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站在洞房的門口,捧著一束花,卻笑不出來。
看著眼前陌生的新娘,我滿腦子還在想念三十多年前那個穿紅棉襖的姑娘。
1987年那會兒,記得那是個寒冬,我在深圳谷田電子廠干技術員,每個月工資有二百多。
跟著劉老闆學了不少門道,再加上幫人修電器的外快,一年下來存了一萬多。
那時候的深圳還不像現在這麼繁華,處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建設,空氣里瀰漫著水泥和油漆的味道。
我和工友們擠在工廠後面的宿舍里,六個人一間房,床板上鋪著發黃的草席,蚊帳打著補丁。
但我從不覺得苦,因為每個月能攢下大把的錢,這在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爹是村裡的老實人,種了一輩子地,房子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蓋的土磚房,下雨天總漏水。
我上頭有個姐姐嫁到隔壁村,下面還有個讀高中的弟弟,家裡窮得叮噹響,我這個老二就成了全家的希望。
過年回老家,我特意穿得破破爛爛的,還故意把手上的繭子搓得更明顯些。
村裡人都說"李建國這孩子在外頭混得不咋樣",背地裡還說我不如隔壁王家的兒子有出息。
可我心裡明白,與其炫富招來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錢,還不如裝窮省心。
那年臘月,媒婆張嬸拉著我的袖子神神秘秘地說:"建國啊,嬸子給你說個好姑娘,就是村東頭何家的閨女淑芝。"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何淑芝,大年初五,她穿著件紅棉襖,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等我。
寒風中,她的臉蛋凍得通紅,卻執意不肯進屋,就這麼等著。
我遠遠地就看見了她,心裡砰砰直跳,這姑娘長得真俊,尤其是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讓人一眼就忘不掉。
"你就是建國哥吧?"她怯生生地問,聲音細細的,像春天的棉絮。
"是啊,你是淑芝?"我故作鎮定,其實手心全是汗。
從那以後,我們開始寫信,她的字寫得很秀氣,像她這個人一樣溫婉。
可是漸漸地,我發現她的信里總是在打聽我在深圳的收入。
"建國哥,你在深圳真的只掙這麼點錢啊?聽說現在電子廠工人都挺有錢的。"
"哎呀,能掙幾個錢,一個月也就夠吃飯。"我裝作苦哈哈的樣子,心想等結婚的時候給她個驚喜。
沒想到這句假話,竟成了我們之間最大的心結。
夏天的時候,何淑芝爹媽嫌我窮,直接提出要兩千塊彩禮。
那會兒別說兩千,就是兩萬我也拿得出來,可我就是不願意在錢上服軟。
我心裡憋著一股勁兒:憑什麼要用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建國,我爹說了,沒有兩千彩禮,就不能談婚論嫁。"何淑芝在村口把我送的荸薺推還給我。
我看著她的眼睛,想從裡面找到一絲不舍,可是什麼也沒有。
"好吧。"我心裡難受,可還是倔強地點點頭。
轉過年,我聽說何淑芝嫁給了縣城開副食店的張德福,說是彩禮給了三千。
我一個人躲在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照樣去上班。
。
可我的心裡,始終放不下那個紅棉襖姑娘。
九十年代初,我偶然聽說張德福賭博把店輸光了,還欠了一屁股債,半夜捲鋪蓋跑了。
我開著車回了趟老家,遠遠地看見何淑芝在街邊賣菜,頭髮花白了不少,臉上的皺紋也深了。
我很想過去,可是腿怎麼也邁不動。
就在我準備離開的時候,看見她的兒子推著自行車過來,車后座上綁著個破舊的書包。
"媽,我去學校了。"男孩說。
"等等,媽給你擦擦臉。"何淑芝掏出手帕,仔細地擦去兒子臉上的汗。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叫命運。
也許正是因為我當年的自尊,害得我們錯過了最好的年華。
如今我也要結婚了,對象是相親認識的,在醫院當護士長,很溫柔也很賢惠。
可每次看著她,我的心裡總會浮現出那個穿紅棉襖的姑娘。
就在婚禮前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何淑芝寫來的。
"建國,祝你新婚快樂。其實當年我知道你在深圳過得很好,張嬸的兒子在你們廠上班,都告訴我了。"
"我一直在等你說實話,等你主動提彩禮的事。但是你沒有,你寧願裝窮也不願意說真話。"
"後來我才明白,真正隔在我們中間的,不是錢,而是互相的不信任。"
看完信,我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
今天是我的婚禮,我穿著筆挺的西裝,可心裡卻沉甸甸的。
新娘很美,可我知道,這輩子我再也找不回當初那種心動的感覺了。
人這一輩子啊,有些事錯過了,就真的錯過了。
就像那年的紅棉襖,那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還有我們年輕時互相試探的心。
站在洞房前,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感情最可貴的,不是你有多少錢,也不是你給得起多少彩禮,而是兩個人之間那份真誠的信任。
只可惜,這個道理,我們都懂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