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傳略（一）

年輕時期的斯大林

到1917年初，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朱加施維里）37歲。他在圖魯漢斯克邊疆區的庫列伊卡村這個緊靠北極圈的寒冷地方已經住了好幾年，有充分的時間和精神食糧供他思考各種問題。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頂的小木屋裡，聽著雪暴那無休止的怒吼呼嘯，他不時回憶起一些最難以忘懷的事情。

1905年12月，在塔墨爾福斯黨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同列寧見面。會上爭論得很熱烈，休息時卻有說有笑……這一點使斯大林一直感到驚奇。參加在斯德哥爾摩和倫敦舉行的兩次黨代表大會，實際上是斯大林第一次開始學習政治鬥爭藝術，學習尋求妥協藝術，學習如何做到在原則上不作讓步……

他出國的次數不多，但每次都在他心靈上留下了難以名狀的煩人的沉重感。他在機智的交談者中間常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多餘的人。斯大林不能像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馬爾托夫那樣快速敏捷地與人交鋒。只要跟這些人呆在一起，這位高加索人就老有一種內心受到刺痛和精神上受到傷害的感覺。從那時起，他身上就產生了一種潛在的傾向：老是厭惡僑民、異國情趣和知識分子，厭惡下等咖啡館裡無休止的爭論、蹩腳旅館裡煙霧騰騰的小房間、關於各種哲學學派和經濟學說的高談闊論……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整個經歷，可以概括為7次被捕和5次從沙皇的監獄和流放地逃跑。但對這一時期的情況，斯大林不喜歡當眾提起。他後來從不講述為給黨籌集經費自己怎樣參加武裝搶劫，從不講述在巴庫期間自己怎樣一度主張「無論如何也要同孟什維克聯合」，從不講述自己最初幾次不高明的寫作嘗試。有一次，那是在暴風雪搖撼著小木屋的時候，斯大林回憶起了早期寫的他很喜愛並得以在《伊維利亞報》上發表的一首詩。當時這位宗教中學學生十六七歲。

少年時代的斯大林

這首描寫他的山鄉的詩勾起了他強烈的思念，使他產生了一種朦朧的希望。斯大林有非凡的記憶力，他用很低的聲音，幾乎是很輕的耳語，不慌不忙地念了起來：

當皎潔的月光

驀然灑向大地,

淡淡的清輝投到

那遙遠的天際；

當蒼翠的樹叢里

夜鶯在嚦嚦囀啼，

悠揚的薩拉穆里*「

裊裊餘音迴腸盪氣；

當安靜片刻之後，

山泉重又叮咚而去，

長夜裡微風徐徐，

把黑樹林驟然驚起；

當逃亡者在敵人追逐下

重返多難的故地，

當沉沉黑夜過去，

重又見到陽光熹微；

愁雲這時終於消散，

敞開了抑鬱的心扉，

強烈的希望再一次

在我的心中燃起，

詩人心情激動萬分；

詩人心潮澎湃不已，

因為我知道，這希望

是多麼純潔,多麼美好!

位於喬治亞哥里城的斯大林出生地

當斯大林自己也意想不到地像念祈禱文一樣輕聲念著他少年時代的詩篇時，簡陋小屋的女主人通過開著的門朝憂鬱的房客驚奇地望了兩眼。房客坐在搖曳的燭光下，面前攤著一本書，兩眼望著結了一層冰的望不出去的窗戶。還在非常年少的時候，斯大林已不僅完全扔掉了自己那些幼稚的詩篇，而且完全扔掉了許多被知識分子稱為溫情主義的東西。即使對母親，斯大林也極少寫信。嚴酷的童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涯——不停地逃跑，使他變得冷酷、無情和多疑。

斯大林善於排解使他不寧的思緒和回憶。但是在他妻子卡托已經死去差不多10年之後，一個因受傷寒折磨而面孔變得難看的女人的形象卻總在他眼前時隱時現……他回憶起了1906年6月宗教中學同班同學赫利斯托福爾·特欣沃列利怎樣在聖大衛教堂里給他們舉行秘密婚禮。

卡托（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曾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每當丈夫回到家，她總是用她那雙大大的眼睛鍾情地、一往情深地望著他。丈夫時而回家，時而又出走很長時間。他們的家庭生活是短暫的。無情的傷寒從斯大林身邊奪走了可能是他真正愛過的惟一的人。在一張舉行葬禮的照片上，頭髮蓬鬆、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的斯大林佇立在靈柩前面，悲痛欲絕。

斯大林的第一個妻子——卡托

童年時代就已播下的冷酷和無情的種子，後來根子扎得愈來愈深。地下活動把他鍛煉得非常倔強。從19歲起他就專門從事地下活動：經常東藏西躲，執行黨委交下的任務，一次次被捕，改變住址和姓名，弄假身份證。在牢里關押不久又越獄逃跑，重新躲藏起來。

現實生活教會了斯大林許多東西，而且不是最後才教會他使用權謀和心計，教會他等待時機的本領。還在青年時代就表現得很明顯的孤僻和冷酷的痕迹，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殘酷無情的性格。但是後1907年,悲痛欲絕的斯大林(右一)在亡妻葉·斯瓦尼澤的葬禮上來，斯大林學會了裝成一個神態安詳，甚至讓人感到和藹可親、帶著一副誠摯眼神的人。

悲痛欲絕的斯大林（右一）在亡妻卡托的葬禮上

為什麼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成了革命者?也許是因為早年在哥里城宗教小學和梯弗里斯城宗教中學上學時接觸了一點精神食糧？誰知道會不會是這位宗教中學學生無意中看了盧梭、尼采和洛克的大作，開始思考為什麼他那當鞋匠的父親總是給窮人補鞋？要不就是對神學的禁錮不滿使他結識了一些有造反性格的人？或許是偶然落到他手上的、已經翻爛了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入門》使他更清楚地認識了世界？

這個問題誰也不能據實回答。但是當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如果他不是稀里糊塗但卻義無返顧地棄教從俗，離經叛道，那麼喬治亞的一個村莊就會得到一位年輕的個子不高的東正教神甫，一位教會牧師。那時他就會同整個世界隔絕而永遠過著單調的生活，這不僅因為四周有巍峨的群山，而且因為他只能為貧窮的教民和一大群自己的孩子庸庸碌碌地操勞，只能沉溺於對喧器的梯弗里斯的嚮往。

這位貧民的兒子能否知道，由於命運的擺布和情況的巧合，他在一個歷史階段對一個偉大民族所起的作用要比一個教會牧師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