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史记》中李广的口碑比战功赫赫的卫青霍去病要好的多

对于汉武帝时期对匈作战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同的描述。在写卫青时说道：“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对于霍去病，他写到：“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对于李广他写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从这短短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李广以悲剧英雄形象极力推崇，寄寓深切同情，赞扬其品格与才能；对卫青、霍去病则客观记录军功，暗讽其外戚身份与治军严苛，评价较为隐晦。那么在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的战功明明要比李广大的多，可为何太史公在《史记》中暗讽卫、霍而推崇李广呢？本文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在此之前，先聊聊他们的军功。

1、卫青

卫青出身低微，原为平阳侯府骑奴。其姐卫子夫受汉武帝宠幸入宫后，卫青得以入朝为职。汉武帝看中其军事才能，提拔为将领，开启抗击匈奴的辉煌生涯。他一生七次率军深入漠北，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是汉武帝时期对匈作战的核心统帅。

前129年的龙城之战，卫青首次独立领兵，率万骑奇袭匈奴圣地龙城，斩敌数百。此役打破汉军多年被动防御局面，提振士气，卫青崭露头角。

前127年收复河套，卫青率军迂回云中，突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夺回河套平原，设朔方郡，解除长安北方威胁。

卫青影视形象

前124年奇袭高阙，卫青率三万骑夜袭匈奴右贤王驻地，俘敌将领十余人、部众万余，右贤王仅以身免。此战后卫青拜大将军，统领诸将。

前123年漠南大捷，卫青两次出定襄，歼敌近两万，但部将苏建全军覆没。此役提拔霍去病，甥舅并起。

前119年漠北决战，卫青与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分击匈奴。卫青穿越沙漠千余里，击溃单于主力，追至赵信城，焚其粮仓。匈奴元气大伤，漠南无王庭。

前115年前后，卫青两次出兵，因匈奴远遁无功而返，此后汉军战略转向守势。

2、霍去病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出身寒微却少年得志。17岁随卫青出征，18岁独立领兵，以闪电战术横扫匈奴，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24岁英年早逝，一生短暂而璀璨。

前123年，霍去病首次出征便立下大功，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前121年霍去病率万余精锐骑兵，六日转战千余里，突袭匈奴休屠王部，斩敌八千，俘获祭天金人，打通河西走廊东段。

同年夏天，霍去病孤军深入祁连山，采用迂回包抄战术，歼敌三万，降服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众四万余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汉朝在此设武威、酒泉等四郡。

霍去病影视形象

前119年的漠北决战，霍去病与舅舅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分击匈奴。霍去病北进两千余里，击溃左贤王主力，斩敌七万，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封狼居胥”祭天仪式，兵锋直抵贝加尔湖畔，匈奴远遁漠北。

霍去病开创了骑兵集群长途奔袭战术，行军速度极快，常以“闪电战”深入匈奴腹地；善用匈奴降将引导，精准打击核心部落；不拘泥传统阵法，强调“因敌制胜”。其征战彻底扭转汉匈态势，河西归汉切断了匈奴与西域联系，漠北决战使“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3、李广

李广是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人，出身将门世家，善骑射，文帝时从军，历经景帝、武帝三朝，以勇猛著称，匈奴称其为“飞将军”，却终身未能封侯，结局悲壮。他早年曾参与平定七国之乱，因私受梁王将军印未获封赏。长期镇守北部边郡（陇西、雁门等地），以善治边防闻名。武帝时多次随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历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职，晚年因漠北之战迷路失期，引刀自刎。

相比于卫青、霍去病，李广的战绩要逊色的多，前144年，李广率百余骑遭遇匈奴数千骑兵，佯装诱敌，射杀匈奴白马将，惊退敌军。前129年，李广率万骑出击匈奴，遭十倍兵力围攻，重伤被俘后夺马逃归，虽全军覆没仍被赞勇武。

李广影视形象

前128年在任右北平太守期间屡次击退匈奴，曾一箭射穿巨石，匈奴数年不敢进犯。前123年随卫青出征，因迷路未能参战，功绩不显。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李广任前将军随卫青出征，青临时调其改道东路，途中迷路错失战机，战后追责自尽。

李广以个人勇武著称，善用骑兵突袭，尤精骑射，常身先士卒；治军简易，不设繁杂军规，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军心。但缺乏战略谋划，多次因冒进、迷路导致战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李广的战功明显要比卫青、霍去病小的多，可是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对他推崇有加，这是为何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人倾向与文化价值观，司马迁本身推崇“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精神，而李广虽身经百战、体士卒却终身未封侯，最终悲愤自刎，这种英雄失路的悲剧性与其因李陵案遭宫刑的个人际遇产生强烈共鸣。李广的形象寄托了司马迁对理想人格（勇武、重义、爱兵）的赞颂，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卫青、霍去病虽是战功卓著的名将，但其崛起依赖卫子夫（汉武帝皇后）的外戚身份。司马迁深受儒家“君子不器”“修身立命”思想影响，对依靠裙带关系上位者暗含鄙夷。这种态度在《佞幸列传》《外戚世家》中亦有体现，暗讽卫霍“以和柔自媚于上”，隐指其功掺杂皇权恩宠。

司马迁

二、历史叙事的深层隐衷，司马迁因替李陵（李广之孙）投降匈奴辩护而受宫刑，对李陵家族（尤其是李广）的悲剧命运怀有深切同情，书写《李将军列传》时隐伏“李氏三代不遇”的哀叹。而对卫霍的批评，或暗含对汉武帝偏袒外戚、罗织李陵冤案的不平。

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扩张政策的执行者，其连年征伐虽建功立业，却也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司马迁虽未明言批评战争，但通过淡化卫霍的战术智慧（如卫青的迂回战术、霍去病的后勤管理几乎不写），隐晦表达对穷兵黩武政策的不满。

由此看来司马迁的书写绝非简单的“褒李贬卫霍”，而是通过人物命运反映对历史规律的思考。李广的悲剧象征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卫霍的功业则折射出集权政治对战争机器的依赖。二者对照，暗含司马迁对战争代价、皇权专制与外戚政治的深刻反思，亦为后世留下关于历史正义与人性复杂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