愛您＂。

那一刻，鼻子酸得不行，眼淚差點掉下來，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老師不哭，老師是最堅強的。＂我一直這麼教育學生，也這樣要求自己。

三十年教書生涯，教了多少屆學生，送走了多少個春秋，我自己卻一直是孤身一人。

從黑髮到白髮，從年輕到老去，身旁始終少了個並肩而行的人。

辦完離校手續，我慢慢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路兩旁的楊樹光禿禿的，好像也在送別我這個老朋友。

小賣部的王大媽遠遠地喊：＂周老師，今天是最後一天啦？＂

我點點頭，揮了揮手，心裡湧上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一個人回到那個老舊居民樓的家，電梯又壞了，我扶著樓梯扶手，一步一步爬上五樓。

屋裡靜得出奇，牆上的掛鐘滴答作響，顯得格外清晰。

樓下孩子們打鬧的聲音透過窗戶傳來，襯得我這一室的寂靜更加刺耳。

站在窗前，我望著窗外紛飛的大雪，心頭湧上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孤寂。

＂劉老太太說得沒錯，人啊，到了晚年就怕一個＇孤＇字。＂我嘆了口氣，翻出日記本寫下：＂臘月將至，年關又近，一個人的日子，該怎麼過？＂

電視里播著春晚的預告，主持人笑容滿面，說著＂闔家歡樂＂的吉祥話。

＂闔家歡樂...＂我苦笑一聲，家在哪裡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了1969年，剛下鄉那會兒。

一群穿著藍布衣服的知青在黑土地上唱歌，年輕得像一棵棵挺拔的白樺。

我們扛著鋤頭在田間勞動，汗水濕透了衣襟，卻唱著《東方紅》，唱得那叫一個響亮。

王建國站在隊伍最前面，他個子高，嗓門也大，領著大家喊口號：＂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把黑土地改造好！＂

夢裡的歲月那麼鮮活，夢外的我卻已兩鬢斑白。

醒來時，枕巾濕了一片，窗外的雪還在下，堆積在窗台上，映著路燈的光，閃閃發亮。

過完春節，我開始收拾書櫥，想著干點啥打發時間。

家裡的東西不多，卻也積攢了幾十年，每一樣都有它的故事。

一摞舊照片和幾封信從書後掉出來，散落一地。

我彎下腰，膝蓋嘎巴一響，疼得直咧嘴。

＂真是歲月不饒人哪。＂我自言自語著，慢慢撿起那些泛黃的紙片。

那是趙明寫給我的信。

八十年代初，我們一起回城，兩個從農村回來的年輕人，肩並肩走在新修的馬路上，憧憬著未來。

他在縣城一家工廠當了技術員，我去了鄉下學校教書。

＂淑貞，回城教書多好啊，咱們就能經常見面了。＂趙明曾這麼說，目光灼灼地看著我。

那時的趙明，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襯得人精神十足，他手上的老繭還沒褪去，是知青歲月留下的印記。

＂春梅，你別犟了，縣城學校條件好，工資也高，你幹嘛非要去鄉下受苦？＂趙明的語氣裡帶著不解。

可我不這麼想：＂農村孩子更需要老師啊，我在縣城，誰去鄉下？再說了，我習慣了鄉下的生活，回到城裡反倒不自在了。＂

＂你這人啊，就是認死理。＂趙明無奈地搖頭，＂那咱們就這麼分開了？＂

我當時沒明白他話里的意思，只是笑著說：＂又不是不能見面，你有空就來鄉下玩唄。＂

後來，趙明來看過我兩次，第三次就沒來了。

村裡放電影那天，我聽說了趙明結婚的消息，對象是隔壁廠子的會計。

＂聽說挺般配的，女方家裡條件不錯，還有個叔叔在縣裡當幹部呢。＂村裡的李大媽邊嗑瓜子邊說。

我只是笑笑，沒說什麼。

那時我正忙著照顧生病的媽媽，又哪有心思去想這些事情。

。

我把她接到了鄉下的宿舍里，白天上課，晚上照顧她，累得連做夢的時間都沒有。

＂閨女，你這麼辛苦，媽心疼啊。＂媽媽常常這麼說，眼裡含著淚。

＂沒事，媽，您身體要緊。＂我總是這麼安慰她，卻從不提自己的委屈。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偶爾會想，如果當初跟了趙明，現在會怎樣？

會不會有個溫馨的家，有幾個懂事的孩子？

可這念頭一閃而過，我又笑自己犯傻。

＂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我輕聲對自己說，然後繼續忙碌的生活。

媽媽走了之後，我更忙了，除了教書，還管著學校的圖書室。

學校條件差，圖書室就是一間舊教室，書架是我請木匠師傅用廢棄的課桌拼湊起來的。

每個月發工資的那天，我都會買幾本新書，放進圖書室，看著孩子們如饑似渴地翻閱，心裡比吃了蜜還甜。

＂周老師，您看這本《十萬個為什麼》，能借我回家看嗎？＂一個小男孩怯生生地問我。

＂當然可以，不過要愛惜書本，不能弄髒弄皺哦。＂我摸摸他的頭，看著他歡天喜地地跑開。

那些年，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學生身上，耗盡了青春年華，等回過神來，已經人近中年，談婚論嫁的話題早就成了笑談。

＂周老師，您怎麼不找個伴兒啊？＂學校里的年輕老師有時會這麼問。

有些大膽的還會說：＂要不我給您介紹一個？鎮上新來的李醫生，四十多歲，老婆去世了，帶個小閨女，人挺老實的。＂

我都是笑著擺擺手：＂哎呀，我這把年紀啦，找啥伴兒。再說了，我有這麼多學生，哪裡孤單呢？＂

表面上雲淡風輕，可春節放假，一個人對著電視吃餃子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夜深人靜時，枕邊的淚水只有自己知道。

日子一天天過去，不知不覺退休了。

社區體檢那天，排了好長的隊，我後面站著個大爺，白髮蒼蒼，微微駝背，說話還有點結巴。

＂您，您也是一個人來的？＂他問，聲音裡帶著試探。

我點點頭，沒多說什麼。

＂多出來走走，不然容易，容易得抑鬱症。＂大爺善意地提醒我，＂我，我就是，去年冬天，差點想不開。＂

他搓著手，臉上的皺紋堆成一團：＂兒子在南方，一年也回不來幾次。一個人在家，連說話的人都沒有，電視都不想看了。＂

我看著他，心裡也跟著一陣發緊。

＂那您現在怎麼樣？＂我忍不住問。

＂好多了，社區有個棋牌室，我每天去下下棋，認識了幾個老夥計，日子也就這麼過去了。＂大爺的眼神亮了一些。

那天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大爺的話。

是啊，一個人歸一個人，也不能把自己關起來啊。

可幹啥好呢？我沒什麼特長，也不擅長交際。

小區的廣場上，幾個老太太正跳著廣場舞，音樂歡快，她們的笑容更歡快。

＂我去跳廣場舞？＂我搖搖頭，那不是我的風格。

機會來得挺突然。

春節剛過，街道主任李大姐找到我，說社區要建＂夕陽紅＂文化站，問我願不願意當義務老師，教教書法、辦個朗誦班啥的。

＂我？＂我指著自己，有些猶豫，＂我都多大歲數了，還能教啥呀？再說了，誰會來聽我這個糟老太婆講課啊？＂

＂您別謙虛了，＂李大姐笑著說，＂咱們社區誰不知道您教了一輩子書，字寫得好，嗓子又亮堂。您要不來，這活兒還真沒人能頂上。＂

我沒立刻答應，說考慮考慮。

心裡卻隱隱有些期待，又擔心自己做不好，怕讓人笑話。

那天下午，天氣特別冷，北風呼呼地刮，吹得人直打哆嗦。

我出門買菜，縮著脖子在小區里快步走，忽然看見一個老頭在小區角落裡支了個小桌子，正在寒風中練毛筆字。

冷風吹得紙張直翻，他一隻手按著紙，一隻手握著筆，神情專註。

我走近一看，是李大爺，退休老工人，膝下無兒無女，老伴兒去世好幾年了。

＂李大爺，這麼冷的天，您在這兒寫啥字呢？＂我問他，呵著凍得通紅的手。

李大爺抬頭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說：＂周老師啊，屋裡憋得慌，出來透透氣。這不，學著寫兩筆，打發打發時間。＂

墨汁在硯台里結了一層薄冰，他用手指一點一點地搗碎，然後蘸著冰冷的墨汁，在紙上一筆一划地寫著＂福＂字。

我看了看他寫的字，歪歪扭扭的，墨汁都凍得發黑了。

＂您這手凍得，怎麼拿得住筆啊？回屋裡寫吧。＂我勸他。

李大爺搖搖頭：＂一個人在屋裡沒意思，在這兒，還能看見人來人往，熱鬧些。＂

他抬起頭，眼裡有種說不出的孤寂：＂老了才知道，熱鬧是別人的，孤獨是自己的。＂

那一刻，我心裡一動，像是被什麼東西輕輕擊中。

不正是因為怕寂寞，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才會覺得日子難熬嗎？

不正是因為怕孤獨，我才會在夜深人靜時想起那些遠去的人和事嗎？

＂李大爺，您想不想去社區的＇夕陽紅＇文化站學書法？聽說要辦了，有專門的老師教。＂我試探著問。

李大爺眼睛一亮：＂真的？那敢情好啊！我這一輩子沒文化，就想學點字畫，給自己充充電。＂

第二天，我找到了李大姐，答應了她的請求。

＂我來當這個老師，不過我有個條件，得給我準備好筆墨紙硯，讓老人們都能用上好東西。＂

李大姐爽快地答應了：＂這個沒問題，社區有經費，就等您這句話呢！＂

＂夕陽紅＂文化站開張那天，來了七八個老年人，大多是獨居的。

我緊張得手心冒汗，好像回到了第一次登上講台的感覺。

＂今天咱們先認識一下，我姓周，退休教師，在這兒教大家寫毛筆字，念唐詩宋詞。不圖別的，就圖大家有個地方聚聚，說說話，度過這漫長的晚年時光。＂

我的開場白很樸實，但卻引來了一陣掌聲。

一開始大家挺拘謹的，不敢放開說話。

老楊是退休公交車司機，手粗笨，握不住毛筆；老劉是退休會計，戴著老花鏡，字寫得工工整整；還有個姓張的老太太，耳朵有點背，總是大聲說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沒過多久，隨著相處時間增多，大家熟悉起來，聊天的聲音也就大了，笑聲也多了。

我教他們寫＂福＂字，準備貼在門上迎接新年；教他們朗誦《再別康橋》，感受那種淡淡的憂傷；也教他們唱《夕陽紅》，唱出對生活的熱愛。

那段日子，我忙得不亦樂乎，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要教啥內容，該怎麼講。

晚上回家，雖然累，但心裡踏實。

日子有了著落，人也跟著精神起來。

鄰居老劉看見我，笑著說：＂周老師，你這退休後反倒比上班時氣色好了，面色紅潤，走路都有精神了。＂

我笑笑沒說話，心裡卻美滋滋的。

可天有不測風雲。

一次活動中，我正在朗誦《再別康橋》，念到＂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時，突然覺得胸口一陣鈍痛，眼前一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來時，我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輸著液，陽光透過窗帘，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影子。

＂周老師，您可嚇死我們了！＂李大姐坐在床邊，眼眶紅紅的。

醫生說我有輕微心臟問題，需要住院觀察幾天。

他叮囑我：＂老同志，您得注意休息，別太操勞了。您這個年紀，身體最重要。＂

讓我沒想到的是，文化站的那幫老人們輪流來醫院看我，有帶水果的，有煲湯的，還有背著二胡來給我拉曲子的。

老楊憨厚地說：＂周老師，您快好起來，沒有您，文化站就沒了主心骨。＂

老劉拍著我的手說：＂我那字寫得越來越像樣了，等您出院，我要讓您好好指點指點。＂

。

躺在病床上，聽著外頭的笑聲，我突然想起那些年在鄉下教書的日子。

學校條件艱苦，但師生關係親密無間。

夏天蚊蟲多，孩子們給我做了個紗窗；冬天爐子壞了，村裡人幫我修好，還給我送了一筐煤球。

學生們放學了，三三兩兩往我宿舍跑，東家拿個紅薯，西家拿個煮玉米，圍著我說笑打鬧。

那種溫暖，與現在何其相似。

剛出院那陣子，我還有點虛弱，每天只能在屋裡走動走動。

外面下著小雨，雨滴打在窗戶上，像彈鋼琴一樣，奏出一曲思鄉的歌。

一個雨天的下午，郵遞員送來一封信，信封有些舊，像是在郵局裡放了很久。

＂誰會給我寫信呢？＂我納悶著，拆開信封。

打開一看，我愣住了，是王建國的來信。

王建國，誰啊？

我仔細回想了好久，才記起這是四十年前一起下鄉的知青戰友。

當年他比我大兩歲，是知青點的小頭頭，帶著大家朗誦《雷鋒的故事》，干農活，搞創作。

他寫得一手好毛筆字，畫得一手好宣傳畫，在農場很受歡迎。

後來聽說他考上了大學，再後來，就沒了消息。

信中說，他現在是某大學的退休教授，老伴去世兩年了，整理舊物時發現了當年的合影，想起了我，就託人打聽到了我的地址。

信的最後寫道：＂清明節前後，我打算回老家祭祖，順道去看看你，不知可否？＂

我捧著信，手有些發抖。

四十年過去了，當年那個高高瘦瘦、說話鏗鏘有力的年輕人，現在會是什麼模樣？

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可說的嗎？

幾經輾轉，我們通了電話。

聽筒那頭的聲音沙啞了些，但還是能聽出年輕時的影子。

＂淑貞，是我，老王啊。你還認得出我的聲音嗎？＂他的話裡帶著小心翼翼的試探。

＂認得出，當年你的聲音最洪亮了，喊口號的時候，能把整個農場的人都震醒。＂我笑著說，心裡卻有一絲緊張。

我們約好，清明節後見面。

不知為什麼，我開始留意鏡子里的自己。

滿頭白髮，臉上的皺紋像刻刀雕出來的，眼角的笑紋倒是越來越深了。

＂老了，真的老了。＂我對著鏡子嘆氣，卻又忍不住掏出口紅，輕輕點在嘴唇上。

＂哎呀，周淑貞，你這是幹嘛呢？＂我趕緊用紙巾擦掉，笑自己犯傻。

可就在王建國到來前三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山區小李的父親打來的。

小李是我資助的貧困學生，從初中開始就資助他，現在讀高三，成績很好，眼看就要高考了，卻突發急性闌尾炎，需要手術。

他父親打工的工地上還沒發工資，急得不行，想問我能不能先借點錢應急。

＂大妹子，我實在是沒辦法了，才想到給你打電話。＂電話那頭，李父的聲音哽咽著，＂你要是不方便，我再想別的辦法。＂

＂李大哥，你別擔心，我這就去銀行取錢，明天就到。＂我二話沒說，把存摺里的錢都取了出來，坐了六個小時的長途車，趕到了山區醫院。

病房裡，小李躺在床上，臉色蒼白，看見我進來，勉強笑了笑：＂周老師，您來了。＂

我看著他，心疼得不行：＂別怕，手術費有了，你安心養病，等高考完，周老師再來看你。＂

＂周老師，我不會耽誤高考的，我一定會考上大學，不辜負您的期望。＂小李眼裡含著淚，堅定地說。

我點點頭，轉身時，眼睛也濕了。

誰說沒有子女就沒有牽掛？這些年，我資助的學生，不也是我的孩子嗎？

因為這事，我錯過了和王建國的見面。

回到家，我給他寫了封信，解釋了情況，心裡卻難免遺憾。

＂老天爺真會開玩笑，四十年沒見了，偏偏這時候出了這檔子事。＂我自言自語地嘀咕著，卻也沒多少後悔。

誰知道，不久後的一天，社區＂夕陽紅＂文化站舉辦了首屆文藝匯演，我擔任了總策劃。

那天，會場坐得滿滿當當，鄰居們、社區幹部、甚至區里的領導都來了。

我穿著一件淺藍色的旗袍，這是退休那年同事們送的禮物，一直捨不得穿，今天總算派上了用場。

我和朗誦班的老人們一起演繹《我的祖國》，聲情並茂，感動了許多人。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當我們唱到這句時，台下有人跟著哼唱，氣氛格外融洽。

演出結束後，掌聲經久不息，我們鞠躬謝幕，心裡滿是成就感。

這時，一位中年男子捧著一束水仙花向我走來，西裝革履，精神矍鑠。

＂周老師，還記得我嗎？我是您教過的學生，趙小軍。＂他笑著說，眼神里滿是尊敬。

我一下子愣住了。

趙小軍？那個當年調皮搗蛋、被我訓過無數次的孩子？

那個上課總是坐不住，下課卻第一個幫我拖地板的男孩子？

＂小軍啊，你...你現在...＂我激動得話都說不利索了。

＂我現在在市教育局工作，今天是代表局裡來看您的演出。＂他笑著說，＂沒想到您退休了還這麼有精神，真替您高興。＂

趙小軍又壓低聲音說：＂老師，您知道嗎？當年您堅持讓我讀書，我爸媽都想讓我輟學打工。是您去我家做工作，還借錢給我交學費。要不是您，我哪有今天啊。＂

我擺擺手，心裡卻滿是欣慰：＂你肯學，肯努力，成績是你自己考出來的。老師只是推了一把。＂

正說著，人群中走出一個頭髮花白的男人，穿著板正的西裝，背挺得筆直，眼神明亮。

＂淑貞，好久不見。＂

是王建國。

原來他提前來了，就坐在觀眾席里，看了我的整場演出。

＂你怎麼來了？＂我驚訝地問，心跳突然加快了。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理解。但我想，既然來了這座城市，總要見見你。＂王建國笑著說，眼角的皺紋里藏著歲月的痕迹。

他還是那樣挺拔，只是鬢角已經斑白，眼神卻依然炯炯有神。

＂我坐在台下，看著你在台上引領那些老人朗誦，就像當年在知青點，你帶領大家朗誦革命詩歌一樣。＂王建國的聲音裡帶著懷念，＂四十年了，你還是那麼有激情，那麼有活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有那麼誇張，就是喜歡熱鬧，寂寞久了，就想找點事做。＂

一眨眼，春暖花開。

東北的春天來得晚，但一旦來了，就格外熱烈。

小區的花壇里開滿了迎春花，遠遠望去，一片金黃，像是鋪了一層金子。

我和王建國在社區的小花園裡散步，說起各自這些年的經歷，笑了，也哭了。

王建國大學畢業後留在了學校，後來結了婚，有了孩子。

孩子現在在國外工作，一年難得回來一次。

老伴兩年前走了，肝癌，走得很突然。

＂我一直以為我會走在她前面，沒想到她先走了。＂王建國說起老伴時，眼裡滿是思念，＂她臨走前，讓我好好活著，別太想她。＂

我輕輕嘆了口氣：＂人生無常啊。＂

＂你這一輩子，都在為別人活啊。＂王建國忽然感嘆道。

太陽西沉，晚霞染紅了半邊天，給我們的臉上也鍍了一層金色的光芒。

我搖搖頭：＂哪有，就是隨遇而安罷了。咱們這代人，哪有那麼多選擇？能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你後悔嗎？一個人過了這麼多年。＂王建國問，目光裡帶著關切。

＂後悔啥呀？＂我笑著反問，＂我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可教過的學生比誰都多。＂

我看著遠處嬉戲的孩子們，繼續說：＂雖然沒有家庭，但現在有社區這個大家庭。文化站的老人們，不也是我的親人嗎？＂

我頓了頓，又說：＂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知足常樂唄。＂

＂說得好。＂王建國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又開口道：＂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學校還有些事情要處理。＂

＂這麼快？＂我有些詫異，心裡竟有一絲不舍。

＂是啊，不過...＂他猶豫了一下，＂暑假我還會再來，到時候，我想多住些日子，多了解了解你這些年的生活。＂

夕陽的餘暉灑在我們身上，樹影婆娑，風輕輕吹過。

回到家，我泡了杯茶，端坐在窗前，望著外面的景色。

樓下的廣場上，老人們在跳舞，音樂聲隱隱約約傳來。

小區的孩子們在追逐打鬧，笑聲清脆。

我想起了這一生走過的路，遇見的人，經歷的事。

有歡笑，有淚水，有遺憾，也有滿足。

第二天中午，王建國要離開了。

臨行前，我們在社區門口的小茶館見面。

＂你真的打算一個人過一輩子？＂王建國坐在我對面，手裡端著熱茶，目光透過氤氳的水汽，有些小心翼翼。

我笑了笑，看著窗外搖曳的楊柳，心中思緒萬千：＂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沒有白吃的苦。這大半輩子，我走過的路，吃過的苦，都是我的財富。至於後半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