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内乱”中的政治领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公元前415年，在雅典人狂热地为西西里远征进行准备的同时，两起“渎神事件”却使民众突然陷入恐慌，它们似乎严重打击了民众对自身统治权威的信心。

恐慌的焦点很快落在当时身为远征将军的亚西比德身上，民众认为他阴谋推翻民主政治。

修昔底德指出，在“渎神事件”中，亚西比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那些怨恨亚西比德的人认为他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权威，于是试图通过排挤亚西比德而取得对民众的领导权。

无论亚西比德还是他的所谓政敌们，都以领导民众为目的，他们会运用相似的手段进行权力竞争，赢得民众的支持。

按芬利的观点来看，他们均属于“民众领袖”之列，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要素”。

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他们似乎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不但不再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且甚至将要“解构”民主政体。

其症结便是领袖之间的对立冲突，用古希腊人的词汇讲，即stasis，它既指一般性的对立冲突，亦可引申为城邦“内乱”。

一、亚西比德的回归

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内乱”包含了政治领袖权力竞争、阶层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三个层面的两极对立：其中一方是试图建立寡头政体的精英阶层及其政治领袖。

与之对立的民众则坚持民主政体，他们也拥有自己的政治领袖，即所谓“民众领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共同体的重建以及民主政治的稳定发展做好了铺垫。

公元前407年5月，已被放逐八年的亚西比德终于重返雅典。根据色诺芬的叙述，人群聚集在比雷埃弗斯，围观他进港登岸。

其中一些人称赞亚西比德是“最优秀的公民”，认为他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增进公共利益。

而他的政敌们却是为了私人利益才投身政治活动的。这一评价与人们对亚西比德的一般认识截然相反。

因为在修昔底德笔下，他似乎是一位只关注个人荣誉的极度自私的精英青年。但是，不管色诺芬所记录的上述说法就亚西比德来说是否公允。

它对于范围更广的雅典人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认知模式正在形成：民主与寡头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被搁置一旁。

取而代之的是在“公”与“私”的二元结构基础上所确立的评价标准。这一改变的出现，很可能源于亚西比德给雅典政治带来的冲击。

它深刻影响了政治领袖们的立场选择与行为动机，无论是以私人利益为考量，还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超越。

这就为雅典人在“内乱”之后重建城邦共同体的努力准备了前提条件。

虽然亚西比德为了自己回归雅典，曾经利用“内乱”的思维逻辑来说服城邦中“最有权势”和“最优秀”的人们与其合作。

从而给他们提供了实施寡头政变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客观上将一种新的政治选择摆在雅典人面前。

考虑到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的困境以及亚西比德可能争取到的波斯援助，是否愿意为了城邦的当前利益而暂时忽略意识形态的对立。

于是，接纳还是拒绝亚西比德的问题，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又被赋予了城邦共同体理念的意义。

亚西比德本人也几乎成为政治领袖们的“试金石”，他们与亚西比德的不同关系及其背后的动机。

不仅可以视为区分政治立场的标志，更是评价他们在“内乱”中如何发挥各自作用的重要依据。在反对召回亚西比德的政治领袖中，最典型的当属弗瑞尼库斯。

公元前411年1月初，身为将军的弗瑞尼库斯从萨摩斯秘密致信斯巴达海军司令阿斯提奥库斯，揭发亚西比德正在为雅典争取波斯总督提萨菲尔尼斯的支援。

以此离间亚西比德与斯巴达的关系，其目的可能是借助斯巴达人之手除掉亚西比德。但是，阿斯提奥库斯出卖了弗瑞尼库斯，将密信内容告知亚西比德和提萨菲尔尼斯。

亚西比德告知萨摩斯的雅典统帅们，弗瑞尼库斯试图破坏向波斯求援的计划。

面对如此于己不利的情况，弗瑞尼库斯再次致信阿斯提奥库斯，预计仍将被后者出卖，所以故意在信中表明他将协助斯巴达人摧毁雅典位于萨摩斯的海军基地，并给出详细计划。

同时，他警告雅典海军，斯巴达人即将前来攻击，命令士兵加固防御工事。

当亚西比德果然从阿斯提奥库斯处获知第二封信的内容，再度向雅典海军告发弗瑞尼库斯并透露斯巴达进攻的消息时，雅典人对之表示怀疑，而选择信任弗瑞尼库斯。

针对修昔底德所叙述的这一事件的经过，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弗瑞尼库斯的动机，他在第一封密信中即指出，为了解决“个人之间的敌对”，情愿做出不利于城邦的坏事。

到写第二封信时，则进一步申明，不惜以摧毁整个雅典海军为代价，来避免自己被政敌所伤害。

尽管信件内容可能出于假意，但它所依据的个人安全高于城邦利益的原则应该是颇具说服力的。

其次还要注意，雅典人之所以没有相信亚西比德的第二次告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出于对弗瑞尼库斯的个人仇恨。

可见，当涉及与亚西比德的关系时，无论是与他发生直接冲突的政治领袖。

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其他雅典人，都会从私人利益和个人仇恨的角度进行考量，并且意识到它们与城邦公共利益的对立。

于是，一种新的政治行为动机，以及对政治领袖的新的评价标准初露端倪。

安德洛克勒斯与许佩尔布鲁斯也是阻挠亚西比德回归雅典的主要人物：前者在公元前415年的“渎神事件”中对亚西比德的放逐起到关键作用。

后者曾经提议针对亚西比德和尼基阿斯启动陶片放逐制，结果却使自己遭到放逐。但是，在“四百人寡头”政权正式建立之前，安德洛克勒斯就被佩山德所组织起来的“寡头派”青年暗杀。

此后不久，许佩尔布鲁斯也在萨摩斯死于“寡头派”之手。关于二人反对亚西比德的动机，史料中没有提供充分的信息。

二、修昔底德的记载

然而，修昔底德在记载安德洛克勒斯被刺时，特别强调其“民众领袖”的身份以及与亚西比德的宿怨。

似乎暗示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个人之间的敌意两方面因素在此暗杀事件中共同发挥了作用。同样的，许佩尔布鲁斯也是死于“寡头派”与“民主派”的冲突之中。

而且，修昔底德虽然没有明说他与亚西比德的敌对，却提及当年那次陶片放逐，并着意指出，许佩尔布鲁斯的放逐是由于并不光彩的原因。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发现，一方面，这两起刺杀事件尽管不是亚西比德所指使，但也间接体现了他的强大影响力。

故而势必加深人们对其个人的恐惧，促使政治领袖们在与其发生对抗时不得不首先关注自己的安全与利益。

另一方面，被刺者的“民众领袖”身份也加剧了“民主派”与“寡头派”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上的敌对。因此不妨说，反对召回亚西比德，已然成为激化“内乱”的错误选择。

然而，与提萨菲尔尼斯谈判失败后，雅典“寡头派”的主要领袖也决定排挤亚西比德。

其原因除了他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力表现引发佩山德等人的怀疑之外，修昔底德还解释说，寡头政变的与谋者们发现，亚西比德显然不会与他们为伍，并且不适合参与寡头政体。

这说明，“寡头派”拒绝接纳亚西比德的做法中可能蕴含着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和权力竞争的双重考虑。

随着“寡头派”与亚西比德的决裂，以及反对其回归雅典的政治领袖—如佩山德、安提丰等—在“寡头派”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弗瑞尼库斯也终于加入他们的行列，为的是进一步确保对他深怀宿怨的亚西比德无法重返城邦。“四百人寡头”政权建立后未曾颁布召回流亡者的法令，其用意仍然是针对亚西比德。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寡头派”出现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塞拉美尼斯与佩山德等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便很可能与此有关。

主张召回亚西比德的政治领袖们大都希望借助其能力为城邦解除困境，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认同。

比如，塞拉美尼斯是“四百人寡头”的成员，后来又成为“三十僭主”之一，可能他从雅典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便对民主政体感到失望，主张只有强有力的领袖才能拯救雅典。

因此，当“四百人寡头”的“五千人政体”甫一建立，他就提议召回亚西比德。

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色拉叙布鲁斯同样意识到亚西比德个人能力的重要性，试图借以对抗“四百人寡头”政权。

在得到萨摩斯的雅典驻军一致同意的前提下，他向亚西比德提出邀请。此后，从公元前410年春季到公元前406年的诺丁战役。

色拉叙布鲁斯、塞拉美尼斯和亚西比德三人始终保持合作，在赫勒斯滂地区的战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回归带来的影响

曾经与亚西比德和色拉叙布鲁斯一起被萨摩斯海军基地的雅典士兵们选为将军的色拉叙鲁斯是坚定的“民主派”。

也赞成借助亚西比德的力量来恢复民主政体，但是在“四百人寡头”政权被推翻后，他便主动避免与亚西比德再有任何瓜葛。

很可能正是由于上述三人以及其他持有相同主张的政治领袖们的推动，摆脱了“四百人寡头”统治的雅典民众对塞拉美尼斯的提议表示认可。

同意召回亚西比德，并承认了萨摩斯的雅典海军所授予他的将军之职，就连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众领袖”克雷奥丰似乎也未提出异议。

公元前410年3、4月间，在亚西比德、塞拉美尼斯和色拉叙布鲁斯三人率领下，雅典军队在塞诺西马、阿比多斯和塞兹库斯接连取得胜利。

使雅典人可以从塞兹库斯、佩林图斯和塞林比拉收取贡金，并且在喀尔西顿附近建立据点，向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征收赋税。

于是，一些雅典人认为，限制公民权的经济因素已不复存在，不再需要将公民权局限于“五千人”的范围。

可以说，塞拉美尼斯和色拉叙布鲁斯等政治领袖促使亚西比德在客观上对缓解城邦的军事危机、经济困境和政治动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为此后不久的民主政体恢复做了重要的铺垫。但是，在此过程中，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矛盾和意识形态对立依然存在，并构成一定阻力。

色拉叙鲁斯与亚西比德分道扬镳，于公元前410年夏季前往爱奥尼亚地区统军，而没有和塞拉美尼斯、色拉叙布鲁斯以及亚西比德一道在赫勒斯滂指挥战争。

他直到在以弗所战败，才与三人兵合一处。此外，公元前410/前409和公元前409/前408年，亚西比德、塞拉美尼斯和色拉叙布鲁斯都没有被再次选为将军，色拉叙鲁斯却得以连任。

公元前408年，他们四人一起战胜拜占庭和喀尔西顿，经过这两场重要的胜利，雅典人终于真正接纳了亚西比德。

公元前407年夏季，重新踏上雅典土地的亚西比德和色拉叙布鲁斯被选为将军，色拉叙鲁斯则未获任命，取而代之的是科农。

奥斯特瓦尔德认为，雅典民众之所以没有同时选举三人担任将军，可能是由于考虑到他们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色拉叙鲁斯与“民众领袖”克雷奥丰当属同一阵营。

民众为了起用亚西比德，以科农替换色拉叙鲁斯，可以避免各方的不满。不久之后，亚西比德败于诺丁战役，引发雅典人的不满，他本人及其他几位将军皆遭裁撤。

亚西比德受到政敌指控，流亡色雷斯。当他在公元前405年羊河战役前夕向雅典将军提供建议时，只得到冷语回绝，这标志着他对雅典城邦事务的影响力告终。

回顾全部经过，亚西比德的回归为雅典“内乱”提供了双向动力，从最初促成寡头政变。到后来创造出重建城邦共同体的有利条件。受此冲击，雅典人在坚持民主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

也更加注重对城邦公共利益的考量。亚西比德发挥个人作用所能达到的程度，实际上是其他政治领袖和民众共同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