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遲早會在其中一個故事裡，與自己面對面相遇。
當地時間5月13日晚，被譽為這個時代的契訶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拿大作家艾麗斯·門羅於安大略省逝世，享年92歲。
門羅在世時，就是無可爭議的文學大師。她幾乎斬獲了所有英美乃至世界文學界的重要獎項。她一生出版14部短篇小說集，其刺骨的清醒、驚人的技巧、能夠從「遇到的每個人身上看到各種可能性」的對生活駭俗的感知力，使得她能夠在「短短几頁紙中容納小說整個史詩般的複雜性」。
2012年，在發表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集《親愛的生活》後，門羅宣布封筆。次年，諾貝爾文學獎奉上了姍姍來遲的勳章；但對很多作家和讀者來說，這種認可倒更像是諾貝爾文學獎自身的榮譽，而非門羅的。
回顧門羅，她的一生是女性的一生，寫作的一生，從「平凡」中萃取出偉大的一生。
壹
門羅生於1931年。父親是農場主，母親是鄉村教師，家裡養著狐狸和水貂，時時處於破產的邊緣。她的童年蒙上了經濟大蕭條和貧窮的陰影。驕傲的母親無法從父親身上看到更好的未來，便將希望寄托在門羅身上。她要門羅學習各種才藝，同時，要求她過早地承擔日後必將承受的重負：那些來自廚房、針線活、清潔等繁重的家務。一旦做不好，還會受到訓斥，甚至懲罰。
一場「命運攸關的考試」給了她逃離那座三千人落後小鎮的機會。她考上了西安大略大學，主修英語，並獲得兩年獎學金。
在大學，門羅開始嚴肅地寫作，「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做不了，因為我沒錢。」她在接受《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時稱，兩年大學時光，是生命中特別美好的一段時光，也是她「這輩子唯一不用做家務活的時候」。
獎學金告罄，只靠打工的門羅無法維繫生活，她迫不得已離開大學，選擇結婚。那年她20歲。丈夫長她兩歲。他們搬去溫哥華，過上了所謂中產的家庭生活。
生活的變化，絲毫無損於她在寫作上的決心，無論是穩定、優渥，抑或貧窮、匱乏。21歲時，她懷孕了，仍在拚命寫作。「因為我覺得有了孩子後，就再也沒法寫了。」
她從童年起，就深知家務活總會剝奪一個女人的時間。等到三個孩子先後出生，她必須在搖籃、丈夫和家務之外，竭儘可能地榨取生活中的空隙，才能為自己寫點什麼。
艾麗斯·門羅，圖據視覺中國
後來，門羅一家搬去維多利亞，在那裡開了一家「門羅書店」。被家務壟斷的時間，要再次切割出一塊，分給書店的工作。但她依然能在繁重的家務和工作之餘，為自己贏下一些時間。
有一段時期，她每天寫到凌晨1點，早上6點起床。她說，她當時感覺自己心臟病快發作了。但「死就死吧，反正我已經寫了很多了。」
她總是拚命去寫，像參加一場絕望的競賽。儘管小說屢次被退稿，也深知寫作本身，遠比想像的艱難許多，但她從未放棄，「因為這就是我要做的。」
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出版於1968年。她已經37歲了。其中的篇目，斷斷續續寫了15年。這本書讓她斬獲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
躋身作家行列的門羅，並沒有獲得一門專門的房間，讓自己安心寫作。家務、書店、丈夫、孩子，仍然居於她的生活中心。
來到20世紀70世紀，門羅的生活發生裂變。1972年，門羅婚姻破裂。她曾認為，她之所以結婚，就是為了寫作，「為了能夠安定下來，將注意力重新集中於重要的事情。」
但婚姻帶來的，與她期望的，或許正好相反。離婚後，她在多倫多郊外的約克大學教授創意寫作。但她討厭那份工作。班上幾乎全是男生，還特別愛寫一些時髦的東西，「不僅難以理解，而且陳舊平庸」。而他們似乎無法接受別的寫法。無法改變、乃至忍受這些學生的門羅，儘管身無分文，但還是辭職了。
1976年，她遇到了大學時期曾經暗戀過的對象，地理學家傑拉德·弗萊林。兩人很自然地結婚了。之後，她去了柯林頓，和丈夫一起生活。婚後，門羅進入創作的高峰期，小說集接二連三出版，廣受好評，榮譽不斷。直到2013年，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同年，弗萊林去世。
縱觀門羅一生，她在封筆之前，哪怕有再重的家務活，都會每天堅持寫作，甚至規定自己必須寫夠一定的頁數。「一想到要停止寫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筆，就會永遠停筆。」
如今，這個世所罕見的短篇大師，永遠地，徹底地停筆了。
貳
門羅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第13為女性獲獎者。女性身份、特徵及其意味的困境及某種書寫，是她繞不開的命題。
她畢生都在與家務活鬥爭。她曾將自己形容為一名「b-級家庭主婦」。但她與世俗認定的主婦不同，她能夠站在搖籃邊，感受內心的風暴，站在促狹的廚房，覷向外部世界，隨時在心裡和筆記本上，將日常生活湧現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東西，融入到平凡卻深邃的虛構世界。她揭示女性，乃至人類的心，及這顆心的反覆無常。
一位偉大作家的寫作，總是離不開閱讀。「閱讀如同我的生命。」門羅說，是書籍給了她生命。在她的閱讀譜系中，最打動她的是美國南方作家，如多拉·韋爾蒂，弗蘭納里·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卡森·麥卡勒斯等。是她們教導門羅，作家也可以寫小鎮風光，村人風情，以及她所熟知的生活。
2009年，愛麗絲·門羅，圖據視覺中國
「我覺得，女人才寫得出那些神經質以及邊邊角角的故事。」對於這些故事，門羅深有體會。在溫哥華，她自覺女人所處的環境太過壓抑，甚至令人窒息，哪怕連「女人的處世之道也要經人允許。」她痛苦地感受到，「那些男人不願意你暢所欲言，甚至女人也不願意你這樣。」
自認為本質上就是個「老姑娘」的門羅，將文學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漠視的家庭婦女、小鎮女性、不快樂的妻子、大齡女青年等；她的寫作，不同於歌德筆下引領人類上升的女神形象，也並非時下流行的某種獨立女性的敘事，她只是以一種緘默的力量，寫下了每一個女性乃至人類的身邊的日常中，那種蒼涼的人世真相和對真實的不懈求索。
正如加拿大另一名女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對門羅的評價，「很少有作家比門羅更徹底、更無情地探索這些過程：「手、椅子、目光——所有這些都是錯綜複雜的內部地圖的一部分，上面布滿了鐵絲網和誘殺裝置，還有穿過灌木叢的秘密路徑。」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圖據視覺中國
梁文道認為，門羅沒有一個故事是失敗的。著名批評家詹姆斯·伍德（代表作《小說機杼》等）稱，門羅好到根本不用爭，「她的聲望確鑿得就像一個地址。」
如今這個地址，伴隨門羅的離去，將永遠標記在她的14部短篇集中，熠熠生輝，不可撼動。對門羅的最好紀念，就是閱讀她的作品。而她總能通過那些文字，饋贈給每一個讀者專屬的、溫暖的「門羅時刻」——讓你心中的那個無法接近、經常躲避的自我，顯露出來，這是真正的救贖，屬於門羅的救贖。
文/李瑞峰 編輯 曾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