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華 | 我如何講授《四書》
2020-01-29 23:23·思想與社會
我如何講授《四書》
楊立華
很慚愧向大家來介紹這門課的經驗，可能是因為這門課開得時間比較長。「《四書》精讀」成為通識課是2010年，今年春季學期是第八次開課，在開課的頻率上保持了穩定性。這門課作為中國經典課程，是典型的人文經典閱讀課。其實我沒有太多的經驗可以分享，在這裡我僅僅說一些對自己課程的理解。
首先是對「人文」與「通識」的一個理解，特別是對經典在通識課程體系中的意義的理解。我這段時間也在思考，《四書》這樣的中國傳統經典，「《四書》精讀」這個課程對學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對於我們理解大學、理解大學教育，對於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人，這門課到底有什麼意義？我的教學生涯還挺長，已經二十年了，我1998年畢業，然後就開始教書。所以我還真是看到孩子們從十七八、十八九歲如何一路成長到現在四十齣頭的年紀——我最早教的那些學生已經四十齣頭了。我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就是本科的一、二年級對於孩子人生觀的形成，或者說「三觀」的形成非常關鍵。這段時間裡需要能夠真正意義上塑造好的「三觀」。當然關於「好的」可能有不同標準，我定義這個「好的」是指積極的、正面的、奮進的，而不是消極的、懈怠的、頹唐的。這樣的價值觀的形成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我覺得「《四書》精讀」這個課程有幾個方面。首先《四書》是經典，經典之為經典，就在於它的恆常性，就在於它始終有超越時代的東西。我個人認為只有真正意義上有經典閱讀的力量相助，一個人才能夠不為時風所左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四書》精讀」這樣的中國經典課程，也包括西方經典的課程，或者從總體而言就是人文經典課程，第一個方面可以概括為「大人之學」。什麼叫「大人之學」？可以從多個方面來理解，比如心胸大、格局大；但至少有一點，從時間的維度上講，就是人格的普遍性。人格的普遍性就是一個人能不能建立一生不變的、一以貫之的人生原則，能不能夠既深入到時代當中，又超拔於時代之上、不為時風所左右、不為時代風氣所轉移，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能夠開風氣之先。我把這理解為經典能夠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東西。這是我說的第一個方面，人文經典是「大人之學」。
第二點，人文經典是「切己之學」，特別是《四書》這樣的經典尤其如此。「切己之學」的意義在於什麼？我們閱讀的是幾千年前寫成的經典，《四書》裡面哪一部經典，包括我在最近一兩年所講讀的《莊子》，這樣的經典所思考的問題，與我們之間似乎有某種時代的隔閡。這個隔閡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了技術層面的生活節奏的變化，也包含了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當然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就是語言的隔斷。這種隔閡帶來的結果是，其實大部分孩子在接觸這些經典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強烈的陌生感。怎麼讓這些經典中的道理真正能夠給孩子的生活帶來一些積極的影響，讓孩子能夠從這樣的經典中得到滋養，反過來又能用自己鮮活的生命經驗來促進他對經典的理解？這就要求「《四書》精讀」這個課程是「切己之學」：它不僅僅是簡單地去理解經典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用經典來支撐和解釋我們自己生活的過程。所以孩子們有的時候會覺得課上所舉的例子不少了，其實我一直不這麼想，在上「《四書》精讀」課的時候，我更多地會告訴孩子們說：「你看這個道理其實就在你身邊，這個道理其實就是你生活當中最基本的道理，對不對？」舉個例子，《論語》中講不能「匿怨而友其人」，為什麼？這個《莊子》裡面也講、《禮記》裡面也講，「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為什麼《論語》裡面講交朋友，「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久而敬之」為什麼在友誼當中如此重要？這就是第二個方面，「切己之學」。這兩個方面是我對自己課程的一個體會，也是我期待它要達到的效果，期望它要承擔的責任。這是我對「《四書》精讀」這門課的一點理解。
圖為清朝御制翻譯四書
至於教學方法，我個人覺得因為「《四書》精讀」是最早嘗試「大班授課、小班討論」形式的課程之一，這裡面就會涉及到幾個問題。首先，大課的內容應該如何定位？這其實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強調的一件事：由於我們本科生的課程量一直沒有讓人看到減下來的可能性，既然課程總的門數減不下來，那麼其實孩子們平均在每門課上所用到的時間屈指可數，我們除一下就能知道。所以我常常對學生們說我的「《四書》精讀」課是要考「良知」的，你們用多少時間我並不特別要求，當然我有特別狠的辦法，考試所考核的絕大部分內容就是考背誦，佔比百分之八十。我所講過的條目，一學期下來一兩萬餘字，需要全部背下來。
我經常說，不是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之後，就能完全地獲得理解，白話翻譯之後的文字也不是經典。經典文本就像種子，一字不落地記在心裡，在生命當中的不同階段，它會生根，會發芽，會成長，不斷的成長。即使學生們將來都忘掉了這個叫楊立華的老師，而僅僅記得老師「強迫」他們背的《四書》，這比什麼都重要。這是我的課程上對他們的一些「強制性」的要求，也是比較大的挑戰，孩子們都覺得壓力很大。但有一點，我特別重視大課上的這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我要把我希望給他們的東西給充足，從文字，經典文本的理解，相關的知識，到思想、價值。我從來不排斥價值灌輸，我講《四書》的時候沒辦法做到value-free，肯定不可能做到所謂「價值中立」。
第二個方面就是討論。其實討論班最主要取決於助教，所以助教團隊的建設以及助教團隊的連續性是很突出的問題。助教團隊真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怎麼才能保證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助教隊伍？「《四書》精讀」課程的助教數量是比較多的，每學期的課程至少需要八個助教，也就是說每年我需要有八個足夠優秀的助教來幫助我組織討論班：選課同學一般有一百二十人，分成八個討論班，每周討論一次。關於助教團隊的穩定性，最主要是靠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非常好的研究生培養傳統，另外也要靠我這些年所帶的一個學生社團——再早是湯一介先生做指導老師的——儒行社。這些做助教的學生不僅要念書，還要在寒暑假到固定的地方去支教，比如在河南洛陽伊川縣的省元頭小學進行支教活動。在支教的過程當中，他們會自己備課，也會舉行讀書會等等這樣的活動。我覺得這些機制，至少到目前為止，有效地保證了助教隊伍的水準以及穩定性。
我就介紹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