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6日，深圳，內地與港澳人員往來全面恢復，羅湖邊檢保障跨境學童返港就讀。圖/視覺中國
「香港教育界，要面臨雙非學生的學額問題。」2025年8月，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連續在社交平台發文，重提「雙非嬰兒」議題。
他表示，2008年是「雙非嬰兒」的出生高峰，2025年他們已經17歲，將來可能到香港報考大學。而當前香港的學額共1.5萬個。他指出，這可能「為香港大學學額供求問題，帶來極大不確定性」。
回望本世紀之初，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熱潮湧動，最高每年出現3萬多新生兒。這些新生兒的父母有一方非香港居民，或者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因而得名「雙非」或「單非」家庭。
當年「雙非嬰兒」的激增，讓香港教育、醫療資源壓力倍增。自香港特區政府施行「零雙非」政策後，「雙非」嬰兒數目自2013年大幅下降，但此前出生人數龐大，據統計有20萬人。
雖然一出生就擁有香港身份，但他們中很多人因各種原因無法留在香港成長。有的人住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長大後每天跨境上學；有的則索性在內地接受教育。
如今，這批在政策窗口期獲得香港身份的孩子正陸續步入成年，到了選擇大學和就業的年紀。
繼續留在香港，還是回到內地？他們的未來將面臨抉擇。
回內地，另一種選擇
2012年03月01日，深圳交警部門在深圳灣口岸舉行過境學童校車通車儀式。圖/視覺中國
蘇欣欣出生於2004年，是一名「學在香港、長在深圳」的跨境學童。小時候，她跟媽媽、外公外婆在內地生活，跟爸爸相處時間短暫而有限。
五歲那年，母親告訴蘇欣欣，從今天開始，她要去香港上學了。
她乖乖穿上校服，拎起飯盒，在天未亮時就排在深圳羅湖通關口岸的長隊里，登上一輛駛向香港的校車。車上有親和的跟車阿姨，也有和她一樣茫然而乖巧的同齡夥伴。
去香港之前，蘇欣欣先在廣東東莞一家幼兒園讀書。對於突然要轉學到陌生而遙遠的香港，年幼的她並沒有太多疑惑。「媽媽讓我聽阿姨的話，我就跟著走。反正每天都會順利被送回家。」
數年間，蘇欣欣往返深港兩地。生活與求學被一條深圳河劃開。
中一到中三，港生蘇欣欣在一家香港教育排位在「第二梯隊」（band2）的學校讀書，「相對中規中矩」。2019年，一場猝不及防的修例風波侵襲香港，街道上常常有人堵路、靜坐。家人擔心她的安全，決定在中四那年轉校到內地一家國際學校，繼續完成課程。
香港中學實行6年制，本地學生主要通過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簡稱dse)升入大學。
2022年，蘇欣欣dse成績出爐，也收到了一些學校offer， 但「不是特別好」，之後她被廣州一所高校錄取。有香港的親戚勸她：不如復讀一年，搏一搏，盡量能留在香港升學。
而她和家人卻有自己的考量。
「我未來傾向於在內地發展。」蘇欣欣說，香港薪資水平高，但消費也挺高。如果未來她和家人留在內地生活，在居住條件、生活水平上明顯高於香港。再加上家裡的生意、房子都在內地。最後綜合考量下，她和家人還是決定先回內地上大學。
同樣是2022年升學，港生劉金宇和身邊一些同學也選擇了內地。據他觀察，大家選擇到內地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的是成績特別優秀，直接能保送清華和北大等內地名校的；也有的是比較看好內地發展機遇，決定回來抓住機會的；還有的是沒能達到名校錄取標準，在香港升學沒有優勢的。」劉金宇說，他本來也收到了港科大的offer，但權衡之下還是到了北京讀書。
多名受訪港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香港高校分層明顯，除了「港八大」（一般指排名靠前的香港八所大學）名校外，其他高校知名度相對較低。考生或是讀未來可能有落選風險的副學士，或者是讀培養一技之長的職業院校。每年香港dse考試有數萬人報考，而「港八大」每年招生大約幾千人。相較於香港動輒每年二三十萬港元的高昂學費，內地高校學費也更加平價。
近年來，內地與香港信息交流更加便捷，港生了解、報考內地學校也更加容易。對於沒有選中心儀學校的學生來說，內地優質高校不失為一個選擇。
劉金宇目前在北京一所知名高校讀大三。他讀的是理工科專業，身邊有內地同學也有港生小圈。近年來相處中他發現，港生的數理基礎普遍偏弱。
「我參加香港dse考試時，數學m2（數學延伸二）和qr（數學探究）都拿了5（較高等級），不算差。但剛進來現在的大學時，我發現在數學上的課程完全跟不上。」他說。
除了數學差異外，他發現身邊港生對中國文學與歷史的了解也相對偏弱。「香港dse的語文考試，只有12篇指定篇章，也沒有內地同學高中階段的『題海刷題』經驗。」
從小學到高中，劉金宇都往返於深港生活、讀書。他身邊人大都和他一樣的跨境生，或者是香港本地學生。雖然他從小成長在內地，但直到進入內地大學，他才更真切地感受到另一個系統的不同。「港生常說升學壓力大，但對比內地學生，真是小巫見大巫。」
在香港，新的競爭者
2025年7月16日，香港dse放榜，北區上水的「雙非」女狀元引發港島熱議。
據悉，今年香港dse16名狀元中，來自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的考生王苑廷是一名跨境生，來自「雙非」家庭。她自幼稚園起在港讀書，每日由深圳羅湖跨境上學。當被媒體問到跨境上學會否影響其考試時，她指「交通時間不長，與其他同學無異」。
「我讀中學的時候，印象中跨境生的成績不太好，比如『英語基礎弱、通勤時間長』等。所以今年看到跨境生拿了『狀元』，覺得爆了一個大冷門。」章明楷說。
2023年2月7日，香港，上水鳳溪第一小學的跨境學童回校上課。圖/視覺中國
章明楷出生在「單非」家庭，爸爸是香港人。不過自幼兒園起，全家人就搬到了香港。2016年起，章明楷入讀香港新界大埔一家中文中學。在他和同學的固有印象中，香港教育水平以港島為圓心，向四周逐漸減弱。
「一般來說，港島中學教學水平高於新界，而新界中學教學水平里，北區最差。因為北區是香港最北的區，其他區的港生很少來報考。」章明楷回憶，小升初的時候，成績好的同學也優先考港島，而那些年dse狀元也多出自港島的英文中學。
香港本地中學以授課語言分為「英中」(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與「中中」(以粵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香港一家topschool網站統計的《2025年全港100所中學排名》里，前十名集中在港島與九龍，且全部為英文中學。
中學畢業後，章明楷身邊同學大部分都在香港本地升學。只有他一人來到了內地升學。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 他直言，「除了媽媽是內地人，對內地有感情外，還有很重要原因就是，我確實競爭不過那些本島的『卷王』」。
近年來，香港本地考生人數隨人口高齡少子化而逐年減少，而越來越多符合條件的內地生加入dse考試，成為新的有力競爭者。
多名跨境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跨境生在英語課目上固然有短板，但其成績也與所在家庭的教育重視程度、教育投入等有關。很多時候，有內地學習經歷的跨境生反而更有優勢。
「內地讀過書的跨境生普遍數學都很好。」港生劉金宇回憶，他讀小學五年級時，班裡轉來了兩個內地來的跨境生。「數學成績好到和別人『斷層』的程度。」他說，自己也曾參加香港本地的數學競賽如「華夏杯」等發現，一些有內地學習經歷的同學能拿金獎，而他常常只能拿參與獎。
同樣是今年7月，在一名國際競賽中奪冠的港生也被曝出有內地學習背景。
據報道，香港私校一諾中學學生傅思敏代表香港參與第55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並奪得金牌。隨後有媒體指出，該生就讀於深圳市高級中學高一班，而深中集團也以該生在國際奧賽奪金高調宣傳。後來，一諾中學校長祁文迪表示，傅思敏是「雙非」港人、曾於深圳讀書，此前已轉校至港。
據悉，dse成績除了可以用於申請香港本土的港八大名校外，還可直接用於很多國外高校的申請──這種「一試多用」的特點，正吸引更多的富裕內地家庭。
近年來，通過各類人才計划到達香港人員的子女，以及持香港身份證的「雙非」子女以自修生身份報考共同競爭有限的學額。隨著2008年「雙非」嬰兒潮世代現已達升學年齡，這種競爭也愈發激烈。
兩個系統
回顧過去，很多跨境學童都有相似的童年記憶。
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七點前到深圳羅湖關口，過關後前往香港北區，然後八點準時進校。他們習慣了在車上寫作業、吃早餐，有時候還要補睡。「每天有三個小時都在趕路。」蘇欣欣說。
跨境上學有諸多不便，讓蘇欣欣叫苦的是颱風天。香港和深圳雖然只有一河之隔，卻並不完全同頻。有時深圳大雨滂沱，而香港學校並未停課。「經常是早上出門就被淋濕了，然後濕著在學校坐一天，挺難受的。」
2017年7月7日，廣東省深圳市，深港跨境學童在深圳灣口岸過境香港上學，過了關後，在香港一側排隊等公交車去學校。圖/視覺中國
香港北區位處深港交界，是香港十八區最北的區域。作為香港與內地通行的重要樞紐，羅湖、文錦渡、沙頭角等陸路口岸均設於區內。香港北區的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等地的中小學校也吸收了大量跨境學童。
港生劉金宇中學時在粉嶺一家中文學校讀書，跨境生約佔年級里的三分之一，幾乎每個班裡都有八九個跨境生。每天通關去上學時，他都能在關口或者路上碰到同學。「身邊人都是差不多的生活節奏，也沒有特別的不一樣。」劉金宇回憶，自己當時並沒有感到「孤立感」，甚至會覺得「深圳香港是一體的」。
然而，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刻，他們依然感受到兩個系統的差異。語言經常是跨境生遇到的第一個障礙。
香港中小學實行兩文三語（即能書寫中英文，操粵語、普通話和英語）政策。日常生活中，很多香港本地市民習慣講粵語，工作場合講英語，普通話反而並不熟練。
而跨境生往往出生在「單非」或「雙非」家庭，在內地生活時習慣講普通話。對於祖籍非粵語區的跨境生來說，學習粵語難度不亞於學習一門新語言。
劉金宇提到，他有一位同學是福建人，全家只有他一個人會講粵語。「當時香港很多學校的老師上課用粵語，跨境生不懂粵語的話，連課都上不了，不會講也要會聽。」他說。
其次是文化氛圍。
蘇欣欣上學時發現，學校里大家分為兩撥人，「跨境生和跨境生玩，本地生和本地生玩」。她粵語流利，和香港本地同學也關係不錯，但很難成為「特別好」的朋友。「有時候他們說一些流行語或者文化梗，自己只能一知半解。」
劉金宇則清楚地記得，在學校，他和香港本地同學「玩不到一塊兒」，他喜歡內地二次元網路平台b站、刷微博，聽普通話流行歌，考試後討論的是如何報考內地高校；而班上多數同學講粵語，關注的是tvb和港星，「我也可以用粵語講一整天，但依然會感到不一樣。」
2016年，章明楷在香港大埔一家中學讀書時，年級約100名學生中，只有三四個是跨境生。
「在我的印象中，跨境生是很小眾的存在，也比較邊緣化。」他坦言，有些跨境生粵語不好，上課不怎麼回答問題，老師也不會特意抽他們提問。再加上跨境生不在香港住，很難融入本地圈子。
張程同樣是一名深港跨境生。今年上半年，他剛剛結束香港dse考試。目前還未定下大學去哪裡讀。
他粵語流利，英語也不錯。在香港沙田一所中學讀書時，跨境學生的英語普遍偏弱。而他往往卻能回答讓本地生都發愁的英語難題，這讓他一直有種隱隱的自豪感。他一直覺得，自己和本地生沒什麼區別，只不過自己沒住在香港。
2020年那場疫情，打斷了張程跨境通學的節奏。
因特殊時期兩地防疫政策不同，當香港本地學生已恢複線下上課時，張程只能在深圳的家中里對著屏幕完成課堂任務。一種微妙的距離感浮現出來。
「那段時間確實讓我有點失落。」張程開始反思，在語言習慣與上課模式之外，兩地還有一些更難言說的界限。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粵語、考dse上大學、知道怎麼在香港考試中拿到a，但卻不了解香港人每天如何租房、通勤、逛超市。這是他從未真正擁有的日常經驗。
他原本打算畢業後在香港工作。但他偶爾也會擔心，香港物價那麼高，房子那麼貴，很多家庭住得那麼擠。如果未來到香港工作，究竟能不能適應。甚至對於香港校園裡，大家更常用whatsapp和instagram，他都感覺不太習慣，因為他在內地生活多年，朋友都用微信和qq，「剛開始會有點格格不入」。
未踏上的路
對出身於「雙非家庭」的丘紫晴來說，這條跨境求學的路她從未真正踏上。
她出生於2005年，從小和父母在內地長大、求學。雖然持有香港身份證，她卻沒在香港生活過一天。沒有通勤、沒有港式課堂、不會講粵語。「內地同學眼裡我是香港人，可我對香港幾乎一無所知。」她說。
直到高三，丘紫晴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可以用好這個香港身份。她嘗試以港生身份參加港澳台華僑生聯考，打開報名頁面後，卻發現很多材料並不具備。那段時間，她一邊準備內地高考，一邊試圖「補全身份材料」，但幾乎沒有路徑。
「我才發現，有些人從小學就開始為這個準備了，而我連要準備什麼都不知道。」多種因素下，丘紫晴還是錯過了dse和當年的港澳台華僑生聯考。
而她不是孤例。
2023年1月18日，廣東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學校（籌）建設中。圖/視覺中國
香港非盈利青年組織，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聯席主席黎子傑多年來關注」雙非兒童」問題。他在2021年《20萬雙非兒童被遺忘》一文中指出，雙非兒童因為港籍身份，無法接受內地的義務教育，如果不能入讀或不願意長途跋涉跨境到香港就讀中小學，雙非兒童只能在內地升讀民辦中小學或國際學校，其高昂的收費令雙非家庭經濟負擔大增。
黎子傑提出，未來香港的人口政策、基建政策等民生需要必須將這20萬個家庭納入其中，不然香港社會的資源就會出現嚴重錯配的情況，又會再因雙非群體爭奪香港社會本土資源而引起矛盾。
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杜如益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當前，持有香港合法身份的20萬「雙非」學童，其權益並沒有完全得到保障。這些孩子很多生活在內地，偶爾去香港，很難享受到香港的福利。
「有些父母可能以陪讀身份和學童一起赴港，但因為沒有香港身份證，不能在當地工作，生活成本也比較高。所以，這些學童的成長過程也非常辛苦，很難融入香港的教育體系和同學。」杜如益說。
在香港特區政府「雙非政策」全面收緊前，大量新生兒在香港出生，又在內地長大。他們中有人像丘紫晴一樣，拿著香港身份，卻從未真正「抵達」香港。如今，丘紫晴已習慣了內地的生活節奏、文化氛圍和人際圈子。和真正「在地」的港人相比，她始終覺得自己是個「有身份證但不屬於那裡的外人」。
是什麼造成這一結果？杜如益認為，這一切不能全歸咎於「零雙非」政策，而是最初這些學童的父母讓孩子拿香港身份時，並沒有真正為孩子的未來做詳細規劃。部分中產家庭甚至因經濟問題破產，無法繼續撫養孩子，導致一些孩子被遺棄。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未能充分支持這些孩子的成長。
近年來，內地也開設了很多港澳子弟班或子弟學校，雙非兒童可選擇在大灣區城市接受香港教育。比如，開設於廣州南沙的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已於2025年9月1日投入使用，據悉，該校涵蓋15班高中、3班幼兒園及配套設施，可為港澳居民就業及其子女入托入學等提供配套服務。
「你是哪裡人」
落馬洲口岸位於中國香港一側，是香港與內地間唯一實行24小時通關的陸路出入境通道，也是很多跨境學童的上學必經之路。（受訪者供圖）
深港生活、讀書的經歷，讓跨境學童擁有兩種系統下的「兼容能力」，也帶來了身處系統夾縫裡的尷尬體驗，當被問及「你是哪裡人」時，劉金宇在「解釋自己」中感到疲憊。
「在內地，如果我說自己是香港人，大家就開始問各種問題——怎麼拿的身份？是不是走了後門？考香港dse難不難？用不用交學費？值不值得辦？」這些他都回答過，也被懷疑過。後來，他學會了先說「深圳人」。
「我就是拿了張身份證而已。」他說，「我家不是有錢人，只是剛好在那個時候有了一個身份。」劉金宇並不覺得自己港生身份在內地教育體系中「享受了多少好處」，反倒是在身份的縫隙中不斷自我調整。
蘇欣欣從小通關赴港求學，小學階段寄宿，初中起在香港生活，高中又回到內地。她形容自己的成長軌跡是「照著當時最好的選擇走的」，但那些路徑之間並不連貫。
「每段經歷都很真實，但組合起來就是很碎。」她也掌握粵語，但更習慣用普通話表達情緒；她知道如何在香港填表辦事，卻常常被問起「是不是內地生」。對蘇欣欣來說，身份不只是一張卡，更應該是日常生活里的共同記憶與朋友相處時的情感共鳴。
另一方面，得益於深港雙重身份，跨境生確實享受了兩地的資源。
對蘇欣欣來說，她從幼兒園到中學都在香港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她也受益於內地出台的針對港澳台群體的優惠政策。比如，港人創業、開公司，可以享受專門給港澳台人員的創業補貼，還有一些活動也是專門為港澳台創業者設置等。
但偶爾也會出現「系統不兼容」的小麻煩。
比如，跨境學童在內地往往有兩張身份證件，回鄉證與所在城市的居住證。
蘇欣欣辦銀行卡時用的是回鄉證，但在綁定一些內地網路軟體時，就會出現系統無法識別的bug，需要人工客服處理。另外去其他省份旅行時，需要花更多心思尋找可以接待港籍旅客的酒店。「但這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無非是多跑兩趟的問題。」蘇欣欣說。
如今，丘紫晴在廣州一所高校讀書。她的學歷在競爭激烈的一線城市並不擁有太大優勢。「就算最後順利讀完大學，畢業後起薪也就幾千塊錢。」而有了香港身份，去香港工作機會更多，基礎崗位的薪資也可以達到一萬三四港元。對於未來，丘紫晴覺得，香港身份給了她多一個選擇，是不確定時代中保留的一張「備選通行證」。
對身份的複雜性，跨境生張程也坦言，自己已學著接納——「身份是個標籤，但它不一定能定義我是誰。生活在兩個系統之間，我早就習慣了。」
對於跨境學童的「雙重身份」，杜如益認為，與香港本地出生的孩子相比，跨境學童雖然持有香港身份，卻錯過了很多香港福利資源，在成長過程中也失去了很多家人的陪伴。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比香港本地學生相對弱勢。
但另一方面，得益於香港身份，跨境學童可以參加港澳台華僑生聯考，並以相同的學力和分數，考取內地更高層次的高校。而有資金實力的家庭，還可以借dse成績就讀香港八大名校或進入全球名校。
「這些相較於內地學生的比較優勢，不容忽視。」杜如益說。
（劉金宇、蘇欣欣、張程、章明楷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毛淑傑 南方周末實習生 張子健
責編 姚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