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澄波口述3：人们收拾东西往外地或乡下跑，苏州已经近乎空城了

警报响起

1937年8月16日，我一生都忘不了那一天。当时还在放暑假，我成天在家。那天下午，我与学诗弟弟在楼下玩。两位姑姑坐在客堂吃饭的台子旁，给父亲修补的一摞图书穿线。就在忙活着的时候，一抹黑影飞快地掠过她们面前的书，一阵轰轰轰飞机低飞的声音越来越响。小姑姑抬起头来，我也抬头往天上看：一架、两架、三架……学诗弟弟也凑了过来，和我一一数着。前几天，也有飞机在苏州城上空盘旋，我们只觉得稀罕。

忽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房子似乎也震动了起来。"是炸弹！"两位姑姑抱起书就往内堂跑。随即，一声尖利的警报声响起。我和学诗弟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妈妈抱着小弟弟赶了过来，对着我俩大声吼道："快过来，躲到桌子底下！"她一把拉过学诗弟弟，把他塞到桌子下，我也赶忙钻进去。母亲蹲下身，一手抱着小弟弟，一手撑住桌角，用她的身躯把我们护住。

爆炸声和枪声没响太久，过了一阵子，飞机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等警报停了，我们慢慢钻出桌子。一家人都来到客堂，一个不缺。祖父说："日本人正在攻打上海，看样子，马就要打到苏州来了。"想起报纸上说日军有毒气弹，祖父忙叫我到药房去买点防毒气的药。

我出了门，来到大街上，快到察院场时，就看见有人抬着担架往医院赶，担架上是被炸伤的市民，那惨状看得我心惊胆战。一路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买好药，我气喘吁吁跑回店里，把药交给祖父，把一路见到的告诉家里人。祖父接过药，摸摸我的头，说："接下来大家就不要随便出门了。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再来呢。"

到了下午六点左右，我们刚收拾了下店里的东西，忽然又是一声巨响，接着响起高射炮的声音和哒哒的枪声。我正准备往桌子底下的时候，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别躲家里。"也来不及详细给我解释，他拉着我的胳膊跨出门，拉扯着我过了马路，在一片轰炸声中敲开了徐家的门。

徐家就住我们店对门，他家开的是古董店，名叫"云隐庐"。见父亲把我送来，徐家人就赶紧安排我躲到了他家一个空置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张大床，他们就让我躲在床底下。安排妥当，父亲一转身就走了。我一个人躲在床底，耳听得外面响起突突突突的机枪射击的声音、爆炸的声音、人们的惨叫声和尖锐的警报声，吓得瑟瑟发抖，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这次轰炸的时间更长。听声音，我猜想是两方在交战。

到了晚上，飞机飞走了，父亲来接我回家。大家相互打听，才知道日军这次的目标主要是阊门外的中国军队兵营和道前街、西善长巷一带。后来又听人家说冯玉祥等中央要人就在大中旅馆开会，日军的主要目标就是轰炸西善长巷的大中旅馆。家里长辈一向关心时局，结合话雨楼上流传的各种消息，祖父判断后续还会有轰炸，当夜就决定要逃难。

逃难

我们家逃难时是分开走的。长辈和徐家商量，请徐家带我先走一步。于是家人为我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我就跟着徐家夫妇出发了。那天动身的人不少。有钱的人家是往上海逃，我投奔的这户徐家家境殷实，却是往木渎走。这是因为他家的先祖是王鏊的女婿，这位先祖名叫徐缙，过世后葬在木渎灵岩山下，那墓是一座大墓，石人石马都有，徐家便请了专门的人看守坟墓，所以徐家在木渎有现成的宅子。我们过去，就住在那边的宅子里。看宅的人名叫阿早，二三十岁年纪。他家有个小女孩，比我大一点点，看我一人跟过来，特别照顾我。

隔了一天，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姑姑、弟弟都来了。阿早帮我们介绍的房子在木渎山塘街。就这样住了一个月，因为不方便，长辈又在木渎镇上租了一位医生的房子。这位医生叫方引鹤，我们家人口多，他便把房子中的一进租给了我们。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地方，对面有一家豆腐店和一家棺材店。

日本人的飞机常常从头顶飞过，有时候上街，能看到大街上有国民党的部队经过，高射炮也被推出来在街上走。10月的时候，日军的飞机来轰炸灵岩山，听说又是国民党在灵岩山开会的消息被泄露出去了。有一次，我穿了一件白色衫子在街上走，被我祖父痛骂了一顿。原来祖父觉得白色太醒目，担心我的安全。在木渎镇上住到11月份时，有一天，我们店的伙计﹣﹣我的好朋友束荣昌找了过来。

束荣昌是丹阳人，他在1935年来到文学山房当伙计。他的年纪比我要大七八岁，一直以来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我称他为束师兄。大轰炸后，我们一家躲到了木渎，把店交给了束师兄等几名伙计看管。

束师兄当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找到我们时，哭着给我们说起苏州城的情况，说日军已在上海金山卫登陆，这几天用飞机来散发传单，传单上说：日军马上就要打过来啦，你们快快逃吧！这些传单一下来，苏州城的老百姓都慌了，店里四个伙计，三个都跑了。护龙街上的店铺一家一家都关了门，人们全都收拾东西往外地或乡下跑，苏州古城已经近乎一个空城了。束师兄又说，8月以来，日本鬼子的飞机总是隔三岔五地飞来轰炸苏州城，车站、铁路、盘门、学士街、平门都被炸过。

虽然一直住在木渎，但长辈们都十分关心城里局势，木渎街上也早就流传着各种消息。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听束师兄说起苏州城被轰炸的惨状时，大家都忍不住落泪，一边恨恨地痛骂日本人，一边商量着后面怎么办。实在没办法，祖父和父亲决定带着一家人和束师兄，往更远的乡下地方逃难。

这是我们逃难历程中的第三次搬家，在穹窿山下的一户人家找到了借住的房子。

这之前，我没有在乡下长期生活的经历，到了山里，觉得一切都很新奇。穹窿山后面有一个小王山，山上有很多李根源刻的摩崖石刻，我和束师兄经常去那里玩。穹窿山是苏州最高的山，山上有特别好的蕈。看到当地农民采草，我们想自己去采一点点。到了山上，我和束师兄差不多用了半天时间，只采到七八个小的。一位老农看见我们在忙活，说："你们做什么呀？"我们说："我们想采蕈呀。"老农就帮我们采了一些。真是有力使不出，所以这个也是要有一定经验的。

香山那边，有一座白马寺，白马寺后有片松林，有不少大松树。一天束师兄出去玩，看见松树上面有松鼠，就爬到树上面，把自己的马甲脱下来，伸手进洞里，把小松鼠拿出来放到马甲里边。他回来后激动地叫我名字，给我看他找到的小松鼠，我们就在家里一起养，蛮好玩的。

我那时年纪小，一心就在玩上，没想到日本人那么快就占领了苏州城，又很快占领了城外的地方。城西这片好山水，也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了。

有一次，我又追着束师兄一起出去玩。束师兄提议还是去采蕈。结果我们走到靠近盘山公路的地方时，听到了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地面仿佛也抖动起来，束师兄赶紧拉着我躲进草丛里。从草丛里往外看，只见一队队的坦克车，慢慢地从公路上开过。坦克车上插的是日本的旗帜。我和束师兄吓得气都不敢出。

亲眼见到了日本兵，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就很沉重。之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还没有大人那么恐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很不对的。我那天真正感受到了丧失国土的耻辱，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

让我长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病。

其实祖母的病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城里面的时候，我祖母就生病了，逃难的几个月，一直奔波劳累，住宿条件也不好，到了乡下，请郎中尤其不方便，要抬着轿子，过香山到白马岭那边。怎么给祖母看病，成了一个难题。

木渎、穹窿山这边也被日本兵占领了，徐家准备往太湖山老宅跑。那时要到西山，只能坐船﹣﹣在轮船后面绑一条绳子，牵一条拖船，人坐在拖船里。太湖风浪大，我祖父对乘船不放心，不敢去。祖母的病亟待救治，就剩两条路可走了：一是往大后方逃，一是回城。要逃出去，需要财力呀。家里这么多人，祖母又生病，要逃出去谈何容易，何况我们是做书店生意的，逃到他乡，没有生活来源，也活不下去。回城呢，就要当亡国奴，这条路也实在是不想走。长辈那段时间少不了长吁短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束师兄说，他回城去先打探下城里的情况。

过了几天，束师兄又找到我们。束师兄说："我回去的时候，店门大开着，哎哟不得了，书架上的书全被日本鬼子扔在地上了，书架都空了，地上的书都被马蹄踏坏了，书上还全是马粪。看来，日本人是用我们的书架来拴马了。"又告诉我："日本鬼子还到家里乱翻东西，你的书包都被扔到塔倪巷里了。我回去的时候，塔倪巷乱扔着好多东西，我看有个书包，捡起来把里面的书拿出来看，写着你的名字呢。已经带回家放好了。"最后束师兄说，现在日本鬼子的部队已经出城了，他把店门关好再过来的，在城里的几天暂时还比较太平。日本人在苏州准备成立伪维持会，说是要选一名中国人当伪维持会会长呢。

看着逃难到乡下的人渐渐回去，为了尽快给祖母治病，我们也在春节前回到了城里。

1938年初，我们一家踏上了回城的路。来到城门口，只见城门口两旁都站着日本人。他们要求进城的中国人手臂都戴上一个白色的袖套﹣﹣套子上有红太阳，是日本国旗的样子﹣﹣表示臣服。每个人还需要向城门口的日本人鞠躬，并接受搜身。后来维持会成立了，城门口就只留一个日本人监督着。搜身等事务，由一个中国女警察来做。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叫陈则民，他之前在日本留学，娶的妻子是日本人。

尽管束师兄之前已经对书店进行了整理，但很多书都已毁坏了，店里的字画不见了，家里也被日本人翻了一遍，很多东西都丢失了。祖父、父亲看着店里的情况，十分难过。祖母一看到家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气得手足颤抖。她的病本来就被拖了救治的时间，加上这一急一气，还没等到春节，祖母就去世了。

这就是1937年8月苏州大轰炸后到1938年初发生的事。

去世的人，出世的书

1938年初，我们回到城里，但并没有马上开店。祖母去世，我们一家都很哀痛。尽管经历巨变，但家里还是尽可能地按礼制为祖母办丧事、守孝，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

而就在1938年初，苏州出现了一部奇书，即被郑振铎先生誉为"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明代赵琦美所藏元明杂剧剧本的总称，大都是宫廷演出本，保存了许多很少流传的剧本，并附注剧中角色之服装。清初由常熟藏书家钱曾收藏，著录在《也是园书目》中，此后就下落不明了。直至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内刊载了《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有黄丕烈所撰的《古今杂剧跋》。丁祖荫有注，大概意思是说，这部书是虞山赵氏旧山楼的藏书，他曾借出，花了三个昼夜展阅，曾录存跋语两则，由于时间太紧，来不及详细记录，只好匆匆归还赵氏。丁祖荫还说，自己曾题诗"以志眼福"，并感慨这部书不知流落何所。这篇文章让郑振铎见到了，郑振铎认为："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于是千方百计地询其踪迹，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直接询问。这人问丁祖荫时，丁祖荫却说，他看是看过的，但已交还给旧山楼了。其实他没有说实话，这书还在他手里。丁祖荫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呢？我曾听到过一些传说，说是丁祖荫一日在常熟石梅茶馆品茗，听到赵氏藏有此书的消息后，第二天便坐了轿子前往赵家，很顺利地携书而归。这桩事被另外一人得知，那人当面指责丁祖荫，从此丁祖荫讳谈此事，故布迷阵。

关于这本书详细的流转经过，我听当事人杨寿祺先生谈起过，大致是这样的。

苏州沦陷，常熟藏书家丁祖荫在苏州公园路的住宅被日军给占领了。这部《古今杂剧》放在丁宅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随着家里的木器家具流了出来，被景德路上一家旧货商店买了下来。旧货商店的人看到有古书，就转手卖给了大华书店。书是分两部分出世的，先出的是下半部，大华书店主人唐耕余得后售与了潘博山先生。上半部晚出，上面还有黄不烈手抄目录，也由唐耕余收了下来，唐氏将书携至上海待售。

杨寿祺知道唐耕余有三十余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又打听到另外一半书在孙伯渊处（至于是否由潘博山售与了孙伯渊，我就不知道了），便告诉郑振铎实情。杨寿祺和唐耕余把价钱也谈得七七八八了：准备花九百元收唐耕余手上的书，以一千一百元售与郑振铎，自己收取两百元。杨寿祺把一千元左右的估价说给郑振铎，又说在孙伯渊处的那三十二册自己也可以代为购买，估计要价不会超过两千元。合计不超过三千元。

郑振铎先生就先付了定金﹣﹣这笔定金还是他向朋友、商务印书馆等处筹来的，随后积极联系。他发电报给了教育部的卢冀野和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得到袁同礼的回复，决定购入。另一方面，杨寿祺与唐耕余约好时间，准备交易。不料中间出了一个岔子。原来杨寿祺先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贪睡懒觉。那天本来约定交易，结果他因睡懒觉，错过了时间。待他赶到时，孙伯渊已将上下两部全部买下，合为全璧。杨寿祺只好把定金退给郑振铎，再三表示抱歉：去得晚了，书让别人买走了。

孙伯渊待价而沽，索取万元高价。见孙氏索价过高，袁同礼只好放弃。郑振铎忧心如焚，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教育部愿意买下。最后终于以九千元成交。

现在也有人说，孙伯渊能以如此高价售出，是看郑振铎求书心切，此乃陈乃干、杨寿祺、孙伯渊一起设的局。以我对杨寿祺先生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杨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人正派，和郑振铎先生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后来看到郑振铎先生自己写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跋文，里面说，这个消息最早不是杨寿祺告知的，是五月左右陈乃干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有人在苏州发现从丁祖荫家散出三十多册元剧。郑振铎欣喜若狂，第二天赶紧来找杨寿祺，托杨代为购下。

大华书店开在景德路中段，当时许多回收旧家具的店铺也开在景德路，所以说他们也是有优势的。大华书店主人唐耕余原是上海中国书店郭石麒的学徒，收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不久他就过世了，年仅三十余岁。大华书店由其妻继续经营。

后来祖父和父亲在家里每次说到这部书，都觉得是文学山房的一个遗憾。要是那时文学山房开门迎客，可能是有机会先得到这部书的吧。

与天一阁结缘

回到了城里，就应回到正常的校园生活了。而我就读的振声附小已经撤走了，没有地方念书，怎么办呢？父亲就安排我进了施纯丞先生的檗斋私塾。施纯丞先生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生活，便开了一个古玩铺，单单卖古玩还不够，所以收几个学生，也可收点学费，但并不计较学费多少。施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教我们念《古文观止》，让我受益颇多。我现在还能背先生教我的《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我都在施先生那里念书。放了学，回到家时间还早，便会在店里帮忙。眼见耳闻的，都是跟书有关的事，对一本本古籍也有了特别的感情。

转眼，1939年就到了。这一年，我十三岁，收了一本书。这可以说是我从事收贩古书的开始。

那是清明时节，我尚在读书。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两位姑姑叫我第二天到西跨塘为祖母扫墓。我立即表示同意。

那时去西跨塘，必须到万年桥堍的轮船码头去乘光福班或东山班、西山班的船。我们三人吃过早饭就从家里出发，步行前往。

当我们走到胥门快到城门口时，我见到人行道上有一个旧货摊，摊上放有三本古书。我请两位姑姑等我一会儿，便马上走过去，拿上手翻看。这一看，发现竟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一查卷数：一本是全的；另外两本是一套，还缺了一本。两种书的内容都是讲《春秋》的，经过讨价还价，我就一起买了下来，带着它们再去乘轮船扫墓。在西垮塘一座桥边的小饭店吃了中饭，再乘轮船回到苏州城。

一到家中，小姑姑就把书递给祖父看。祖父看了问："这样的好书，是从哪里得来的？"两位姑姑就把实情告知。祖父再看了书根上写的字，就说："这是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很可能是战乱时流散出来的。"并对我说："你小小年纪能识得宝物，真不容易。"他鼓励我要继续努力，攀登新高峰。这是我第一次购买天一阁的书。

宁波藏书以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最为著名。天一阁的创办人是四明范钦。后来我与天一阁的书接触得多了，渐渐总结出他家书的特点：天一阁的抄本用纸是印蓝格或墨格的纸，题"明四明范钦校"的是《范氏奇书》本，他们的书大都有书根……

天一阁图书的流散，还有很多故事可说，其中一件，又和杨寿祺先生大有关系，在书林里流传甚广。

大概是民国初年，有一乡人冯某，伙同党徒，半夜翻墙进入天一阁，窃出藏书数千册，陆续带到上海。他们先是找到六艺书局的陈立炎、来青阁的杨寿祺先生。陈立炎出价便宜，杨寿祺先生给的价格更大方，所以来青阁收得甚多。陈立炎和杨寿祺都猜到书的来路不是很正，便尽快抛售以脱手，均以低价卖给食旧廛书肆。

为什么卖给食旧廛呢？这又要说到，当时食旧廛的主人是金颂清和罗振常，金颂清在日本留过学，他们书店常做日本人的生意。如果书通过他们卖到日本，就没有痕迹了。

但书在市场上流通，上海书人间渐渐还是有了传闻。这时呢，江阴缪荃孙在上海做寓公，听说有这样的事，便去食旧廛看书。书店的人坚称没有这回事，坚决不给他看。缪荃孙一气之下，就给宁波天一阁写了一封信过去，说：你们的书怎么到上海来了。

天一阁已传了很多代，由于子孙多，又爱惜书，他们的祖上定好了规矩：天一阁书楼的钥匙各房一把，要凑齐了才能开门。接到信，范家人赶忙聚在一起，把钥匙拿出来，开了藏书楼。开了才发现房顶上开了个天窗，小偷正是从天窗而入的。范氏这才发现藏书有丢失，于是赶紧派了人去上海查访。查了多日，没有结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报纸对外放出话说，书籍被偷了，无关紧要，也不再要了，就是失物中有《范氏祖先小像》，这是丢不得的，如果送回，当酬以重金。这个小偷也是昏了头，就相信了，捧着手卷去邀赏，结果一下子就被抓了起来。

小偷被抓住，被关了起来，可这事情还没有结束。买书的书店也都被告上了公堂，判以罚金。六艺书局的陈立炎关了店，他也有本事，后来又找到卢氏抱经楼，收了卢氏抱经楼的书，开了古书流通处。做了几年后，陈立炎把古书流通处关了，把古书流通处的书全部批给了金颂清。当时食旧廛书肆因为天一阁的案子已经停业，金颂清就以古书流通处的书籍为基础，创办了中国书店，聘请了陈乃干、郭石麒先生在店中帮忙。

这些事情是上海书林的大事，陈乃干先生记载得尤其细致，来我们书店的很多人都是当事人。除了杨伯伯，金颂清先生我也见到过。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位老先生了。那次他来苏州，我祖父还请他到酒楼去吃饭。而陈乃干先生也和我祖父、父亲一直有书信来往。

【江澄波（1926年6月30日—2025年6月11日），出生于苏州古旧书籍世家，是苏州文学山房第三代传人。江澄波自幼研习版本目录学与古籍修复技艺，其祖父于1899年创立文学山房旧书店。作为古籍版本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古籍抢救与保护，2001年75岁时重开文学山房，通过访书、购书、修书为国家抢救大量文化遗产，曾促成过云楼藏书归公，并为公藏机构提供10种宋版书。撰有《古刻名抄经眼录》、《怎样鉴别古籍版本》、《吴门贩书丛谈》、《书船长载江南月》等著作。2025年6月11日上午，古籍版本学家、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第三代传人江澄波在家中去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