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佛國行記
法顯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對經律的翻譯，比法顯的翻譯更為今人所熟悉的，可能還是他撰寫的關於西行取經的遊記《佛國記》（《法顯傳》）了。義熙九年（413），法顯住道場寺寫《佛國記》，翌年成書，並很快在建康流通傳閱，但由於太過簡短，無法滿足讀者對異域的好奇心，於是後來法顯又對自己所寫的書稿作了詳細的補充，這就是後來以多種書名流傳至今的《佛國記》一書。
在《佛國記》中，法顯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和同伴一起，西度流沙、跨越蔥嶺、到達天竺的經過，以及在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於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歸時，法顯獨自一人拖著老邁之軀，途經師子國從海路歸返中土的全部經歷。從時間上看，《佛國記》記述了法顯從隆安三年（399）在長安出發，到義熙八年（412）在嶗山登陸，前後長達十五年的經歷。從地域上看，《佛國記》記錄了中亞、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三十餘國的政治、宗教、地理、經濟狀況以及風俗習慣等重要信息。《佛國記》作為法顯對自己這一歷時十五年的長途而艱巨旅行的記錄，是中國古代以親身經歷介紹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情況的第一部旅行記，對於後來去印度求法的人起到了很大的指導作用。
同時，《佛國記》這部書已經不僅是作為佛教史籍，起著鼓舞后世人們生起佛教信仰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五世紀西域、天竺情況的真實記錄，已經成為人們研究五世紀之前印度歷史最為可信的材料。《佛國記》的這一價值，早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共識。《佛國記》為我們了解古代西域、印度與中國的交通往來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同時，它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一起，已經成為近代以來西域、印度考古發掘最重要的線索。
另外，《佛國記》作為中國古代遊記文學的重要成果，以其言必依實的寫實特徵和言簡意賅的精練風格，也受到歷代文人的喜愛與稱讚。哈佛大學教授田曉菲曾經對法顯的異域之旅做過獨到的解析，她指出「法顯把早期中古讀者所極為熟悉的得失樂園的文化敘事結構植入了遊記這樣一個全新的敘事框架之中」，所謂「得失樂園的文化敘事結構」即法顯經歷萬險千難穿過魔界而終於達到中天竺這個極樂世界，而後因為見到晉地的一柄白絹扇產生強烈的「思歸」情緒，踏上歸途後再次走入危險的地獄，失去樂園。同時，田曉菲教授還強調，這種文化敘事模式以輸入中國並逐漸影響到社會上層人士的佛教地獄與凈土概念為核心，也夾雜並融合了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中的典型情節與意象。從這個角度來說，《佛國記》不再是一個對所經地點進行羅列的單子，而是一個有始有終、中間包含戲劇性轉折點的完整敘事，甚至「可以被視為現代長篇小說的遙遠濫觴」。
一個人的外在行為，是其內在精神、品格的反映和流露。法顯以其卓越的旅行名震史冊，如此動人心魄的作為，同樣也是其內在品格激發和塑造的結果。儘管因為資料有限，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完全還原法顯這位歷史偉人的全部信息，但是在這些為數不多的資料片段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法顯那熠熠生輝的個性光芒。西北大學李利安教授將法顯的內在品格總結為十點：堅定不移的信仰、心系佛門的悲願、開創荒途的膽略、老當益壯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意志、虛心好學的胸襟、善於考察的習慣、惜緣重友的情結、惜時勤奮的作風、眷念故土的情懷。法顯的這些精神品格，為我們今天的情感熏陶與精神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借鑒。
法顯歸國無意中與嶗山的聯結，從他個人信仰的角度看，是「為業風所吹」，而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法顯的嶗山登陸為嶗山文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作為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值得我們驕傲與懷念。
轉自宮泉久《游嶗名士研究》
（——謝謝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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