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落葉飄零 - 歷史| 天天要聞

2022年10月03日14:32:26 歷史 1963

落葉飄零

作者：曾琦琦

那時，知青開後門爬窗門拼死拼活要回城。其實，回城，工作住房都成問題，但回了城，便有了城市戶口，人就不一樣了。

老三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停課鬧革命、後來下鄉或支邊的六六、六七、六八屆初中、高中生的人生之樹已步入秋天。入秋的人生之樹已經落葉遍地。落葉有的被風吹走，有的腐化成泥。讓我撿起幾片記憶深處的珍藏——飄落在黑龍江北大荒的落葉吧……

下鄉第一天

網路配圖，圖文無關

1969年3月8日，我和一千多名老三屆初中生高中生——號稱支邊知青，乘坐專列從杭州閘口貨運站出發，奔赴東北邊陲虎林縣插隊落戶。

我們到達虎林後，只有兩條塵土飛揚的街、街兩旁全是土坯草房的小縣城空前地熱鬧起來。穿黃布棉襖的杭州知青東一堆西一夥亂鬨哄地認領隨車同來的行李鋪蓋，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逛街，邊逛邊講當地人聽起來像嘰嘰喳喳鳥叫的杭州話。

縣革命委員會用白面饅頭，炒大頭菜炒土豆炒豆腐招待我們，沒有一星半點葷腥。這是縣裡能拿得出的最好飯菜。珍寶島有戰事，大量部隊在邊境駐紮，主副食供應更短缺更緊張了。

晚上，按知青原來所在學校為單位集中住宿。我們中學的知青被安排在澡堂子打地鋪睡覺。第二天一早起來，大家捲鋪蓋扎行李，等著奔赴前線。讓我無比自豪無比興奮的是，我們學校插隊落戶的地點是與蘇聯隔江相望的虎頭區，珍寶島就在虎頭區！

汽車來了。正要上車，帶隊的工宣隊師傅突然宣布，有部分人員要另作安排。

他神情嚴肅地嘟嚕嘟嚕報了一串名字。

被點到名的同學一個個神色大變，呆若木雞。

我聽到了我的名字。剎那間，我好像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打了個寒噤。

不解釋大家也心知肚明。留下的不是家庭出身就是社會關係有這樣或那樣的所謂問題，不是紅五類。

我把支邊想像成抗日戰爭時期流亡青年奔赴抗戰前線。憧憬著手握一桿鋼槍身披萬道霞光保衛祖國邊疆。珍寶島的槍聲是召喚是命令，只要祖國需要，我會不惜犧牲與侵略者血戰到底。可是，一踏上黑土地我就被另行安排了，真是當頭一棍。

不是政審過了嗎？怎麼又節外生枝了呢？我的心被捅了一刀。我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第一個報名支邊就是明證！為什麼要把我們另行安排啊！我忍著驚恐、疑慮、扶著行李站著，眼睜睜地看著校友快樂地爬上去虎頭的汽車。

東風公社清和大隊的馬車來接我們了。馬車載著被另行安排的三十個知青。馬蹄「答答答」清脆地敲著路面，車輪「咕嚕咕嚕」地哼著。我坐在馬車上，自卑、痛苦、苦澀像堆壘塊石重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車轍深深。眼前的路曲曲彎彎長又長。它伸向何方？

年豬

網路配圖，圖文無關

三十個知青分別安排在四隊和八隊。我被分配到四隊。開頭一段時間我們四個女知青吃住在生產隊隊長家，男知青分別住在兩戶社員家。到了夏天，知青的土坯草房蓋好了，東屋是女宿舍，西邊兩間住男生，進門是伙房。知青集體戶，吃大鍋飯。隊長領我們砍了一車柞樹桿兒，幫我們圍了個豬圈。他抓了一頭小豬崽放進去，讓我們養著，過年好殺了吃肉。

開頭幾個月，隊里派人給我們做飯，用我們吃剩的玉米面大餅子、餷子粥餵豬。

那時，狠批「三自一包」，割資本主義尾巴。好在公社牆上刷的半截子語錄：「大養其豬」成了豬的保護傘。然而，社員口糧緊，養不起豬。一家養上一頭算不錯。豬都是吃糠咽菜的。嬸子大娘們見我們的小豬「咕滋咕滋」吃糧食，眼紅地說，這小豬崽子可投胎在富貴人家了。

後來，隊里不派人給我們做飯了。我們只好輪著做飯，豬也得自己喂。十五個人對付一頭小豬，按理說，比現在對付獨生子女還寬裕，可是，我們這些城裡長大的學生娃，還是男孩女孩，都不會做北方的飯。東北農村一年到頭大都是粗糧，以玉米為主。玉米先要扒粒，再推磨成玉米面。玉米面做大餅子先要發麵，面發起來了，還得加面鹼，加鹼少了酸，多了臭。做飯真把我們難壞了。湊乎著填肚子吧。這頭豬怎麼喂呢？

輪到誰做飯，便往豬圈裡扔些剩餅子加涮鍋水。有次收工回來，我見做飯的男生站在老遠對著豬圈投進一隻窩瓜。這位男生得過市青少年田徑運動會200米低欄冠軍。他個子高、反應靈敏、身手矯健，入選省青少年籃球隊，參加過全國比賽。只見那隻窩瓜有籃球入網似的精準，落在小豬嘴前「啪」的一聲咂開了花。小豬一頭拱進窩瓜呼哧呼哧啃個痛快。

輪到男生做飯，他們老是忙中出亂把豬給忘了。收工回來聽到豬餓得嗷嗷叫，我們女生心腸軟，便找些豬能吃的，哪怕是一把菠菜幾個土豆喂喂它。所以，小豬見扎小辮兒的我們走過去，便歡蹦跳躍，細長的眯眯眼流露出無比渴望，讓我們瞅著心疼。

冬天來了。北大荒冰天雪地。知青戶的大白菜凍成冰砣，土豆凍成黑疙瘩，拿什麼餵豬呢？讓豬跟著我們苦熬還不如殺了吃肉。可我們一直沒下手。一是豬太瘦，皮包骨頭的。二是生產隊工分值低，沒錢買回杭州的火車票，我們還得在北大荒過革命化的春節。過年總得有點吃的呀，有這個念頭支撐著，再苦，豬也得喂下去。有時收工回來，鍋冷灶涼什麼吃的都沒有，我們分頭到社員家去蹭飯，扒些苞米粒兒給豬吃。豬同我們一樣，飢一頓飽一頓頑強地生存著。

一天夜裡。北風呼嘯，狼嚎得厲害。突然，豬凄厲地慘叫起來。我們被驚醒，可是，沒有一個敢出門。

第二天早上一看，壞了，豬圈裡豬沒了，雪地上爪印狼籍，還有血跡。我們順著血跡一路找，在場院邊找到了豬。豬已被狼吃得只剩下四隻蹄子一顆血糊糊的頭。豬眼痛苦地瞪著，天哪！

狼啊，為什麼叨我們可憐的豬？太可惡了，太欺負人了！我們恨得咬牙切齒。回頭繞豬圈走了一圈，這才發現，豬圈的柞木杆被豬拱鬆了，縫被豬拱寬了，這頭挨餓受凍苦不堪言的豬早就想逃跑。是豬拱了出來，被狼當了美餐。想像瘦弱的豬被兇惡的大灰狼拖著啃著的慘狀，我一時淚眼模糊。

過年了。知青沒有年豬。鄉親們心疼我們，送來了豬肉、豆腐、粉條、酸菜。大年三十，我們吃的是「百家飯」。那滋味，唉！

遠處的火光

網路配圖，圖文無關

1969年11月。大隊脫穀機開來了，我們生產隊青壯勞力和知青全體上陣在場院脫小麥、脫大豆、脫穀子。

突然，有人喊起來：瞧，南邊著火了。

大家都直起腰來看。我看到地平線上冒著濃煙，火光閃閃。

估計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某個連隊在燒荒。1968年、1969年生產建設兵團來了很多知青，於是，荒原上的新建連隊入冬後便在周圍荒草甸子燒荒，待來年春天開墾種地。

生產大隊就一台脫穀機，到八個生產小隊輪流幹活。所以，脫穀機來了，穩中有降生產小隊都是晝夜連軸干。那幾天我們從早到晚，再從夜裡到白天，一直在場院幹活。

漆黑的夜裡，遠處的火光格外耀眼，火焰騰空而起，像一條條狂舞的金蛇，照亮了半邊天，血紅血紅的，真嚇人。

這麼長時間火還不熄，八成是跑荒了吧？鄉親們邊幹活邊擔憂起來，七嘴八舌地對我們知青講「跑荒」的故事。他們告訴我們，跑荒就是點火燒荒時，風向轉了，火頭轉身撲向燒荒人。燒荒人最怕跑荒。風助火勢，人哪能跑過火！此時千萬不能撲火。唯一的辦法是搶在火頭卷過來之前將自己腳下的草點燃，讓腳下的草先順風燒過去，然後，人站在焦土上，才能保住性命。

返城後，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吧，我翻閱雜誌時看到一篇報道殘疾人的文章。那位殘疾人曾是天津支邊知青，在生產建設兵團時被荒火燒得面目全非，手腳嚴重致殘。對照她所述的荒火事件的時間、地點，我猛然一震，天哪，就是那天我看到的遠處熊熊燃燒的大火！

那次燒荒，風突然轉向，火撲向他們連隊。北京、天津來的知青們在連幹部的號召下，喊著口號，唱著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揮舞鐵鍬、掃把，沖向火海。結果，燒死幾十個、燒傷……

我們生產隊與這個連隊相距不過幾十公里，可以說近在咫尺吧，如此慘烈悲慘事故我們渾然不知。那年頭，對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是嚴格保密的。誰敢亂說亂動、給「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抹黑呢？。再說，事故往上報告時，已被描繪成用思想武裝的知識青年，用青春的熱血奏響了一曲戰勝荒火的壯麗凱歌。

荒火中的死難者長已矣，生還者嚴重致殘，日常生活難以自理。日子艱難無比、精神困苦不堪。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傷亡啊！荒火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無知、蠻幹、隱瞞、欺騙！

我曾應邀參加過一次籌建知青紀念館的座談會。我被一些與會者熱血沸騰地讚頌下鄉、支邊驚得發獃。遠處的火光在我腦海再次熊熊燃燒。

文革之中，我們這些人，升學無望，大專院校不招生；城市就業又容納不了，被甩到農村，與十分困苦的農民搶飯吃。大返城後，有不少知青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不能否認下鄉支邊、坎坷經歷對他們的錘鍊；同樣，也不能否認我們這一代人在青春階段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有多少人在下鄉支邊中沉淪、墮落、非正常傷、病、死亡。現在，他們中的多數參與市場競爭的技能欠缺，淪為城市的弱勢群體。

知青運動已成歷史。作為千萬知青的一員，我謹希望不要把遠處火光之類的慘禍再塗抹什麼壯麗凱歌了。

老王家的酒

網路配圖，圖文無關

我插隊當農民的第二年夏天，黑龍江省颳起了機關幹部插隊落戶的風，東方林場行政22級幹部老王帶著老婆孩子一家五口下放到我們生產隊。

我們幾個拿不出一百多元血汗人民幣扔給鐵路的沒有回杭州探親，美其名曰：過革命化的春節。大年初一，老王請我們知青上他家喝酒。

老王一家住在全隊最窮最髒的老薑家的堆雜物的東屋裡。每天一早，老王先背著患過小兒麻痹症的小女兒到四、五路外的大隊學校上學，然後到隊里跟社員一樣幹活，收割、打場、跟馬車，什麼活都干。從勞動、待人接物上看，老王是勤勞厚道的人。國營林場是生產單位不是機關，居然將幹部「插」到這裡，我猜測老王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右派？臭老九？得罪了革委會什麼人，被穿小鞋？抑或老實人受欺負？正派人遭陷害？

對我的關切的疑問，老王嘴角掠過一絲斯文謙和的苦笑，什麼也沒說。

過大年人大幹。生產隊天天幹活。年初一，大家揮舞鎬頭刨凍得硬邦邦的糞。收了工我們幾個趕緊上老王家：老王請我們上他家吃飯。嬸嬸熱情地讓我們上炕。炕燒得有點發燙，屋子卻很冷，北面粗陋的泥牆上打進幾片白霜。

菜擺滿炕桌。老王打開瓶裝酒，給男知青斟北大荒白酒，給女知青斟山楂酒。

嬸嬸端進來一盤黃澄澄的油炸糕，上面撒著一層白糖。她說，你們南方人喜歡吃粘大米，這兒沒有。我弄了點粘黃米做糕，快，趁熱吃。

那年頭，哪怕弄一斤白面，幾兩豆油也是很費勁的，何況這一桌炒菜燉菜。老王家的居民戶口還沒註銷，嬸嬸頂風冒雪到街里排隊憑票買來了肉。榛蘑、黑木耳是從林場帶來。

老王說，你們離家那麼遠，過年不回家，在這兒受苦……他舉碗祝酒。

我很是傷感。老王，你不也很苦么？心裡酸酸的，我想說謝謝，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裡，耗費精力破費錢宴請落魄的我們，豈是一個「謝謝」能了么？

我與老王碰了碗，喝了一大口山楂酒。

老王想逗我們高興，東拉西扯地說。可是，哪有開心的話題？氣氛是悶悶的，笑容也是僵僵的，顯然，大家心情複雜得很。沒有人勸酒。

我是不會喝酒的人，此時，喝了一口又一口。我為老王和嬸嬸特意為我們炸黃米粘糕、燉蘑菇小雞；為我們空著雙手上老王家饕餮；為老王的女兒拖著小兒麻痹的腿跟爸爸下放；為透進霜花的土坯屋子；為我們遭遇停課而空耗的黃金歲月；為我們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前途未來；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為……喝！喝！喝！酒，好象我的眼淚。

我喝得滿臉通紅，歪倒在一邊。我醉了。知青都醉了。老王也醉了。

唉，今朝的酒今朝醉！這樣的日子，稀里糊塗混吧。

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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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留地是農村合作化以後，留給社員種菜的一丁點兒地。北大荒地廣人稀，給的自留地稍稍多一點，也就房前屋後的小塊。因為是自留地，所以，家家戶戶當寶貝，都用柳條子圍起來精耕細作。地壠溝上種土豆，溝下埋著菠菜籽兒，地頭地角種著窩瓜，種玉米的地壠間種大豆，沿著柳條子種豆角或向日葵，還有在地邊種上幾株芍藥花的。到夏天了，自留地奼紫嫣紅青翠欲滴，可好看了。

我們知青集體戶輪流做飯，輪到做飯的稍帶收拾自留地，收拾自留地靠自覺，所以，自留地就慘了。豆角、黃瓜貼地爬，大豆、土豆、西紅柿在雜草蓬里苟延殘喘。生產隊長看不過去，喊了幾位嬸子大嫂幫忙收拾我們自留地，她們邊干邊「格格格」地笑，說，哪有自留地種不好的。

是的。在農村，除了二流子，沒有種不好自留地的。可是，我們端著一副革命架子，以為自留地是資本主義尾巴，以為社員們自留地種得好，是私心大暴露，對自留地不屑一顧。

當年的大田與自留地反差實在太大。自留地的大豆蓬蓬勃勃，大田裡的大豆稀稀拉拉，自留地的玉米比大田的玉米幾乎高一倍，結的棒子又粗又長。大田像癩瘌傷疤，自留地如錦似綉。

生產隊社員在大田裡一年忙到頭，分的口糧不夠吃，1960年還餓死過人。我曾傻傻地想，如果大田能種得像自留地一樣，就好了。

可是，大田為什麼種不好呢？

1999年9月吧，我參加返鄉活動和一群老知青一起回虎林。

迫不及待地回當年插隊的生產隊、拜訪闊別二十多年的老鄉親，我跑去看當年種過的地。正是秋天，水稻垂著長長的穗，玉米結著大棒子，大豆搖著鈴鐺，還間雜著大白菜大蘿蔔，收下來的大窩瓜、向日葵盤子在地頭碼成小山。大塊大塊的朱紅、金黃、碧綠一直伸展到地平線緊接著藍天白雲，色彩鮮艷得像梵高的畫。那氣派，那絢麗。大大超過以前的自留地。

我感慨萬千。同樣的大田，今天種出了錢，種出了磚瓦房，種出了汽車。還不是因為現在的地全承包了，都是「自留地」啊。

回到杭州的插友們這些年每年都聚會。回想起那塊荒蕪的自留地個個跺腳不已。那是一塊多好多大的地啊。圖省事吧，全種上大豆，只要下工後花個十個分鐘、半小時，鏟一鏟，秋後也能收個七、八百斤，大家平分，抵得上隊里干兩個月的工分。可是，那時的我們，腦子裡綁著階級鬥爭的弦，沒有半點經濟意識。

如果現在還有這麼塊地，我們幻想著：種草莓，種西瓜，種玫瑰花，插友們個個有規劃有設想。當然是紙上談兵，感慨而已。

不過，聽說，有不少老知青下崗後重返黑龍江去承包土地種莊稼了。

酸菜

這幾年有不少東北人來杭州開東北特色菜館。東北的酸菜作為美味佳肴隆重推出，有家店的廣告是「翠花上酸菜」，受到吃客們的讚美。

我在黑龍江農村插隊、再抽調到公社學校當教師，差不多十年吧，從沒覺得酸菜好吃過。坐馬車到生產隊吃的第一頓飯，是鄉親們特意為我們包的酸菜餃子。那正是三月，在缸里漬了差不多十個月的酸菜一股霉臭味，為了禮貌、為了表示不怕苦，我強咽下去，最後還是悄悄到房後嘔吐了。

黑龍江的冬天漫長且寒冷。九月底就開始下雪，一直到來年的四月，春天才姍姍遲來。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裡，酸菜是當家菜。特別是農村，一到秋天，社員們象土撥鼠似地往家倒騰大白菜大蘿蔔，漬酸菜腌鹹菜。靠幾大缸酸菜鹹菜熬一個冬天。

那年頭，一入冬便吃酸菜。我實在是厭憎得不得了。病退或特照回杭州的知青說，這下好了，再不吃斷命的酸菜了。這話讓我心酸得不行：回不去是吃酸菜的命！

厭憎歸厭憎，北大荒的冬天就是離不開酸菜。有位插友，她挺大肚皮的時候正是冬天。天天大餅子就酸菜，她多麼想為肚裡的孩子增加營養、換換口味啊，做夢都夢見杭州的油冬兒菜，想吃綠顏色的菜簡直想瘋了，可是，到處冰天雪地哪有新鮮的菜！她的女兒生在黑龍江農村，大返城後，女兒跟著父母回到杭州。這個在黑土地生長的「酸菜寶寶」聰慧過人，浙江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留學，現在已是美國一家大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可見酸菜不耽誤出人才。

一次聚會，我和插友一起光顧一家東北特色菜館，又吃上了酸菜。怪了，原先深惡痛絕的酸菜變得細嫩爽脆鮮香入味，異常可口。招惹得我們一個勁兒叨叨酸菜長酸菜短的，問老闆要名片_還想著再來吃呢。

其實，東北的酸菜本來就是好東西。大白菜長在肥沃的黑土地里，不沾一點農藥化肥，漬成酸菜後保留住大部分營養還增加了胺基酸。問題是那個時候缺少油又沒有豬肉，酸菜的美味燉不出來。加上天天吃、頓頓吃、一口氣吃上大半年，不厭才怪呢。哪怕是山珍海味。

冬天，我特意漬了一小缸酸菜，有五、六顆吧。一位曾在富錦農村插過隊的插友聽說我家裡有酸菜，不惜從杭州城北老遠趕來拿。插友進門，捧起酸菜，閉目、鼻頭翕動，聞了又聞，長長吐了一口氣說，噢，這個味道太熟悉了。老底子炕梢一個酸菜缸，我就睡在酸菜缸旁邊。

酸菜還是酸菜，我們這些人吃起來味道複雜啊。

鄉村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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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72年5月23日晚上

地點：黑龍江省虎林縣東風公社五·七中學操場

事件：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放映影片《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一個多月前，第六生產隊劉老太太感冒發燒，赤腳醫生給她打針，她寧死不脫褲子。無奈，針只得透過穿了七、八個月的老棉褲扎進去。臀部感染，卧炕。聽說公社放電影了，左鄰右舍的嬸子大娘們簇擁著的好長時間沒出門的劉老太太一起坐馬車去看電影。她們扎堆坐在操場西北旮旯，眼睛東瞅西望，嘴不閑著，嗆嗆著電影，此時，本人已經是東風公社五七學校教師，正坐在劉老太太們跟前看電影。劉老太太們看電影就是話多。實錄如下：

劉老太太問：這叫啥電影啊？老是蹦來蹦去的，咋不說話？

明白人答：這是跳舞。芭蕾舞。

七嘴入舌：噢，扒拉舞。難怪那麼多人扒拉來扒拉去的。

就是老毛子那疙瘩的舞。

是么？不是說老毛子變修了么？新沙皇跟俺打仗呢，咋還跳他們的舞？

不知道。誰知道是咋回事兒。

哎喲喂，這不是看大腿么？瞧瞧，那些女的，都露著大腿。喲，有吊桶粗！咋不害燥呢？

大腿甩來甩去的，甩那麼老高，嚇人！

劉老太太驚呼：我不敢看。我閉上眼睛了。

七嘴入舌：唉，啥玩意兒。不好看！

是啊，哪有《地道戰》好看。

《小兵張嘎》好看。那小姑娘真俊哪。你們說，她長大了能給嗄子當媳婦不？

我看出來了。那家人對嘎子這麼好，還不是指望嘎子給他們當養老女婿！

你瞅瞅那些知青，眼睛瞪那麼老大，都是從三十五團的。

好位子全讓他們給佔了。

大老遠趕來看大腿。

知青就愛看大腿。你們知道嗎？聽俺妹子說，他們連里的杭州知青，夏天穿褲頭上水泡洗衣裳，還穿著褲頭上小賣部呢。

耍流氓唄。

就是。不是流氓能上咱這疙瘩來接受再教育？

……

劉老太太拉著臉說，沒見過這麼鬧得慌的電影，她看得頭疼、心跳。

大伙兒應聲說，這破電影沒什麼好看的，咱回去吧。

趕馬車的小六子不知道擠哪去了。於是，嬸子大娘們圍著的劉老太太坐在馬車上候著。

蘭姐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吧。那天，一個消息在公社傳開了，附近慶豐大隊的赤腳醫生死了。

誰死了？我追問。

娘家在慶豐的夏老師悄悄對我說，是蘭……

什麼？是蘭姐啊？我同她很熟悉啊，上次她來公社還到學校來看我，挺好的，怎麼就……我不信。

我認識蘭姐還是在生產隊幹活的時候。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公社召開思想講用會，各生產大隊都派了年輕人到公社開會。我旁邊坐著一位陌生的姑娘，她主動與我搭話。

我瞅這姑娘長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橢圓的臉白白凈凈，五官端正，一雙大眼睛撲閃撲閃的。她穿得整潔，兩條小辮扎著雪白紗帶，看上去長相漂亮，不是土裡土氣干農活的人，有點城裡人的模樣。

我告訴她我是清和大隊的，是杭州來的知青。

她自我介紹她是是慶豐大隊的赤腳醫生。與清和大隊的赤腳醫生李姑娘是好朋友。李姑娘因為家庭成份不好，赤腳醫生當得好好的突然被「刷」了。姑娘很是替李姑娘不平，替李姑娘惋惜。她讓我代她問李姑娘好。

在生產隊里我與李姑娘挺講得來。李姑娘的父親、大哥都是教師，我與他們也處得很好。我不明白老李家怎麼成份不好了。我也很同情李姑娘。(直到1999年9月回虎林我才弄明白，當年老李家成份不好是因為李姑娘的舅舅是省參議員，1949年去了台灣。前幾年舅舅的子女來過了，市政協出面招待，舅舅成了老李家的光榮)。這位慶豐姑娘是貧農成份，難得她有這麼一副好心腸。她姓蘭，大我兩歲，我便稱呼她「蘭姐」。

此後到公社開會，只要碰到蘭姐，我便和她坐在一起。那時開會，來自各生產大隊姑娘們總是手不停。不是打毛線就是鉤鉤針。蘭姐的手可巧了，她鉤鉤針特別快，看得我眼花繚亂。她看我喜歡，便教我，特意送給我一根勾針。我們一邊鉤鉤針，一邊說悄悄話，姐妹似的。

蘭姐的笑還在我耳邊呢，人怎麼就沒了呢？

原來蘭姐品貌俱佳，在婚姻上難免心氣高了點，她打定主意找個城裡人。熱心親戚替她介紹了一位城裡的小夥子。小夥子是糧庫工人。糧庫工人大都是扛麻袋包的，上班肩上苫著一塊老白布，扛著近二百斤的麻袋包走晃悠悠的天橋、跳板，或卸車或裝車。麻袋包里裝的是原糧，往庫里卸的時候，袋口一扯，糧粒兒飛瀉，灰塵飛揚，人捂在灰塵里，咳出的痰、流出的鼻涕全是黑的。這活真是又苦又累，說不好聽的，跟騾馬差不多。然而，他是城鎮戶口，吃商品糧，八小時工作制，有工作服有勞保，是工人階級，地位挺高的。蘭姐滿心眼兒樂意，盼著早日進城，小夥子也中意蘭姐。

可是小夥子他媽媽砸了鍋。他媽斬釘截鐵地說：是農村戶口？不行！

蘭姐想不開，悄悄喝了來蘇兒水……

口耳相傳的消息來得慢，等我趕到慶豐大隊，蘭姐已經入土了。

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下鄉到農村，把自己拴在農村戶口上了，才知道戶口的份量。下鄉後我第一次回杭州探親是1971年冬天。在哈爾濱換車，我見站前商店有白糖，想買上兩斤帶回家，售貨員白我一眼，喝道，「拿本兒來」！

我一下子就矮了半截。

我敢說，知青對農村戶口個個有切膚之痛。

戶口分為城市戶口、農村戶口，這個有票證那個沒票證，這個能分配工作那個不分配工作，戶口就有了等次，有了貴和賤，有了天壤之別。

那時，知青開後門爬窗門拼死拼活要回城。其實，回城，工作住房都成問題，但回了城，便有了城市戶口，人就不一樣了。

站在蘭姐的墳前，我心驚肉跳，我心灰意冷。我恨啊！我恨農村戶口，恨農村戶口害死了蘭姐。

蘭姐，你死得冤啊！多少年來，這口氣窩一直在我心裡。

一盤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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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603次列車正是中午，陽光燦爛。事先我沒有通知任何人。闊別二十年，一見面老哥們老姐妹們會怎麼呢？咱也趕個時尚：給他們一個突然襲擊，玩它個心跳。好了，廢話不說，肚子餓了，先找地方吃飯。

紫紅色的計程車在車站廣場進進出出，撲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高樓大廈。惹得我心中又是感慨，是虎林嗎？二十年前那個塵土飛揚冷清蕭條的火車站到哪裡去了？

火車站北邊有一溜小飯館兒，門面招牌挺漂亮。我拖著軲轆箱走進當中一家，店堂里擺著兩張方桌，靠東牆是玻璃櫥、櫃檯、冰櫃。牆上掛著菜單，炒菜燉菜，主食有米飯饅頭麵條等。我對老闆說，給我來盤餃子。我還惦著這句東北話：好吃不過餃子。

老闆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他上下打量我，熱情地說，大姐，你是遠道來的吧？

我說，是。我從杭州來。原先在這疙瘩插過隊，今兒回來看看。

哦，是老知青啊，還沒忘咱這疙瘩？不容易不容易。老闆感慨起來。

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來了，我三口兩口撥拉進肚。正宗東北餃子，芹菜豬肉餡兒，味道可好了。吃完了付錢，我摸出一張百元大票。

老闆接過錢在他的錢匣子里翻了翻，問，你有零碎錢嗎？

我趕緊摸口袋，沒有。

我在哈爾濱我坐過計程車，看過展覽，往家裡打過電話，在道里逛過商場，上過飯館，花的都是零碎錢。記得上火車前，正碰上街頭賣嫩苞米的。大口袋呼呼往外冒熱氣，真香啊。吆喝一元錢四棒，太便宜了！我身上摸來摸去，只有四毛錢，不好意思地遞給小販大哥，說，能買嗎？大哥接過錢，爽快地說，你挑兩棒。我挑了兩棒小的。這小的也有我胳膊粗，半尺多長！又香又甜又糯的大苞米！啃得我「樂不思蜀」。上了火車我沒花錢。

我說，哎呀呀，不好意思，零碎錢全讓我花了，你找人搗散吧。

老闆把錢遞還給我，說，行了，你走吧。

走？能走么？聽過太多「殺」外地人「豬」的故事，我一時回不神來。楞了楞才傻傻地說：你不要錢啦？

嗨，不就一盤餃子嗎？老闆說著轉身招呼進門的客人去了。

四天後，我才從「百忙」中擠出空兒——那些日子市裡「心繫故鄉」的活動從早到晚排得滿滿的——到小飯館送錢。

老闆拗不過我，挺不情願地接過錢，搖搖頭說，你咋把它當回事兒呢？瞧你這個人，咳！

是啊，不就是一盤餃子嘛！

可是，那僅僅是一盤餃子嗎？

東方第一廟

「東方第一廟」座落在我國東北邊境烏蘇里江畔的虎頭鎮上。這座廟宇建於清朝雍正年間，距今有三百多年了。近年來被修葺一新，飛檐斗拱、雕梁畫柱、朱牆圍繞，背靠虎頭山面對烏蘇里江，掩映於蒼松古榆之中。

我是懷著好奇心跨進廟宇的。這座廟毫無那些象徵飄渺世界、讓人仰視、讓人敬畏的殿堂所特有的莊嚴肅穆、金碧輝煌、香煙裊繞。廟的規模不大，進了大門是院子，院子里芍藥花一串紅在九月的艷陽下開得奼紫嫣紅爭妍奪麗。走過院子是正殿，正中坐著丹鳳眼、卧蠶眉、面如重棗、唇若抹朱的關公，旁邊站著扛青龍偃月刀的周昌。原來，「東方第一廟」是「關帝廟」。

「東方第一」。東方，毫無疑問。第一指的是什麼？是指這座廟落成的時間？還是指它的建築特色？或許是……？問號一路跟著我。

這裡的老百姓原先大都是從關里逃荒逃難而來，或者被皇上貶黜、流放，戴罪遷徙而來的。這些移民來到這塊冰天雪地虎狼成群人煙稀少的地方，生存是異常艱難的。這無疑需要信念，需要精神支柱。天高皇帝遠，東方的菩薩西方的神，求誰呢？

他們選擇關公。供奉這位中國人心目中忠義化身的關大爺。

關公的故事家喻戶曉膾炙人口。他是浦州解良人，因殺了倚勢欺人的豪強逃難江湖。後來與劉備、張飛結義為兄弟。他斬顏良誅文丑、封金掛印、單騎千里護嫂、過五關斬六將……好傢夥，關公非神非仙非儒非道，是人；是英雄好漢；也是有「罪」之人。這與他們這些經歷艱難曲折或者說橫遭迫害的人挨得很近。

同是天涯淪落人，被命運拋到這廣袤荒原上，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衡，無論出身、地位，無論來自大河上下還是長江兩岸，同姓還是異姓，都是兄弟。大家不得不抱成團，互相幫襯著活下去。哪怕是最自私最孤僻的人，也會心胸漸寬將自己融入群體。現在動不動就遠學什麼，近學什麼的，想來那個時候的哥們爺們，也琢磨過這事兒。顯然沒有比以關大爺為榜樣更合適更有凝聚力，支撐、團結、安慰、溫暖、鼓舞為生存掙扎的「荒民」了。於是，建關帝廟塑關公像頂禮膜拜。再說，那時江東那一大塊土地已被沙俄強佔，讓威風凜凜的關大爺鎮守邊關，看誰敢來？這稱得上「東方第一」。

我在這座關帝廟裡面走了一圈，感覺親切隨意，好像逛農家小院。

「東方第一廟」，讓我領悟東北人的豪放、豁達、樂觀、幽默性格的淵源。

怪病一場

1971年冬天，慶豐大隊里派杭州來的知青小石出民工去「東方紅」蓋房。那地方叫東方紅是因為那裡有個火車站叫東方紅站。黑龍江省大慶市還有個太陽升站呢，1966年命名的。那年頭到處洋溢著紅彤彤的革命氣氛。

我所在的生產隊吳二叔對我說，他老家在山東，那年鄉里派他出民工:推小車送軍糧。部隊打過長江，他推著小車一直跟到長江南邊。唉喲，我的媽呀，那疙瘩的路可不好走啦，天天下雨！一步一滑！過了南京我們民工就回來了。過了南京離杭州不遠了是不？

我說，是的。

吳二叔說起那時，民工、民工掛在嘴上，我以為「民工」這個詞兒可能是解放戰爭時期誕生的。

小石出的民工性質跟解放戰爭時期差不多。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在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開槍交戰，兩國軍隊在邊境劍拔弩張。支援解放軍，要修公路要蓋房，就要出民工。上面把出民工的任務分派到人民公社各個生產隊。

民工出去短則三、四個月，長則半年一年，顧不了家。出民工，生產隊給記最高工分，吃喝由承擔工程的指揮部包了，吃的經常有白面和大米，還有那時最稀罕的肉、魚、蛋，比生產隊吃的好多了。知青還沒成家，所以，有知青的生產隊出民工的任務都落在知青身上。知青都樂意去，反正到哪都是幹活，有細糧吃、有魚有肉多好。

卻說小石到了東方紅，扛了幾天木頭，後背突然痛了起來，火燒火撩的，幹活時，內衣與後背皮膚稍有摩擦，便如針扎、火燙，痛得鑽心。收工回到屋裡，小石脫了棉衣趴炕上，讓一起幹活的民工兄弟掀起內衣看看。

民工兄弟一看大驚失色，說，不好，紅了一大片，已經出水泡了！大家圍攏來七嘴八舌，有人很有把握地說，這是蛇丹瘡，用煙袋油抹抹能好。

民工中的本地人都抽黃煙，就是把紙捲成煙筒抽，也有個把用煙嘴抽的，那人趕緊把煙油搗出來，抹在小石後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