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美國《生活》雜誌記者伯恩斯於1948年11月在南京拍攝，當時一隊國民黨士兵正沿著鐵路向上海開拔。時勢變幻莫測，半年後的1949年5月24日將近半夜時分，共產黨軍隊在無人抵擋的情況下，開進了上海。
1949是中國歷史轉折的一年。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為《生活》雜誌特派攝影記者飛抵北平，輾轉上海、南京等地拍攝報道。當時還沒有名氣的攝影師塔塔（Tata），因與布列松相識，在北平和上海，他起到了嚮導和翻譯的作用。布列松舉起相機，塔塔也舉起相機——多是為了給布列松拍下工作照。
布列松於1954年出版攝影集《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書名譯成中文《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蘊含「轉折」之意。當他1958再次來中國，正是「大躍進」之時，這也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塔塔於1989年出版攝影畫冊《Shanghai 1949：the End of an Era》（《上海1949：一個時代的終結》），照片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3月至8月，正好跨越共產黨佔領上海（5月23日）這段時間。
內戰結束前夜的中國
1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
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
文 | 高卧東山
布列松的攝影集《D'UNE CHINE A L'AUTRE》1954年初版於巴黎。兩年後此書在紐約首次發行英文版，名為《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16開麻布面精裝本，有護封，收照片144幅，比法文版增加了韓素音所作的序言。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為著名的《生活》雜誌的特派攝影記者，乘飛機從仰光飛抵北平。他在北平停留了十二天，趕在解放軍包圍之前乘飛機飛赴上海。用他的話說搭乘的是「最後一班」飛機，從時間上推算，我想他指的是城外南苑機場的最後一班飛機。因為從解放軍圍城直到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國民黨的飛機仍可以在臨時修建的東單機場起降。如此慌張的逃離，可以看出剛到中國時，他對解放軍還是充滿了疑慮。當時機場混亂不堪的場面可以想見，在《齊如山回憶錄》里，對此也有極為生動的描寫。
國民黨軍隊撤退和人民解放軍到來的大約八天前，北平的生活是平靜的。一個街頭商人高興地遇到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剛剛買了一段棉花布料。尊敬，仁慈和平和——這些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意丟掉的美德——在中國漫長歷史中最重大的改變之一的前夕進行著。
之後他一直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帶活動，並一度打著白旗，步行試圖前往山東前線作採訪。在南京，他見證了政權的更替。布列松拍下了第一個步行進入南京城的疲憊的解放軍戰士，緊隨這名士兵走過來的不是另一名士兵，而是一個負重的年老挑夫。他也拍攝了整齊地坐在路邊休息的部隊，以及圍觀者面對他們時驚訝，興奮又疑慮重重的表情。之後他又在上海記錄下了這座魚龍混雜的城市在新中國建立前最後幾個月的社會風貌，包括瘋狂的擠兌風潮，激奮的遊行隊伍和遵守紀律的新式軍隊。最後，九月底，他在上海碼頭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在布列松親筆撰寫的很短的一段旅行回顧里，他對政權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發表自己的看法，儘管他曾聲稱自己早年是個共產主義者。我相信實際上他的心裡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的話要說，之所以不說，只是為了恪守他的某個準則。這144張照片，讓人感覺他是一個不偏不倚的記錄者，對被攝者充滿了尊重，而那隻握住相機的手從未因為過分激動而顫抖。這難得的忠實還原，使得我們可以平心靜氣被帶回那個時代，不偏左也不偏向右。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日子裡，來到南京的軍閥馬鴻逵。
書里有兩張人物照片，傳神地表現了國共兩股政治力量在此時的精神風貌。大腹便便的軍閥馬鴻逵看上去腐化墮落，無精打采，和革命文藝中很多臉譜化的形象驚人地相似。而新上任的陳毅市長則精明幹練，朝氣蓬勃。在馬鴻逵照片的說明文字里，布列松寫道：「馬鴻逵的秘書打扮得像個護士。他喜歡吃冰激淋，身邊隨時都準備著幾桶，只要有客人就請客人吃。」兩個人的形象反差大致反映了當時多數國民對新舊兩股勢力的基本印象，一個已日薄西山，而另一個正冉冉升起。這樣的兩幅新聞照片擺在一起，比很多洋洋洒洒的大手雄文更能解決我們的疑問：短短几年，財富，地位和權力的易手，為何會如此出人意料？
中國人面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樂觀和溫和，也讓他印象深刻。在遍布各個城市的垃圾山上，成群結隊的淘垃圾隊伍里，一個勞累的婦女面對鏡頭仍然能笑得那麼燦爛。北平和平解放前，國軍在故宮的廣場上進行最後一次徵兵，要從一萬名應徵者里挑選出三千人湊成一個旅。應徵者中很多人都嘻嘻哈哈，談笑自若，神態輕鬆得好像要組團去旅遊一樣。在上海，蘇州河上擠得水泄不通的逃難船隊里，有人喊叫，有人爭吵，可是沒有人打架。有人告訴布列松，在中國，先動手的人總是沒理的。
1948年12月，北平，城外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召集的10000名新兵站在皇宮的院子里等待命令。
倒是韓素音的序文，鮮明地表達了她自己的立場。韓素音的父親是四川的鐵路專家，她的母親則是比利時人。序文作於1956年，當時韓素音正在北京。作為著名的左翼作家，她通過對比新時期和舊社會的方方面面，解釋了新政權不可阻擋地獲得勝利的原因，並試圖打消一些西方人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在對比中，她濃縮出了兩個看似平常卻最能說明問題的細節：第一個，新社會到處都是茂密的樹木和綠色的田野。第二，在田野里勞作的農民都顯得對豐收信心十足。而如果單看穿著打扮，他們簡直個個都象是舊社會的地主。
1958年，布列松像很多新中國的「好同志」一樣，再次被邀請到中國訪問三個月。不知道這一次他的觀感如何。他仍然拍攝了大量的照片，其中的一些作品，後來受到了中國方面的批判。不過他說：「安排出來的照片是沒有生命力的，很容易被人們遺忘。如果你忠實於生活，你就能得到勝利。」
我想這144張照片只是他第一次中國之行的一小部分成果。那些因為各種各樣原因被淘汰的作品一定也還在世上。無論從文獻價值還是藝術價值上衡量，如果能整理出版，其精彩程度應該都不會遜色於這部書吧。
在紫禁城，一個獨行者，或者一個以前的官員。
1948年12月，北平，磨光加工緬甸翡翠。
書攤
1948年12月，北平，街頭古董店。
1948年12月，北平，來到城裡販賣蔬菜的農民正在吃飯。
1948年12月，北平，城內正在乞討的難民母子
1948年12月，北平，不知所措的老人在這群國民黨徵召的新兵中尋找自己的兒子。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搶購黃金風潮，由於紙幣貶值，國民黨決定每人可以兌換40克黃金， 12月消息傳出，數以千計的人們排隊等待，有十人擁擠致死。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窮人撕開碼頭上的棉包。很多人在內戰的最後一個冬天餓死或凍死。
1949年，上海。慈善機構的一群孩子等著分發大米。在那兒，他們接受教育並得到極少量的食物。這所學校是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女士建立的。
上海，Nan-too廟中。這個看門人在他的崇拜神像的陰影中熟睡。
一個上海街頭叫賣者。他賣花生和中國煙，這些中國煙好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仿冒外國的牌子。在他背後是一個書店，書店的櫥窗里一起擺放著蔣介石元帥和孫中山的肖像。
1949年，上海，推車過橋的苦力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被包圍的上海，蘇州河的運輸完全中斷。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等待離開城市的政府官員。
南京，長期作為國民黨的首都，仍然有著老城牆，而且比任何其他中國城市的城牆都還要古老。它們從很多朝代和太平農民革命中倖存下來。這裡可以看見部分城牆，湖水反射出它們，明朝海軍14世紀時在這個湖中操練。這些人在採集蓮藕作為食物。
1949年4月，南京，帶著家庭的財產外出逃亡的軍官，背景是數千內戰難民的臨時住處。
1949年4月，南京，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日子裡，學生們張貼的宣傳單。
1949年4月，南京，在市民的關注下首批進城的解放軍士兵。由於解放軍的紀律要求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所以這些士兵背著所有的生活用品。
1949年，上海，一家畫像店裡。
1949年，上海，路邊圖書館
1949年，上海，貪看小畫書的兒童
1949年6月，上海，一次集會，背後是領袖畫像。（共產黨於5月27日奪取上海）。
1949年6月，上海，為慶祝城市解放，電車上懸掛的領袖像。
1949年8月1日，上海。隆重舉行歡慶部隊開進上海的活動。一名工會代表拿著一張放大了的新鈔紙幣。
1949年8月1日，上海。慶祝共產黨佔領上海。背景橫幅上的文字寫著：毛澤東主席。
1949年，上海。學生舉行反黑市的「8.1」勝利大遊行，隊伍經過外灘。
1949年8月7日，上海，在勝利慶典大會上講話的陳毅
1949年，上海。《升官發財》正在一家戲院上演。在這個場景中，蔣介石對他妻子的姐夫、金融家和前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大動肝火。這部戲在國民黨還在掌權時就寫好了，但共產黨重寫了該劇，加大了諷刺性。
1949年，上海，標語上寫著「反對官僚資本、封建主義、帝國主義」。
1949年，上海。一些共產黨士兵對巨幅廣告牌已經習以為常，但有些士兵則懷著驚奇的眼光。
1949年9月，上海。國民黨政府撤離上海後，對上海實施海上封鎖。經過5個月的封鎖之後，一艘美國軍艦「戈登」號抵達上海港，搭載外籍人士離開上海。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漢。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漢。
1949年，香港，《華商報》號外， 兩條消息：華南解放，政治協商會議準備起草新憲法。
1949年，香港。一個嬰兒在商鋪櫃檯上午睡，他的父親則躺在凳子上休息。商鋪出租麻將遊戲，牆上貼著「寶劍牌」香煙和「冠軍牌」火花塞廣告。
2
伯恩斯（Jack Birns，1919-2008）
靜靜訴說
《內戰結束的前夜》前言（節選）
文 | 傑克•伯恩斯（Jack Birns）
五十年前的中國，真是個不好採訪的地方，尤其當你是個不懂漢語的外國人時。電話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撥通之後，你卻往往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麼。我們與所有人的溝通都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而他們有時會自作主張地隨意更改問者的問題和答者的回答。無論他們曾受過多麼良好的教育，出於多麼真誠的善意，這些翻譯對於什麼是新聞，以及美國人對新聞會有何種反應，是毫無概念、一竅不通的。他們也根本不懂處理突發新聞的緊迫性。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種的困難，時刻都會面臨的各種危險，以及與妻子和我第一個兒子的分離，統統都讓位給用採訪到的紀實材料編製成各種新聞時所獲得的振奮及愉悅。
本書中有大部分照片並不屬於指定要我拍攝的範圍，它們也從未獲得刊登的機會。《生活》雜誌的編輯們將它們棄之不用，也從不說明原因。而在我來說，我自己的目的只不過是客觀地記錄下一個飽嘗戰爭之苦的民族，記錄他們極度艱難的日常生活。從1900年義和團起義到1947年的國內戰爭，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已被戰爭煎熬了將近半個世紀。然而這些記錄日常生活的照片卻被認為毫無新聞價值。對於它們的不獲出版，我懊惱萬分。但我很清楚，處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們與處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觀點是不可能一致的。這畢竟是他們的雜誌，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們則只管作他們的選擇。
在我和羅伊•羅恩所作的現場採訪中，有過關於一群悲慘而頑強的窮人在上海沿河的碼頭區偷搶棉花的事件。這是一群從郊區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貧如洗、從沒受過教育的難民。我親眼看到這群人，男女老少大約四十多個，突然衝上一艘大貨船。那上面裝載著價值兩千萬美元的棉花，這是聯合國為了讓農村的窮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贈給中國的救援物資。人們不顧一切地衝到船上，扯開包裝袋，瘋狂地哄搶一簇簇的原棉，然後拿去與棉花販子換銅板。政府只得把殘存的那點棉花裝到車上。實際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資能運到內地。我們所拍攝到的，是一個板著臉的警察逮住了一個農婦，並對另一個年輕女子進行搜身的過程。諸如此類的照片當然沒有反映什麼政治事件，只不過記載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雜誌社是不會刊登的。
一個攝影記者，當他在抓拍照片時，是無法奢望能夠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許許多多類似的悲慘畫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難忘！有一次在我拍攝一個慈善機構到醫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兒童屍體的情境時，我的心頭充滿了悲哀。還有一次，我拍攝了一場街頭行刑的過程。它使我不僅感到憤怒、厭惡，而且還極端噁心。最後，三個被處決的人倒在骯髒的土路上，圍觀的人群也作鳥獸散。這時，羅恩和我才找到一間小酒吧，每人要了兩杯雙料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飲起來。但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難受。
還有些時候我是處於恐懼狀態的。有一次的經歷更令人揪心，說起來都會叫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1949年5月17日凌晨2點39分，那是美軍撤退的最後時刻。我登上了上海龍華軍用機場里那七架美國貨機中的一架。當時，如果共產黨軍隊的機槍手射中領航機，或者直接射到機場跑道的話，毫無疑問我們全都會葬身火海。萬幸的是，「紅軍」（the Reds）尚未帶著武器及時趕到。千鈞一髮之際，我們的飛機終於安全起飛了，但這真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離開中國的方式。
在一場戰爭中，通常你只能在敵對的雙方中報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災多難的日子裡，坦率地說，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國的老百姓。在當時我尚未意識到，有朝一日我這些有關中國內戰的照片會成為對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真實記載。
許多照片從未被披露過，我希望它們能向今天的讀者們靜靜地訴說。
1947年12月，在黃浦江臨時搭建的窩棚外，一位婦女正在晾曬被褥。
1947年12月，一位收屍人正準備將一具童屍送到臨時停屍房。
1947年12月，正在他的住處—停屍房玩耍的小男孩兒。
1948年1月，上海大世界娛樂中心。
1948年1月，在凜冽的寒風中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
1948年1月，在路邊小攤陳列著的美國最新期刊。
1948年1月，路邊籬笆上懸掛著待賣的印刷品。
1948年1月，舞廳的女招待衝進社會事務局，抗議從業費的提高。
1948年2月，這是國民黨軍隊打勝仗後向我們展示敵軍的「戰俘」。
1948年2月，一個國民黨衛戍隊的士兵正在把敵軍姓丁的游擊隊隊長的頭顱掛到牆上，幾隻野狗在遠處虎視眈眈地等著。
1948年，安仁街218號居所外晾曬的衣服和魚乾。
1948年3月，裝滿美國棉花的駁船停泊在碼頭區。
1948年3月，警察抓住了一位偷棉花的婦女和她的女兒。
1948年4月，一位盲婦每天都在同一個地方行乞。
1948年4月，一位婦女正靠在街頭喂她的孩子。
1948年5月，在擁擠的商業區大街兩旁，汽車和三輪車各行其道。
1948年5月，在蘇州河的花園橋上，一位婦女正追著行進的車子乞討。
1948年5月，一位年輕姑娘跟媽媽一起在華僑居住區擺攤刺繡。
1948年5月，路邊的小販在兜售活蛇和中成藥。
1948年5月，一位雜耍藝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動作。
1948年6月，這是為阻止交通大學的學生去參加示威遊行而出動的士兵和裝甲車。
1948年6月，大學生們為抗議美國對日本提供經濟援助而舉行示威遊行。
1948年10月，從「滿洲」撤退下來的士兵在黃浦路邊的理髮攤子上理髮。
1948年11月，一名跟隨隊伍從北方戰場撤退過來的部隊傭工，正從他朋友的水壺裡喝水。
1948年11月，一個農民試圖向載著撤退部隊的火車兜售自家養的雞，卻沒有成功。
1948年11月，一位婦女抱著自己的孩子坐在貨車車廂里，身上穿著別人捐給她的軍服。
1948年11月，一位老太太在月台上掃著，想要收集散落的穀粒或煤屑什麼的。
1949年3月，逃難中的一家人。
1949年3月，在上海北站的火車上，擠滿了逃難的人。
1949年4月，隨著戰事逼近，美國式酒吧里的中國和白俄女招待們也發現顧客寥落，生意清淡。
1949年4月，上了岸的外國水手正跟黃包車夫討價還價。
1949年4月，百老匯大廈大酒店曾經是美國對華軍事援助小組的所在地，一輛裝甲車正在該大廈外的大街上執行宵禁令。
1949年5月，人群正圍觀著被架在敞篷車上遊街示眾的「囚犯」。
1949年5月，閘北公園里的一位「囚犯」正被行刑者用科爾特自動手槍執行死刑。
1949年5月，一位農民拉著他的全部家當逃往城市。
1949年5月，荷槍實彈的士兵將農民攔在城外，不許他們進城賣東西。
1949年5月，共產黨攻克南京之後，外國僑民紛紛登上美國威爾遜總統號輪船撤離上海。
1949年11月，帶著大包小包行李的難民擠在一艘船的甲板上。這是一艘準備開往寧波的船，它原是美國海軍的給養供應船。
3
圖右 Sam Tata （1911-2005）
山姆·塔塔（Sam Tata），印度人後裔，1911年生於上海，前半輩子都生活在這個遠東都市。25歲成了攝影師。40年代初，他回到印度，在那裡相遇法國著名攝影家布列松。1956年，移民加拿大。塔塔後來成為著名報道攝影家並獲得多種榮譽，而在1948年12月中旬回到上海前，他還是一位沒有名氣的攝影師。當一個時代在他面前時悄然逝去、另一個時代滾滾到來時，憑著攝影記者的直覺，他把相機聚焦那些激蕩時代中的普通人身上，難民、乞丐兒童、攤販、國民黨士兵、政治犯、遊行的工人市民等等，這些留下來的其中63幅照片在1989年變成了攝影畫冊《Shanghai 1949：the End of an Era》（《上海1949：一個時代的終結》），照片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3月至8月，正好跨越共產黨佔領上海（5月23日）這段時間。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為《生活》雜誌特派攝影記者飛抵北平，後來輾轉上海、南京等地拍攝報道。塔塔因與布列松相識，在北平和上海，就像在印度，塔塔起到了嚮導和翻譯的作用，同時他十分尊重布列松的拍攝，對他的拍攝對象，塔塔主動避讓：布列松舉起相機，塔塔也舉起相機——多是為了給布列松拍下工作照。如果把塔塔與亨利在上海拍的照片對比，可以看出，在很多時候，兩人在同一時間站在同一地點，兩人的照片常有相似的場景……重要的是，塔塔在上海的拍攝完全獨立於布列松的影響之外。
攝影評論家南無哀（王保國）在其著作《東方照相記》中有一章專門講述布列松穿行於新舊中國之間的攝影，其中就有專門論述比較塔塔與布列松的攝影，在他看來，如果將布列松、塔塔和伯恩斯三人上海的照片放在一起，塔塔的照片是最有上海民間味兒的。我在網路上找到塔塔拍攝上海的部分照片，不是那麼清晰，配之以原書實物拍攝。
1949年5月上旬，外灘的國民黨哨兵。
1949年5月上旬，槍斃一名敵犯。
1949年5月上旬，行刑一名被認為共產黨的「囚犯」。
1949年5月上旬，四川中路的交通堵塞。
1949年5月上旬，在旅行社搶購火車票的人群。
一個難民孩子。
上海北站。
一位國民黨傷兵。
拾散米的男子。
在銀行台階上的流浪兒。
精品店外的抽旱煙的農婦。
在電影院前賣零食的小販。
一小畫像店，毛澤東和馬歇爾（Marshall) 等畫像。
力士香皂廣告。
在國際救援中心的俄國東正教嬤嬤。
一位流浪漢在吃東西。
一位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
擺在街邊的報攤。
幾個孩子在出租漫畫書的書攤看書。
縫衣的老婦。
賣海報。
街頭爭吵。
婦女和孩子。
5月24日，國民黨士兵逃離上海。
中共軍隊進入上海。
宣傳：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