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浩：解放初期的阜阳市公安工作

引子

＃《阜阳史话》第八辑(1988年)，作者顾浩，原标题《解放初期的阜阳市公安工作》

正文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在长江支队（华中干部队）随陈粟大军南下。从山东渤海区到达豫皖苏边区。当时，刘玉柱同志是支队的副司令。千部分配时，刘玉柱同志和我都留在豫皖苏区党委工作。时间不太长，阜阳城解放（大概是八月上旬），刘玉柱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们二十多人随他一起到阜阳市工作，我能记起来的有王朝品、王忠烈等同志。

阜阳在豫皖苏解放区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它居皖北水陆要冲之地，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均较为发达。当时，党中央曾一再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正确执行工商业等各项城市工作政策，我们来阜阳的目的就是摸索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

阜阳市是豫皖苏区党委作为管理城市的重点而建立的，当时搭的是地委架子，因为刘玉柱同志是老地委书记，是宋任穷同志直接派来的。另外在干部配备上也比较强，王朝品、赵彤等同志都是县干，安排做区委书记。我到阜阳之前任过县长，叫我当公安局长，后来又担任一段市委书记。不过那时候谁也不计较职务，叫干啥就干啥。

阜阳市公安局建立时的力量很薄弱，只有我和杨斌两个人。地点在城内大隅首西边路北的一所大院子里（现在的军分区院内）。杨斌也是山东过来的，在局里担任内外勤的股长。后又调来两个股长，是老红军，人很忠诚，工作肯干，但能力差一点，工作顶不起来，我找刘玉柱要人，向市委借来一个排，大约二十人。刘玉柱指示说：“旧政权方面做过公安工作的人，我们也可以利用嘛！”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利用这些人，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充分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壮大我们的力量。当时我们所做的工作是：

1、依靠群众，开展对匪顽的斗争。国民党李觉部逃跑后，阜阳城内一片混乱。原来仅有的几家手工业停产，大多数商店关门，学校停课，街上很少有行人。因物价飞涨，工人、市民、职员、教师生活不得温饱，而一部分土匪、地痞、娼妓、烟鬼却乘机捣乱，偷抢扒拿，搞得乌烟瘴气。有的大烟鬼子甚至说：“我们也解放了。”

我们进城后建立了民主政府，这个政权到底为谁服务？多数群众对他将信将疑，持观望态度。为了稳定人心，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必须狠狠打击匪顽，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平平安安地生产、生活。这样他们才能了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拥护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公安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生存。为了保证市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不仅在城内四个区配备了公安助理员，在农村区建立了区大队，直接对敌作战，而且培养积极分子，利用骨干力量，让他们提供情报，掌握匪顽动态。四八年九月，积极分子报告城北大同乡土匪活动猖獗，自天装做老百姓，夜里出来抢劫，他们抢了西关，“贴票”还贴到城里。我们及时出动武装，包围他们，一网打尽，枪毙了为首者，还缴获了一筐手枪。四八年十月，积极分子报告西湖乡有八个土匪，随身带有枪支弹药，在城内贡院街一所房子里吸“老海”，予谋在深夜十二点抢劫古楼以北的布店和粮店。我派杨斌带一个班的武装人员，用机枪堵住门，土匪全部就擒，当场绞获了几支手枪和手榴弹，还有大烟、老海等物品，为首的两名土匪，经市政府批准，就地枪决。我记得那时缴获的各种枪支有二百多件，还有不少弹药，同时顺藤摸瓜，破获了一些盗窃案件。

由于混乱，匪顽常在夜间出动，我们城内四个区都组织民兵看夜，还有少量部队配合。遇到坏人，及时处理，狠狠打击，使匪顽在一般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为非作歹。

2、对蒋方人员登记，做好分化瓦解工作。我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对每一个来登记的人，都要他详细写出交待材料，互相保密，然后把材料集中在一起，进行全面审查。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从他本人材料中看其态度好坏，二是可以从别人材料中证明他是否讲了实话。从当时登记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人都交待了情况和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讲。对这样的人，我们没掌握情况时就不强迫他，以后交待问题的人多了，自然而然地就把他暴露出来了。随后我们就找到他说：“你不是不交待吗？你可以交待了”，这样点一下，使他心里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或者更进一步指出：“你什么事什么事想起来没有？

他一听更明白，觉得瞒下去不行了，也就完全讲出来了。来交待问题的人，一部分表现较好，是真实的，我们就教育他守法，不要搞破坏，知道别人有什么破坏活动要报告。对一部分不主动交待的人，要反复教育，如果老实讲了，我们还是宽大处理，如果仍不改变态度，那就从严惩处。我们根据豫皖苏区党委对阜阳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很注意党的政策。在国民党濒溃的情况下，对蒋方人员是比较谨慎的，枪毙了两个罪大恶极的，一般是不大抓的，搞得不好，他们又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壮大我们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

登记工作分两期进行，前来登记的共二百多人。登记工作结束后，我们召集这些人开会，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指出他们过去是有罪恶的人，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向政府坦白自新，今后一定要守法，否则毫无出路。

通过登记工作的开展，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向政府报告，揭发坏人坏事。同时也解除了蒋方人员的思想顾虑，主动向政府悔过自新，动员外逃的亲朋回归，象逃往颍上、蚌埠的蒋方人员归来的不少。有的还向政府献计献策，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情报。凡是提供情报有功的，就给予一定的报酬。送样拿钱买情报的办法，现在看来有欠合适，但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现了个别投机分子。有一个大烟鬼子，通过他了解到一些敌情，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他就乘机吹大牛，自称是我们委派的特别区长，到处敲诈勒索，影响极坏，当即被我们处决。有的来报告，写几个名字就伸手要钱，我们及时批评教育，叫他们改正。

3、加强城市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这个工作包括城内城外。战争年代的动荡局势给一些坏人造成了可乘之机，阜阳城周围有很多土匪，利用地形熟的优势，到晚间就出来活动，有的直接与我们为敌，加之各种盗窃活动的出现，搞得人心惶惶，对我们威胁也很大。那时我们没有民兵，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公安局就派武装人员在城郊巡逻，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城内，我们建立了街道基层组织，制定出户口管理制度，给旧街道重新划分，重新命名，象解放南、中、北大街，民主东、中、西火街，都是那时候起的名。城内住户每户都要有门牌，有户口登记薄，便于查找。我们取缔了妓院、烟馆，对吸食鸦片、老海的人，以及妓女、小偷等经常找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及时改掉恶习，参加正当生产，自食其力。对屡教不改的，送劳教所改造。

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从阜阳过境前夕，我到中原分局开会，宋任穷同志作报告，讲到减租减息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电报，宋看了电报问：“阜阳谁来了？”我就站起来了，宋说：“你要注意呀！黄维兵团一定要走你阜阳过。”会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保护人民。我们估计，黄维兵团过境，肯定引起混乱，郊区土匪也可能洗劫城市。为了防止城市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在撤退时，找到过去的商会头头，要他们以商会名义维持社会治安。我们给他们一些“老牙枪”，要他们组织人，在我们临时撤离的过程中防止坏人和土匪哄抢。并布置他们在黄维兵团来到时，表面上以商会名誉接待，实际要为我们送情报，尽量减少城市和人民的损失。他们很赞同，并对我们给予的信任表示感激。我们撤退后，商会确实组织了人在街上站岗放哨，巡逻看夜。公安局又派杨斌同志带武装部队在城郊一带活动，城内城外配合一致，所以黄维兵团过境时，阜阳没遭到重大破坏。

四八年十月，刘玉柱同志调走了，我担任市委书记，根据需要，市里的机松又作了进一步调整。

四九年初，撤销阜阳市，上级又重新分配了我的工作。

资料来源：

《阜阳史话》第八辑(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