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追风者》的热播，让观众得以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金融暗战，从中也了解到当年毛泽民、曹菊如等红色金融家开创和发展红色金融事业的艰难与不易。
这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红色金融事业的传承和颂扬。那么，在物资极度缺乏、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苏区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如何开创的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作者供图
筹办国家银行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广大农民长期受到传统租佃制度与高利贷的双重盘剥，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金融秩序也混乱不堪。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金融事业发展，提出一手握住“枪杆子”，一手抓住“钱袋子”。
在“一苏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指出：“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
于是，根据《决议》要求，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指定毛泽民负责筹建。正是这个决定，中国共产党迈出了探索金融事业的第一步。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村正式成立。成立初期，苏维埃国家银行只有5名工作人员：行长毛泽民，业务处长曹菊如，会计钱希钧，出纳1人，勤务员兼管兑换1人。
后来，通过培训等办法不断扩充内部机构和人员。到1933年总金库成立后，又增设了金库会计科，全行工作人员达七八十人。
银行业务也从只搞金银兑换，扩展到存款、贷款、票据、投资、货币发行、代理国库、代理公债、市场调控等多个方面，逐渐形成了覆盖全国数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体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瑞金叶坪）。作者供图
筹措启动资金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启动资金。
按章程规定, 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而实际到账的80万元是债款, 其余 20万元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 但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 建立国家金库, 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 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所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线筹粮筹款。毛泽民作为委员会的副主任，经常深入前方, 实地指导, 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于是，毛泽民来到漳州，白天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 不仅消灭了敌人, 得到大批军用物资, 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 还筹得100多万大洋的军费，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 当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 毛泽民又全力以赴地投入钨矿的开采之中。
由于赣南钨砂是贵重的稀有金属，是制造枪械武器的重要材料，于是他报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后，于1932年3月成立了中华钨矿总公司，并立即组织生产。后来毛泽民又亲自兼任总经理，充实领导班子，改善矿工生活和工资待遇，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钨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公司已拥有盘古山、铁山垄、小垄等多座矿场，5000多名工人，共生产了4193吨钨砂，钨砂出口每百斤约值52元左右，出口总值达200多万银元。
钨砂的生产与贸易夯实了银行的经济基础，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券。作者供图
发行统一货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根据“一苏大”决议，毛泽民开始着手设计印刷国家银行纸币。
由于当时苏区缺乏设计纸币的人才，在曹菊如的引荐下，毛泽民把设计国家银行纸币的重任交到了能诗善画的黄亚光手上。
黄亚光是福建长汀人，曾任长汀县委、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
自从接到设计国家银行纸币的重任，黄亚光夜以继日，分别设计有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等5种纸币票样。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中华苏维埃邮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纸币。作者供图
可印刷纸币，光有票样还不行，还要影制铜版，要有专印钞票的油墨、纸张，这些东西，苏区当时都没有。
情急之下，毛泽民想到可以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在上海影制的壹圆铜版进行剪贴加工，于是在和工人一起多番努力下，改造完成了符合设计要求的铜版。
1932年6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四号命令，宣布正式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苏维埃政府终于有了自己印制的钞票！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正式开始在中央苏区发行流通，各种杂币逐渐退出流通市场。
在印发纸币的同时，临时中央政府还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开办了中央造币厂，铸造了能在“白区”流通的“大头洋”（俗称“袁大头”）“小头洋”（孙中山头像）银元。对外贸易总局还从上海购来了一架铸“老鹰头”的铸币机，开始生产“老鹰头”银元，进一步保证了苏区对外贸易的需要。
中央造币厂旧址（瑞金洋溪）。作者供图
维持金融稳定
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大量生产苏区纸币假钞，同时伪造苏区银元，投放市场。一些不良商家也趁机故意哄抬物价，贬低苏区纸币甚至拒收国币，破坏苏区货币流动。到1933年3月，苏区各地相继发生群众抛出纸币、挤兑银元的现象。
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国币大幅贬值，国家银行信用也严重受损。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不良商家的诋毁和破坏，一方面，毛泽东指示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告，教育广大苏区民众识别真假银币，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
另一方面，毛泽东专门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一文，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向群众宣传解释好拥护国币的重要意义，并严厉打击破坏国币信用的行为。
“换出银元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面对挤兑风潮，毛泽民等坚定地维护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要求凡是来要求兑换银元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银元，任何人不得抬高比价。
为了抵制高利贷剥削，帮助发展生产，苏区还普遍地开办信用合作社。入社的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不超过1年)。同时，信用社吸收群众存款，开办有定期、活期、零存整取3种储蓄业务，付给利息，存取自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战争公债券。作者供图
到1934年，兴国、瑞金、会昌、于都、石城、寻乌等县的信用合作社陆续成立。各地信用社也积极发放贷款支持农民进行农副业生产，填补了苏维埃国家银行业务的空白区，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重要补充。
90多年前，毛泽民、曹菊如等红色金融家筚路蓝缕开创的红色金融事业，通过发行统一货币、建立金融体系等措施，有效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苏区经济建设，巩固了红色政权，也为后来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今天，金融谍战剧《追风者》唤醒了我们对那段红色金融历史的记忆，让我们对在那个纷乱喧嚣年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先辈，愈加尊崇与敬仰。
作者：钟燕林 苏春生 林婷
来源：“当代江西”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