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图吞并琉球的历史事件

《中国研究文摘》由浙江大学刘东教授主编，10位海内外高校学者任编委，定期扫描海外中国研究前沿学术成果。本辑从数十种海外顶尖学术期刊精选论文32篇、书评12篇，所涉学科广阔，涵盖人文学科各细分领域，探讨了诸如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唐代宦官世族政治、宋代的艺术史艺术、明清时期的白银供应、清代邸报的发行与流通、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礼物交换、江南地区的性别分工、甲申政变后清朝外交的制度运作、早期现代中国纸张的全球史、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劳动认同、风俗画与过渡期的北京、冷战时期边疆的农业和蔬菜市场等代表了海外汉学界新近学术创意的、兼具学理深度与研究趣味的议题。

《中国研究文摘·第1辑》，刘 东 主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麦嘉缔与“琉球处分”问题

近年来，外交史领域的研究已开始意识到仅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与准国家代表之间的外交活动上，而忽视除此以外其他的行为主体、场所或机制，逐渐成为制约领域发展的瓶颈。不仅如此，近代东亚的外交场域还呈现出别样的复杂性。区域内部首先就存在着多重的政治秩序、外交原则与惯习传统；近代以降，域外的各种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又加入其中，纵横交织。故而其中产生的诸多历史问题，仅凭“官方外交”或根植于西方“近代外交”的分析框架恐难胜任。典型的例子，可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日本企图吞并琉球的历史事件（以下简称“琉球处分”）而展开的中、美、日多方外交角力。这也是直观近代东亚外交史多层性、复杂性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当下针对“琉球处分”的诸多研究在分析视角和方法论上呈现出3大特点：分析视角的空间、时间扩大化，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还有关注东亚秩序的转型，即华夷秩序逐渐解体继而转向西方型秩序的全过程。在此背景下，托马斯• p. 白瑞唐的这篇论文，将目光聚焦在了清朝驻日公使馆外籍馆员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身上。在以往的清史研究中，对于像麦嘉缔这样的清朝驻日公使馆外籍馆员，相关研究多着墨于他们在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但正如白瑞唐所介绍的，除了公务以外，麦嘉缔还利用他的私人人脉、资源和知识，秘密地为清朝利益的最大化四处奔走。作者也期望通过整理麦嘉缔在“琉球处分”问题上的私人活动，探讨个人主体性在外交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同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全文的论证部分分为3章，分别为《从传教士到清朝驻日公使馆员》《琉球问题与麦嘉缔的私人活动》《麦嘉缔的私人活动与1880年清日交涉》。

第一章作者简单地介绍了麦嘉缔生平：1820年生于美国，1843年作为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被派赴中国，之后又一度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前身之一东京开成学校担任教师。后辞职，于1877年回到中国，于清朝驻日公使馆任职。除了承担中日通译，英文、法文、和文翻译，以及撰写英文公文等公务外，他还在私人领域积极开展了3项重要活动：一是对琉球问题做研究调查；二是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接触；三是利用新闻报纸等媒体施展才华，制造舆论影响。

第二章作者就上述麦嘉缔在私人领域展开的3项活动作了详细论述。

首先，通晓中日两国当时状况的麦嘉缔在其就任公使馆馆员之初，便预感到围绕琉球问题，清日双方会发生龃龉。为了应对不测，他在东京和横滨的书肆辗转，尽可能地收集琉球诸岛相关的地图，还有各类地理、历史书籍，并在一年的时间内对琉球王国的历史、风俗、地理等情况作了细密的研究。此处白瑞唐也特别指出，麦嘉缔的调查活动都是个人行为，并非上司授意。不过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一来何如璋非常熟悉麦嘉缔的脾性，知其热心研究，对其才华也有过高度评价；二来当时清朝驻各地公使馆馆员的一大行动特点便是调研、收集赴任地的各种信息。故而无论于公于私，公使馆方面都不会对麦嘉缔的行为有所置喙。这不仅给了他相当多的时间来进行私人活动，其研究调查所得也成为日后施展其外交才华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其次，1878年“琉球处分”发生，日本明治政府欲通过“废琉置县”吞并琉球。属国琉球的丧失对清廷来说意味着“宗属关系”的瓦解，故而希望在不与日本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尽量恢复琉球王国。1879年，适逢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访中国，清廷便委托其作为调停人赴日斡旋此事。另一边，作为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的美国人麦嘉缔，还有多个不同的社会身份，如“美国在东京居留民委员长”“日本亚洲协会评议员”等。他在日本的外国人社交圈以及美国外交官群体中颇有声望。再加上他精通中、英、日多语，使得他成为迎接格兰特访日接待团的核心人员，获得了可以私下接触格兰特的机会。

从白瑞唐的考证来看，目前已知针对“琉球处分”清日谈判中所涉及的“二分案”和“三分案”都与麦嘉缔有着密切关联。在麦嘉缔与格兰特两人多次的私下会面中，麦嘉缔或有可能受何如璋所托，或有可能是为了尽力履行其作为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之职责，为达成清朝的外交目标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身负调停使命的格兰特也缺乏相关知识，需要麦嘉缔这样可信赖的人物私下为其出谋划策。以史料见，麦嘉缔最初提供给格兰特的“妥协案”可谓日后“二分案”的雏形，也是麦嘉缔认为最具可行性的理想方案。而当麦嘉缔得到清廷希望恢复琉球王国的情报之后，他又撤回前案，向格兰特告知了几乎与日后“三分案”相同的建议。不过作者也坦言，当下还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显示格兰特在公开场合到底向日方提供了何种方案，但他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测出格兰特应是曾在私下将麦嘉缔给他的提案透露给了其他人，日方也或多或少地从一些途径了解到了格兰特更属意“二分案”的意向。

再则，日本虽欲加快推进“琉球处分”的进程，却非常忌惮国际社会的反应。毕竟若要遵从当时世界通行的“普遍性”原则，使用西方的做法来吞并琉球，明治政府就要直面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在1850年代，琉球就已经和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列强缔结了“修好条约”。且在按照西方外交规则签署的条约中，琉球方面不仅使用了清朝的年号，书写所用文字也是汉文。这表明琉球不但是拥有独立外交主权的政治实体，又存在与清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故而从事实上就断绝了“琉球处分”的合法性来源。通过作者的考察可知，为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自1878年开始，日本方面就在积极搜罗材料撰文，用以说明和强调“琉球处分”的历史依据，其目的有二：一来否定清朝方面的历史认识，表明自身的立场；二来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向国际社会证明“琉球处分”的正当性。

日本方面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日本与琉球》，先由井上馨起草，后被翻译成英文，于1879年10月11日发表在英文报纸《东京时报》上。文章见刊后，麦嘉缔愤慨其中对于史实的歪曲，立刻动笔予以反击。鉴于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翔实的准备工作，麦嘉缔很快便以《兼听则明》为题撰文，同样找了一份英文报纸《日本公报》在同年11月26日刊登，针尖对麦芒，对《日本与琉球》文中的观点逐一反驳。作者发现：麦嘉缔通过翔实的史料引证，不仅能利用日本方面使用的材料来批判对方观点，还不断例举对方在史料翻译上的春秋笔法，以揭示其扭曲历史的不当做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大量运用了西方人熟悉的国际法概念，有力地批驳了日本方面的主张，是一部熟练运用西方学术规范“对多语种材料援引得当的力作”。

《兼听则明》一经问世，国际外交界反响巨大，不仅欧美驻日公使纷纷将文章向各自国内传抄上呈，更得到清廷的高度评价。日本方面因此遭受“重创”，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应对。虽然在1880年初，日本方面又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匆忙刊文回应，但是从作者的考证可知，此文根本无力应对麦嘉缔提出的诸多质疑。更为关键的是，这篇回应文章只有日文版，没有和《日本与琉球》一样使用英文面向国际社会发表，或只为了在国内“保留一份颜面”，可谓“一败涂地”。

第三章作者通过分析1880年清日针对“琉球处分”的谈判过程，来验证之前麦嘉缔私人活动的各种努力是否具有成效。从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来看，部分内容与麦嘉缔提案给格兰特的第一方案（即“二分案”）相同。此时麦嘉缔已经卸任回国，当其得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并有了成果后大为喜悦。除了调停人格兰特给予日方的影响以外，在给他人的书信中，麦嘉缔也谈及，能有这样的结果，应与自己所发表的那篇社论有关。

当然，这样公然给自己脸上贴金不免招致非议，白瑞唐也坦言目前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日方史料，可以证明日本方面曾受《兼听则明》一文的影响而在外交谈判上有所妥协。但作者基于以下两点支持麦嘉缔的说法：一是《兼听则明》见刊后，除了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那篇社论以外，日本政府就再也未动员过任何力量去继续寻找“琉球处分”的历史依据了；二是与麦嘉缔“文笔争锋”的井上馨一直身居处理琉球问题的核心团队之中，他也非常清楚自己那些本来准备拿来向国际社会证明“琉球处分”正当性的材料已难有说服力。因此，无论是考虑到格兰特的调停，还是《兼听则明》一文在国际外交界的影响力，“二分案”都应是当时最有利于日本政府的谈判方案了。这与麦嘉缔的努力密不可分。

只是历史的进程并不一定如人所愿，即使当时亡命清朝的琉球人发出了“分割即是亡国”的高声呼喊，清廷亦坚持恢复琉球属国的条件绝不让步，清日双方的谈判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日本至此在琉球“站稳了脚跟”。麦嘉缔的设想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如果没有白瑞唐翔实的史料挖掘，像麦嘉缔这样的“小人物”或许会一直隐藏在大历史的背后，不为人所知。

纵览全文，作者在第一、第二章中实证还原了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麦嘉缔运用自己的私人人脉、资源和知识，为清朝外交利益四处奔走的全过程，第三章则基于日本政府提出的让步方案抛出假说，从侧面验证麦嘉缔的各种努力确有实效。这篇论文不仅丰富了“琉球处分”研究的内容，也如作者开篇所言那般，基于外交的多层性和复杂性立场，为探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应跨越“公”“私”二分的思想桎梏，意识到外交活动存在着多元的行为主体，他们可以是大使或公使的妻子、书记官、翻译、外国人雇员，甚至可以是仆人——承认他们的个人主体性，并探索、关注这种个人主体性在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许就能看到别样的历史真实。（王侃良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