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地調研時,圍繞幹群關係,看到了很多說起來很離譜,但在當下又極為常見的事情。
中部某山區夏日防汛,村書記和小組長早早就通知在村的大家要緊急動員,一起給河道挖淤泥,防止山洪決口。村子裡村民除了種地,也有魚塘,如果山洪傾瀉而出,不少村民都要遭災,這一點村書記和小組長都是通知到位了的。結果到了挖淤泥時候,只有小組長和村書記兩個人下了河道挖淤泥,有的村民動員了不來,還有的村民就撐著傘在河道邊看小組長和書記挖泥。這些站著看的村民彷彿一個個督工,這裡面甚至有不少河道決口就要被沖魚塘的村民。他們不僅看著笑著,還要在邊上說風涼話,說政府不給錢就不幫忙挖,還有村民說現在挖淤泥,不如等決口了,糟了損失讓政府賠。
小組長和筆者說這些事時,神情很嚴肅,他說他和書記當時身上沒一塊乾的,現在想起來還寒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村裡的人情世故就淡了,人人都往利益上看了,總把我們幹部當壞人,群眾工作一點也不好做了」。他還尤其說了以前的群眾工作,村裡有什麼事,大家也都熟悉,就算有摩擦,我買點小菜提瓶酒,上門喝一頓問題就能解決了。現在一是不能喝酒,二是就算上門都不跟你交心,「村民不跟幹部說實話,哪怕喝酒聊的都是給幹部上理論課,說國家政策這麼好,為什麼下來之後變成這樣」?「這時候幹部一定不能搭話,你說什麼都會被認為在推辭,還有村裡的事尤其不能讓村民承擔什麼,萬一吃點虧,什麼12345,什麼信訪全都來了」。
二
防汛挖淤泥事件是較為典型的「幹部干群眾看」現象,其所反映的基層問題,一是群眾難組織難動員,很多群眾認為自己是應該享受服務的大爺,二是幹部做事沒有威信,當前的幹群關係脆弱。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回事,群眾難動員的實質仍是來源於當前鄉村幹部群眾工作的極不紮實,平時不聯繫群眾,不組織群眾,一到關鍵時刻才想起要動員群眾,大家自然不會買幹部的賬。而且哪怕是關乎到每個村民自己的公共事件,能過且過、搭便車的功利性想法自然而然地取代了為組織出力的想法。畢竟遭了損失可以問政府要賠償,給大家做好事不僅沒有報酬,甚至還會被人懷疑「動機」不純。
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群眾工作做不了,群眾與幹部之間的日常聯繫就會更少,群眾不熟悉幹部,幹部也不了解群眾,兩者的關係也就變得更加疏離。然而隨著當前基層治理轉型與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不可能裝作陌生人一樣互不理睬。幹群關係脆弱的情況下,很多需要與群眾打交道的國家資源下鄉、基層治理組織要麼是以一種基層幹部完全服務的模式推進,深刻踐行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服務改革的「服務型政府建設」;要麼就是以一種國家資源鋪路的行政替代方式進行,通過政府與基層自發的行政空轉按內部對內部的方式完成上級指令。這兩種方式看似完成了相關政策目標,但都沒有實質性地推進基層幹群關係,甚至一系列純服務群眾的福利與形式主義的造假大大惡化了基層幹部的工作方式與工作形象,使得當前的幹群關係越發艱難。
幹群關係其實是一種將心比心的交互,幹部知道老百姓心裡想什麼,老百姓知道幹部在做什麼,彼此之間用群眾工作勾連,一起通過對群眾的組織、宣傳、教育、發動完成共同的目標,幹群關係自然而然就能夠在實踐中得到升華。但現在的問題是,幹部和群眾不熟悉,幹部或許知道群眾想要什麼,但現實的種種因素下自己也做不到,甚至政府內部很多的留痕與報表工作就佔據了幹部大部分的時間,自己就更是沒法給群眾想實事。而在群眾視角下,老百姓一方面十分羨慕幹部,認為幹部是「官」,私的層面,自己有個幹部朋友是光榮的、值得顯擺的。但在公的領域,無論什麼幹部都不是「好」的,哪怕現在日子越來越好,這些都是國家政策好,幹部們平時就是在單位里喝喝茶開開會無所事事,在村子裡幹部讓做事是絕對不能去的。一方面羨慕幹部,另一方面又仇視幹部,希望有好乾部,但又覺得不可能有好乾部,老百姓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恰能體現當前幹群關係的尷尬境地。
三
我國我黨的幹群關係只是在當下相對懸浮與隔膜,其演變發展大致經歷了從親密到緊張到懸浮再到隔膜的整個過程。而且即使在當下,在不同區域與領域內,幹群關係也並不都是均質的,只是在時間階段的對比中展現得與過往不同。
在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深刻踐行群眾路線,努力推進群眾工作的幹部作風下,幹群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兩者如同兩口子一樣,是深刻信任、榮辱與共的。拿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與《尋烏調查》為例,我黨幹部充分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風格,深刻了解群眾之所想,深刻踐行群眾之所望,這才有了當時解放事業與社會主義探索的勝利。到了改革開放與稅費時代,不少基層幹部在農業稅徵收與計劃生育等國家政策強硬執行下,使幹群關係變得緊張,甚至不少老百姓一度要躲著幹部,怕幹部「拆房牽羊」,這一時期幹群關係是極為緊張的。而在這個階段,改革開放後的打工經濟興起,也使得不少村民開始遊離於城鄉,人心思異與傳統解體,基層群眾工作也很難開展,這一時期老百姓與幹部的幹群關係就像緊張衝突之後離婚了一樣,深刻失望後無法情同魚水。
在稅費改革後,打工經濟如火如荼,很多中西部村莊平時都無人在家,熟人社會隨著人員流動一點點轉變為無主體熟人社會。村莊社會平時無組織無活動,而基層幹部也是一樣,不再收稅幹部也就不用下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可以讓市場滿足,基層工作也就日益懸浮。連帶著幹群關係跟著懸浮,兩者之間平時沒有什麼交集,像是兩口子離婚後互不聯繫。再到近幾年,隨著鄉村振興與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轉型推進,大量的國家資源下鄉、規範下鄉與監督下鄉,基層幹部都被調動了起來,開始想著法地組織群眾與服務群眾,推進基層治理。但很多老百姓仍處於流動之中,幹群關係中雖然沒有緊張的公共事件對立,但幹部們對群眾的服務也始終調動不起群眾來。這時候兩者的關係就像是兩口子離婚之後又復婚,雖然講關係要親密,但始終做不到真正的群眾引導與群眾發動,看似關係很近,但兩者之間存在一種隔膜,兩者關係淡淡的,難得見面,見面了也難交心,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四
艱難脆弱的幹群關係下,「幹部干群眾看」也就成了常態。要想深刻變革這樣的關係,除去現實層面種種不合理制度結構的影響,觀念層面,真正地重視群眾,把群眾當作工作中的主體而不是客體,深刻地推進群眾工作,使工作注重實效而並非完成極其重要。縱覽我們群眾關係的變遷歷史,群眾工作的力量是無窮的,變革群眾關係的關鍵在於做,只要做起來,堅持下去,消極的也會變成積極的,客體的才會變成主體的。
革命年代,懷化地界周圍有很多土匪,聽聞紅軍要來,當地很多群眾都在土匪的蠱惑下進山了。紅軍進村後發現沒有百姓,這就沒法做群眾工作,建立革命根據地。面對這樣的困難,當時的紅軍提出了「做沒有群眾的群眾工作路線」,具體就是想當地老鄉之所想,知道他們是被脅迫的,也知道他們並不願意跟土匪進山,終究是要回村的。於是紅軍戰士們即使生活在空無一人的村莊里,也依然秋毫無犯,甚至還把老鄉留下的院子打掃乾淨了,沒帶走的家禽餵養了。等到老百姓回來一看,對紅軍的信任與支持在無言之中就建立起來了。也就是靠著這樣「儘管做」的沒有群眾的群眾工作,紅軍把老百姓給爭取了過來,幹群關係才能如同魚水,相互促進。
現在不是革命時期,但群眾路線與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依然重要。面對干群之間的不信任,關鍵還是「做」。良好的群眾關係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言勝於行的邏輯下,必須要讓群眾看見幹部、認識幹部、了解幹部,從而才能信任幹部。當前的群眾工作也可以更加細緻,無論什麼形式,最重要的是要走心,走心在於誠摯的溝通,設身處地的推進。只有群眾和幹部一條心,幹群關係才能一家親,兩者的距離才能逐步拉近。而可能存在的隔閡也可以在交流中化解,在信任中增進,從而達成基層治理與共同發展的有效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