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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黄逸梵是张爱玲的母亲,却也是她一生里,最难以释怀的一个人。
她风光过、漂泊过、也爱过人、伤过人,连张爱玲都说,“她活得比小说还狠。”
一段母女关系,怎么能走到见死不救的地步?
早年婚姻与出走:从显赫家族到叛逆抉择
黄逸梵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黄翼升,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手握军权;父亲黄仲实,也做过大员,可惜早年病逝,留下大笔财产和一位寡母。
这个家,从门第到规矩,全是清代末年的老法子。
黄逸梵自小受西式教育,英文流利,琴棋书画样样会,却从没想过会在婚姻上翻船。
1915年,年仅十九岁,嫁进张家。张廷重,外祖父是李鸿章,张家的老宅在静安寺路,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豪门大院。
起初双方门当户对,看起来风光。
可张廷重是个十足的纨绔,花天酒地、沉迷鸦片,还明目张胆在家中纳妾。
婚后第二年,黄逸梵生下长女张爱玲,紧接着又有了儿子张子静。
两个孩子还在襁褓,家里便吵得不可开交。
她厌恶丈夫身上那种“旧时代男权”的味道——嘴里谈礼教,身子却栽在鸦片床上。
1924年,黄逸梵突然说要陪小姑子张茂渊,去英国留学,张家也没太拦,毕竟是自家人带路,不想太难看。
可她转头就变卖掉黄家几件祖传古董,包括一套清宫官窑瓷器,还有一幅书画,说是筹旅费。
张子静多年后回忆,母亲那年走得很干脆,只留一句话:“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那时候张爱玲才四岁,弟弟才三岁,连个告别都没有。
当时张家人都觉得她“疯了”,放着富贵不享,跑去欧洲做什么?
可黄逸梵根本不想再做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整天吟《女诫》的张家太太。
她上了船,从上海出发,经过新加坡、中东,最后到达伦敦,这是她第一次“出逃”,没有任何人知道,她这一走,竟几乎断了和孩子们的缘分。
身份、情感与选择的撕扯
到了英国,黄逸梵不仅是留学,更像是在寻找人生的“下半场”。
她读书、进修艺术,也认识了不少新圈子的人。
1924年,她与中国艺术家徐悲鸿在伦敦相识——他那时在巴黎求学,经常来英国参加展览,谈画也谈感情。
徐悲鸿曾为她画过一幅肖像,画中人穿着英式长裙、低头含笑。
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可惜没结果。
黄逸梵太过独立,对任何人都不愿妥协,徐悲鸿后来写信说:“她的锋利像水晶,美得危险。”
那段情事收场得也干净,一张画、一封信,便再无交集。
1928年,她正式与张廷重办了离婚手续,彻底切断和过去的婚姻纽带。
离婚后,去了巴黎,又与一位波兰外交官维基斯托夫同居。
这个人风度翩翩、会做饭、懂诗,还懂她,两人一起住在巴黎左岸,靠翻译和些许教学维持生计。
可很快,维基斯托夫被召回国,一走了之,再无音信。
这一年,黄逸梵已经三十出头,在异乡背负情感的重量,几乎难以喘息。
她曾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巴黎的冬天太冷了,我不是怕冷,我怕一个人。”
这句后来被张爱玲用进小说《小团圆》里,只不过角色换了名字。
接下来的几年,她辗转香港、新加坡。
1939年,在新加坡结识美国人劳以德,两人一起开了一家鳄鱼皮手袋店。
这个男人沉稳、讲信用,还带她见识过商业操作,两人一起进货、做账、摆摊,一度过上了稳定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劳以德随军参战,死于前线,店也关了。
黄逸梵又一次被命运推上孤岛。
她不是没想过重新回国找张爱玲,只是她知道,那个女儿,早已不是当年院子里,追着叫“妈”的小女孩了。
张子静后来说,母亲那几年身体每况愈下。
曾在印度一家麻风病医院当秘书,和一位英国医生交往过。
那医生温和有礼,给她买毛衣、带她去看电影,可这种“温柔”,也经不住动荡年代的推搡。
几个月后,那医生调离,黄逸梵连句话都没听清,就又成了独身一人。
她漂泊了十几年,经历情感起落,也拼命想在艺术和生计之间找到平衡。
唯一稳定不变的,就是那几箱从黄家带出来的古董,她从不肯变卖,她说,那是命根子,也是回家的门牌。
800元、洗澡事件与金条买断
1938年,张爱玲十九岁,从香港大学请了假,跑去新加坡找母亲。
那年战争逼近,船票难求,她一路颠簸,带着满腹期待,以为能从母亲那儿找到些温暖。
结果见面第一晚,黄逸梵就把话挑明:“我不是来养人的。”
张爱玲刚进门,黄逸梵问她有没有钱。
张爱玲说奖学金刚到账,八百元港币,第二天,那钱就不见了,桌上的麻将还没收。
“你不懂,打牌不是赌,是人情。”黄逸梵这样说。
张爱玲没吭声,晚上她洗澡,门突然被踢开,黄逸梵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那眼神,不是母亲看女儿,更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怀疑里带着轻蔑。
多年后,张爱玲在小说《小团圆》里写这一幕时,改名换姓,情节却几乎一模一样。
黄逸梵怀疑张爱玲“做了交易”才拿到奖学金,说话像刀:“你有没有对不起自己?”
张爱玲不愿辩解,她心里清楚,从她母亲决定离开的那一刻起,这段母女情,就不是完整的了。
后来从香港带了两根金条,说是“给母亲养病”。
黄逸梵当时眼圈一红,说了句:“你这是要把我买断了?”张爱玲愣住,什么话都没说,第二天就订了回港的船票。
她走前黄逸梵送她到码头,没说留,也没挽留。
张子静多年后回忆,那天母亲抽了一晚的烟,眼神空得像是房间里没人。
两年后,张爱玲在上海出名了,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名字登上《万象》《天地》封面。
朋友劝她找母亲修好关系,她只冷笑一句:“我的过去早死了。”
有人说她狠,可知道那几年的事,就知道不是狠,是累了。
黄逸梵曾在亲戚面前抱怨:“我当初就不该收留她。”这句话传到张爱玲耳朵里,她半天没反应,只轻轻说:“原来我不是回来,是投靠。”
母女之间,从那一刻起,再无重合。
未见最后一面的遗憾
1957年,黄逸梵病重,住在伦敦一间公寓,没人照料。
那时她早就没了丈夫、没有稳定生活,朋友来来去去,连姓都记不住几个,靠卖些老字画过日子,偶尔在社区教绘画课换牛奶和面包。
她知道自己熬不过这个冬天,终于鼓起勇气打电报给张爱玲。
“我现在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张爱玲那年也在低谷,在美国租地下室写稿子,钱紧得连稿纸都要掰着用。
收到电报,愣了一整天,才回电:“我也过得不好,没钱买机票。”
话说出口就收不回,像刀砍在自己心上。
她对朋友说过一句话:“很多人活着,只为了等一个人来见最后一面,我做不到”,她说的时候语气平静,像念稿子一样,可眼圈红了一整晚。
黄逸梵最后还是走了,走得悄无声息,葬在伦敦郊外一处华人墓地。
公寓被清空时,柜子里发现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几封信、几件黄家旧物,还有一幅画——徐悲鸿当年画的那幅肖像,背面写着:“给你最干净的样子。”
她临终前,把那箱东西托人寄给张爱玲。
张爱玲收到时,已经定居洛杉矶。
她抱着木箱,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个下午,那晚她写了几行字:“我以为我放下了,结果是我不敢打开。”
她把箱子锁进衣柜底层,从此再没提起过黄逸梵。
晚年她写信给好友宋淇,说梦里总有一个人,在门口徘徊,不肯进屋。“我有时想开门,又怕她真的走进来。”
张爱玲最后一次提母亲,是在《张看》中,写到“有些人,早就不是亲人了,只是我的过去。”她没写名字,却知道读的人都会明白。
2002年,《纽约时报》刊登张爱玲讣告,附了一张照片,写着:“她曾在最光亮的地方生活,却选择在最黑暗的角落死去。”
参考资料:
1.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梁文道编:《张爱玲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