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道德、進化心理學與國際關係的本質
作者：Brian C. Rathbun，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Caleb Pomeroy，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來源：Rathbun, Brian C., and Caleb Pomeroy.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Moralit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6.3 (2022): 656-689.
導讀
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中心主題是：無政府狀態要求國家為了實現安全而擱置道德關切，使國際關係成為一個沒有倫理考量的自治領域。在無政府狀態下，道德考慮必須被放在一邊，因為道德的約束阻礙了通過使用威脅和暴力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手段。正如沃爾茲所解釋的，「基於這種國際關係形象的外交政策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體現了對周圍世界的理性回應。」然而本文卻提出：進化心理學和道德心理學認為道德是有利於促進人類成功的，正是因為無政府狀態，人類才會進化出倫理與道德來適應艱難的外部環境。作者的觀點具有三個經驗意義：首先，談論威脅和傷害時幾乎不可能不訴諸道德。第二，國家領導人和公眾將把道德判斷作為評估國際威脅的基礎（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三，將國際關係視為不道德領域的外交政策將相當罕見。作者突破了當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在道德領域上的狹隘認知，認為國際關係中存在著廣泛的道德因素，並從生物進化視角出發，認為道德是人類為了克服困境、促進合作的進化結果。
引言
進化心理學家一直認為，人類的道德感對其作為一個物種的成功至關重要，是人類在動物中獨一無二的一部分。道德體系具有功能性根源，有助於個體有機體生存、繁榮和遺傳物質的傳遞。道德譴責和道德約束對於利他行為的出現至關重要，正是因為它在促進物質福祉方面的適應功能，進化理論家認為道德起源於無政府狀態。因此，不可能存在無道德的「政治領域的自治」。
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實證研究存在兩個中心盲點：首先，它關注道德良知而忽視了道德譴責，道德總是用來抑制過度的利己主義，也就是讓我們成為好人，但當別人做得不好時，人們的反應通常是道德譴責、懲罰和報復。其次，國際關係中倫理和道德的研究文獻沒有達成一致的道德協議。當「我們的」群體與另一個群體發生衝突時，出於道德義務，我們需對內部群體忠誠，服從群體權威，形成道德約束。
國際關係中的是非對錯
所有的倫理原則都限制過度的利己主義，鼓勵建立在是非意識基礎上的考慮他人的行為。作者將「道德」定義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價值觀、實踐、制度和進化的心理機制，它們共同作用於抑制或調節自私，並使社會生活成為可能。」
對道德最明顯，也可能是最普遍的理解是對他人福利的關注，特別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人類有避免傷害他人的義務，也有關心他人的義務。鑒於此，喬納森·海特（Haidt）將這種道德基礎稱為「傷害/關懷」（harm/care）。關懷原則是利他的，其表現形式包括慈善、仁愛和慷慨，是我們作為人類的本質的一部分。雖然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傷害/照顧原則本身體現在我們對慈善事業的捐贈或代價高昂的慷慨行為上，但在國際關係中，這一原則明顯體現在幫助我們國界以外的人的努力中。
自由道德之外的道德
儘管關愛毫無疑問是道德的，而且在域外國家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但在國際關係中，我們卻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同樣普遍的道德原則，導致我們大大低估了道德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如果道德不僅僅是關心他人，那麼什麼才是道德行為呢？道德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兩個選擇: （1） 以群體為基礎的道德，即約束性道德；（2）道德譴責（morally condemn）和懲罰的現象。
自由道德是個人道德，而約束性道德是群體道德，是基於對「共同體倫理」對與錯的理解。約束性道德有兩個與IR相關的道德要求：對權威的尊重和對內部群體的忠誠。兩者都涉及對自私利益的監管，權威道德要求服從他人的命令，為社會盡自己的一份力；群體內忠誠則要求我們優先自己的群體，表現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我們可以把忠誠看作是對一個群體的一種代價高昂的認同。如果沒有忠誠，現代IR中標誌群體關係的國家認同將幾乎不起作用。
報復行為和關心他人一樣，是一種普遍的倫理原則。DeScoli和Kurzban區分了道德良知（moral conscience）和道德譴責。前者是我們頭腦中一個微小的聲音，告訴我們要剋制自己最自私的衝動，做正確的事。後者是對道德良知缺失的回應，道德譴責通過外部強制來鼓勵他人的行為。然而道德憤怒和報復也伴隨著對我們自身利益（而不僅僅是他人利益）的侵犯，人類依靠它來懲罰那些過度利己主義的人，而這種懲罰缺乏（或代替了）制度所提供的公正正義。
無政府狀態下的道德：進化、倫理與國際關係
道德譴責、道德約束和利他主義是如此普遍，以至於進化生物學家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共識，即它們都是通過選擇而出現的。道德創造了聯繫，規範了爭端，允許個人之間更大的合作，這提高了他們生存的機會。簡而言之，沒有道德，我們無法解釋人類的成功。
道德具有物質基礎，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道德的普遍性。我們總能找到不道德的個體，而且在對錯上有很大的文化差異。然而，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沒有道德的人類社會，而且道德的重要程度也基本相似。其次是人類道德的基石是情感。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事情的對錯，這些感覺會激勵我們採取行動。由於道德判斷伴隨著生理感覺，這是生物學的領域，因此作者認為道德具有進化的起源。
進化在性質上是功能性的。如果道德有生物學基礎，那麼它一定在幫助人類處理早期環境的「適應問題」方面發揮了作用。進化學者推測，道德是一套生理和心理機制，產生於需要合作來應對的經常性的社會挑戰，如保護免受威脅和收集食物。
良知面前的譴責
道德良知和道德譴責的結合促進了合作。前者創造了幫助他人的衝動，後者則是懲罰過度的自我主義行為。有了這些，人類可以從有條件的合作中獲益，並統治這個星球。正如De Waal所寫的，「沒有道德，互惠可以存在；沒有互惠，就沒有道德。」
在進化理論中，引導我們走向道德譴責和懲罰的不是為了自我利益，而是一種道德上的憤慨和憤怒。道德譴責是情緒化和自動的，因為它對我們的進化有利。進化理論學者認為，沒有道德譴責，道德良知就不可能發展。良知是對道德懲罰的一種進化適應，尤其是群體懲罰，因為人類學證據表明這種懲罰可能相當暴力。良知引導我們在身體上內化一種恪守道德規範的承諾，以避免他人的道德譴責。我們的良知就像一個直覺的，但無意識的聲譽監督者。為了避免道德上的譴責和懲罰，進化的壓力推動了真正的利他主義——也就是說，至少在某種重要的程度上考慮他人的福利。
此外，道德良知不僅能讓我們遠離麻煩，它還通過向那些與你直接互動的人以及觀察你的行為的人發出信號，表明你是一個可靠的夥伴，從而為你打開了機會，這被稱之為「間接互惠」。這也產生了一種進化動機，促使人們參與代價高昂的第三方「利他」懲罰，來保護他人。
正是這種由我們的情感直覺所引導的做正確事情的內化感覺，將「進化解釋」與IR中的理性主義合作理論（例如新自由主義解釋）區分開來。基歐漢試圖研究，在不引入道德義務的情況下，基於互惠的自我利益能在多大程度上誘導合作。然而我們的道德良知並不是建立在算計和自我意識的利己主義基礎上的，如果是這樣它也不會那麼有效，因為考慮他人福祉的性格傾向是合作的更可靠的信號。良知和譴責為維持人類社會的更廣泛的、擴散的互惠奠定了基礎，這是無法用理性主義的概念來解釋的。這需要「道德上的信任」，即相信其他人天生是值得信任和善良的，而不是「戰略上的信任」。
觀眾面前的道德篩選
這些進化壓力解釋了為什麼道德是我們展示形象的關鍵屬性，而不是其他屬性，如熱情或能力。對於我們的安全和繁榮來說，一個人是否誠實和公平比他們是否風趣或禮貌更重要。人類普遍會八卦，這是另一個與道德進化有關的現象。我們交換關於誰危險，誰不危險，誰可以信任，誰不能信任的聲譽信息。因此，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註定要失敗。即使你認為慈善捐贈歸根結底是自私的——有人認為人們捐贈慈善只是為了提高他們的聲譽——但你仍必須解釋為什麼它會提高聲譽。我們深深沉浸在道德假設的海洋中，很難想像一個沒有這些假設的世界。
道德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所有這些研究都表明，道德心理學是一種應對無政府狀態的進化機制，而不是一種只有在超越它之後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由於道德是人類體驗（和人體）的內在組成部分，因此沒有脫離道德的人類互動領域。在經典的現實主義術語中，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間沒有分離。事實上，許多古典現實主義者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人類在任何時候都拒絕放棄對政治行為的倫理評價。無論一些哲學家如何斷言政治行為的非道德性，哲學傳統、歷史判斷和公眾輿論都拒絕從政治領域中剝奪倫理價值。例如，摩根索就拒絕這樣一種「雙重道德」——「在私人生活中會讓你成為惡棍和罪犯，但在國際社會中會讓你成為英雄和政治家」。正是因為不存在脫離道德的領域，這些思想家才鼓吹將「結果主義邏輯」作為良好外交政策的規範標準。
然而，這種脫離道德的自治領域的概念在現實主義者中仍然很常見。純粹的利己主義者之間的合作，即使是互惠互利的，如果他們只是將彼此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並以冷靜的方式回應他人的虐待，而不是道德上的憤怒，那麼他們之間的合作仍然是悲哀的。理性主義對道德倫理是忽視的，他們通過語言從概念中剔除道德因素。於是，撒謊變成了「掩飾」，侵略者成為了「修正主義者」。結構現實主義者有時會明確否認國際政治的道德化本質，而理性主義者則通過迴避或疏忽來使之去道德化。即使是在某種程度上相信自由進步構成了從不道德到道德的轉變的建構主義者，也默認了這種立場。
儘管根據研究，對權威的尊重和群體內忠誠有一種自然的聚集傾向，而社會可能表現出強大的群體內團結。但是將倫理視為道德直覺的進化方法不同於建構主義的解釋，因為它不認為人類基本上是一塊空白的石板。道德不是完全由實踐或社交產生的，我們的文化不是習慣的隨機集合，它們是我們本能的渠化表達。
結論
以道德為中心的生物學方法改進了達爾文主義先前在IR上的幾個粗略應用，這些應用沒有提到人類獨特的倫理意識。正如進化理論家所強調的那樣，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像人類那樣向直系親屬以外的人慷慨解囊。道德不是對物質現實的超越，而是物質的現實。它幫助我們應對由物質環境帶來的適應性挑戰——阻止威脅、促進合作、分配資源。大多數規範文獻是建構主義的，道德是一個社會在任何特定時間決定的。然而，許多人注意到，這種立場最終類似於道德相對主義，因為這種情況下的道德缺乏客觀基礎。進化論告訴我們，這種激進的主觀主義並不是解釋道德的必要條件。
辭彙積累
道德譴責
morally condemn
自治領域
autonomous sphere
道德義務
moral obligation
進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譯者：孟曉宇，國政學人編譯員，山東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為海洋政治以及中美關係等。
校對 | 丁偉航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馬淑嫻 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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