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宋仁宗的共治时代

谢杨飞

若问中国古代有哪些“杰出”皇帝，可能大部分人的答案无非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且不论“杰出”一词标准如何，答案都指向了“建功立业之主”，而相对的“守成之主”则似乎不在考虑之列。然而，历朝历代守业往往更难，守业的明君更不易，不仅不易有“烹小鲜”的技术，也不易有“善烹小鲜”的美名。而在种种不易之中，宋仁宗可能算最善烹也最知名的君主。

宋仁宗的“知名”显然不是用前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皇帝为参照，正如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总结的那样，宋仁宗朝各位大臣的光彩甚至都超过了君王本身。单过一遍仁宗朝出现的大臣名字就不言自明：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梅尧臣、狄青、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这份名单其实还很长，读者只念上几个，“宋仁宗”三个字怕就被挤出大脑的关注区了。而这种严重的“失常”在小说故事里都毫不掩饰——仁宗皇帝分明是《狸猫换太子》中的关键，而故事着重体现的却是包拯的明察秋毫和剧情的传奇曲折，皇帝似乎只是其中“道具”而已。

皇帝做到知名度如此低可谓“失败”。果真如此吗？且看宋仁宗去世后各方面的反应：百姓方面，“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乃至四川剑州乱山间，“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邵氏闻见录》）；邻国方面，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紧执告哀的宋朝使者之手，号恸两国“四十二年（宋仁宗在位共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为宋仁宗立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若说大臣反应不足为凭，那么，一般百姓的自发行动和有敌对可能的邻国反应则很有参考价值，而且，须注意的是，上述行动和反应的背景是在通讯、广播手段远不如现代的宋朝。

这样看来，宋仁宗的名声至少在当时并不低；而另一方面，后人和历史给予他的评价也相当高，他的庙号——“仁”是儒家精神中的绝高评价，元人在所修《宋史》中明确写道：“‘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为“仁宗”的皇帝，而后世那些有意无意的“模仿者”与之相比都显蹩脚。“仁”字抓住了宋仁宗的最大特点，让人不由在“皇帝轮流转”的史籍中多看他的名字几眼，而一旦多看上几眼他的事迹，又不由更加赞同和怀念其“仁”。

那么，其“仁”由何而见呢？一是宽厚仁爱，能够克己复礼；二是倾听异见，能够从谏改过；三是不愿擅权，能够垂拱而治。

对错误批评和委屈的忍耐很能体现人的修养。宋仁宗的忍耐和大度由其为苏辙“御试谤言”辩驳可见一斑。嘉佑六年，苏辙参加制举“御试”，策问试题是让举子回答如何解决当朝民生、兵政、法治、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而苏辙回答则注重于批评仁宗好色纵欲、取用无度、贪图虚名。

实际上，仁宗并不过分好色，曾主动或接受劝谏，多次放归裁减宫女，而且苏辙在批评之前也写明自己是“闻之道路”；关于朝廷取用无度，要知道仁宗曾批评宠妃偶戴珍珠头饰，也深谙官家“冷落”故而民间“快活”的道理，甚至对自己的身后事，也明确交代要“务从俭约”，“成服三日而除”，边疆各州以兵事为重，“不用举哀”；关于贪图虚名，则可见仁见智，皇帝派官吏巡查，减负均税，不也可以看作体恤民情，注重民生吗？

由此可见，若将此事放在脾气稍大点的皇帝面前，苏辙难免落榜，甚至得罪。苏辙自己考完后也觉得自己大概率将会“被黜”，但结果是仁宗却替苏辙辩白，在考官多拟不录苏辙的情况下，仍将其以较高名次录用。

仁宗对台谏官的正确意见也大多能够接受，至少能够认真听取。名臣包拯在真实历史上并不以断案传奇，而主要以敢谏闻名。仁宗宠爱温成妃，欲给其堂叔安排美差，却屡遭台谏各官的反对，而温成也锲而不舍。一次，仁宗上朝前，温成将其送至殿门，边抚摸其背边提醒仁宗不要忘了提拔之事，结果刚降旨，就遭遇包拯的强烈反对。包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最终也不过自己擦干包拯的唾液，把温成的“抚背之功”放下了。

古往今来，皇帝为后宫外戚封官之事多不甚数，甚至为之而亡国身死，但宋仁宗不仅不能得偿所愿，还不得不忍受大臣的喋喋不休和唾液袭面。而温成妃死后，宋仁宗想为她安排皇后规格的葬礼也同样遭到了大臣的抵制。这种“君王不如愿，臣子唾其面”的景象，相比后世口称“奴才”，面对皇帝指令动不动就股栗大汗、叩头不止的场面，自然更令人敬佩和怀念。

在仁宗一朝，有不少大臣认为仁宗在相权、台谏权面前过于“无为”，难行“人主之道”，劝仁宗“乾纲独断”。对此，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可见，仁宗并非不知独断，而是不欲或不愿独断。他一方面尊重“祖宗故事”“宪度”，另一方面则尊重士大夫群体的智慧。

虽然他也不时因为私意“越线”，下“内降”，封私人，但总有宰执和台谏不时将内降封还和不受。正是仁宗的自我克制和大臣的“帮助克制”，让皇权归于牢笼，而台谏官的如炬之眼又紧盯相权，有时仿佛纯属“找茬挑刺”，各方“共治”又“共制”，当然，共制要更含蓄于其中，共治则更要广为传颂，其实二者互为根本。有人评价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其实是指仁宗克制对权力的欲望，尊重制度，所以，宋人邵伯温将“会做官家”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这样看来，仁宗朝颇有现代依法治国和君主立宪的影子。难怪吴钩也在书中不禁遐想：假如将清朝换成宋朝，“君主立宪”的转型也许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宋仁宗生前并未收获身后的盛誉，这或许是因为士大夫不约而同地知道对统治者的无情就是政治的成熟，而在他过世之后，众多士大夫对宋仁宗推崇备至（张居正在他为培养小皇帝而编写的《帝鉴图说》中就选用了不少宋仁宗的事迹），仁宗皇帝被树立为帝王标杆，明君典范，这样的伏起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像蕴含着士大夫千年以来的政治理想：天下共制，天下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