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紅軍的發展史上，東征山西有著重要的地位。這是中央紅軍歷經長征的千難萬險，到達陝北根據地後進行的一次軍事行動。既擴大了紅軍的影響，宣傳了抗日的口號，又鞏固了根據地，壯大了紅軍力量。從1936年2月20日開始東征，歷經117天的戰鬥後凱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籌備了財物，擴大了紅軍。」
陝甘貧瘠，高舉抗日旗號
1935年10月，當中央紅軍艱難經過長徵到達陝北時，革命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雖然沒有長征時的前後堵截，但是紅軍隊伍在陝北仍舊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首先是國民黨的圍剿和封鎖，幾十萬大軍向著陝北進軍。其次是民族危機的加劇，日本侵略者在華北事變後變本加厲，中日矛盾異常尖銳。再就是客觀因素——陝北根據地的容量有限。
作為全國最貧瘠的地區之一，陝甘地區交通閉塞、經濟落後，自然條件惡劣、地主官僚橫行，要想在這裡養活數萬紅軍，的確是很大的挑戰。為了改善紅軍的生存條件，儘快獲得軍事籌款；同時也為了宣傳抗日的口號，打通北上抗日通道。中共中央決定把山西和綏遠等地，作為紅軍的主要發展方向。
這一年的12月，瓦窯堡會議正式召開。會議分析了當前國內外的形勢，並且對黨和紅軍的發展方向做出具體指導。既要反抗國民黨的鎮壓，堅持革命鬥爭；又要團結更多的抗日力量，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確定了紅軍軍事發展的基本原則——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準備對日作戰、擴大紅軍。
要想擴大紅軍力量，向北是更荒涼的黃土高原，向西是青馬和寧馬的地盤，向南是國民黨重兵把守的區域，只有向東朝著閻錫山的山西進發。在「抗日反蔣、渡河東征」的口號下，紅軍開始東征抗日的前期準備。各級各地的蘇維埃政府，迅速動員起來，在原有的兵力基礎上，又擴充了三千多人。
東征山西，紅軍所向披靡
此時的陝北地區，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合併為紅一方面軍，以彭德懷為軍長，下轄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和林彪的紅一軍團，共約1.3萬多人。連同陝北當地的紅軍武裝，相繼組建了紅二十八軍、紅二十九軍和黃河游擊師。為了保障紅軍東征後的軍需供給，中央又任命周恩來為後方辦事處主任，統籌後方的軍事調度。
隊伍編製、幹部配備、民工徵調和軍服供給等，一切都在緊張籌措中。1936年初，各路東征隊伍隱蔽待命，埋伏在黃河西岸蓄勢待發。1月31日，東征紅軍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總政委，把紅二十八軍、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分為左、中、右三路大軍，弓弩上弦，刀劍出鞘。
黃河對岸的晉綏軍各部，也是重兵把守，畢竟閻錫山向來把自己作為山西的土皇帝。無論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還是西北其他軍閥，都無法輕易進入山西境內。此刻，紅軍和共產黨要想進入山西，這是閻錫山萬萬不能答應的。晉綏軍接連布置三道防線，並且實行堅壁清野、防共反共的軍政措施，一時間晉西白色恐怖瀰漫。
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一聲令下，東征紅軍如同蛟龍出淵，一舉攻破黃河對岸的多道天險。左、中、右三路大軍不斷擴大戰果，紅軍來到了孝義前線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方面鞏固現有的戰果，另一方面擴大紅軍的範圍，向東穿過同蒲線，開赴河北的抗日前線。雙方在兌九峪地區，展開激烈的戰鬥。
志丹犧牲，回師逼蔣抗日
面對紅軍的英勇衝殺，閻錫山一邊調兵遣將，一邊向蔣介石求救。晉綏軍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壘嚴密布防，主力集結於汾陽、孝義、靈石和介休一線。而蔣介石從洛陽、徐州和武漢等地抽調兵力，以陳誠為總指揮，浩浩蕩蕩的中央軍不費吹灰之力進入山西境內。一場大戰即將爆發，東征的紅軍隊伍在晉西北轉戰奔襲，鬧得個天翻地覆。
然而，就在雙方的激戰過程中，紅二十八軍軍長、陝北紅軍的重要創建者劉志丹，卻永遠地犧牲在東征前線。4月14日，當二十八軍向著重兵把守的三交鎮進攻時，作為軍長的劉志丹親臨前線，冒著槍林彈雨指揮作戰，不幸被敵軍的子彈擊中，壯烈犧牲。毛澤東親自題碑：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眼看山西的形勢巨變，中央軍和晉綏軍兵合一處，再繼續進攻就會陷入危機。中共中央及時調整策略，適時做出戰略後退的準備。與此同時，中共又相繼派出周恩來、李克農等人，開展與張學良的統戰工作。東北軍與西北紅軍達成停戰協定，雙方一致同意聯合抗日的主張。後方穩定後，接下來就是對閻錫山的工作。
自封「山西王」的閻錫山，既怕共產黨和紅軍隊伍，更怕蔣介石和中央軍。中原大戰的教訓歷歷在目，西南軍閥的遭遇感同身受，閻錫山與蔣介石之間的較量，此刻要遠遠大過紅軍的威脅。經過一番努力後，共產黨與閻錫山達成共識——紅軍回師西撤，歷時117天的渡河東征勝利結束。
後記
1936年的紅軍東征，補充了紅軍的人力、財力，發展了黨的地方組織，擴大了紅軍在山西的影響力，為此後八路軍的入晉作戰、創立根據地打下堅實的基礎。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中共重新確立新的戰略決策。在西安的張學良陣營里，即將策劃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重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