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6月23日17:02:10 历史 1394

“皇民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于28日对我华北展开总攻击。日本近卫内阁于8月阁议，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立即就“皇民化”发表声明，要将“皇民化”渗透至岛民（台湾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作为实现“台日一体”的转机，且准备利用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台湾全岛更接近皇国民化”。

所谓“皇民化”，就是以八纮一宇的团体精神，对台湾的土地与居民，从物与心两方面，彻底去除从前的思想信仰与物质等状态，而成为完完全全的日本帝国土地与居民。因此，成为“皇民”的本岛人，应知晓“皇国”肇国大义，体会“皇道”精神，并自动发起更改以往生活方式与旧有风俗习惯等的“皇国民同化运动”。

至于“皇民化”的具体施行项目，则包括废止报纸汉文栏、终止闽南语广播、强制推广日语、更改日式姓名、烧毁祖先牌位、奉祀神宫大麻、废毁寺庙、建造神社、遥拜皇宫、禁过旧历新年、禁演台湾戏剧（例如布袋戏与歌仔戏）、初等教育义务化、日语常用强化、习俗日本化等，范围相当广泛。但是总结一语，就是日本化思想改造运动。

日语运动

日本殖民当局认为，“日语是皇民精神的母胎”“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要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他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日语的彻底使用”。

废止报纸的汉文栏是时，日本殖民当局认为，废止在台湾发行的报纸的汉文栏，有助于日语普及，乃于1937年4月1日正式废止汉文栏。《台湾新闻》《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即自4月1日开始，废止汉文栏。《台湾新民报》（原为《台湾民报》）则从4月1日起，将原来四页的汉文栏减半，6月1日起开始全部废止汉文栏。

推行日语为常用语台湾总督府于4月1日废止报纸内的汉文栏后，又乘机通令全台官公衙职员，无论公私生活，宜常用日语，并同时指示各州厅动员各教化团体，致力于家庭部落（小区）及市街庄的日语化，以期开启彻底常用日语的新局面。于是各州厅相继制定有关表扬日语常用者、认定日语家庭、建设日语模范部落等的具体方案。例如经认定为日语常用家庭者，则加以表扬并给予享有就读日本人小学校、中学校，担任官厅及街庄役场职员等的优先权。据统计，1942年4月时，台湾有日语常用家庭计9,604户共7.8万人，占当时全台599万本岛人的1.3%。

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大力推广日语讲习所。1937年，全台日语讲习所仅共4,367所，1939年跃升至15,126所，学生亦由1937年的26.3万人增至1939年的92.4万人，增加2.5倍。战争末期，日本当局更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种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

1943年起，“皇民奉公会”进而展开常用日语强化运动，在全台各市支会及街庄分会设日语推进员，组成日语推进队，以督导各地民众彻底过上日语家庭生活。

台湾主要城市社会日趋日本化就正规小学的公学校教育而言，城市普及率远高于全台的平均水平。例如早在1930年时，满6～14岁的全台台湾人学龄儿童就学率男童为48.9%（女童仅16.6%），基隆市男童为60.8%（女童为25.2%），台北市学龄男童就学率则更高达73.7%（女童为41.8%），1945年台湾光复时，他们正是21～29岁的青年人。大城市正规小学公学校的就学率远较乡村为高，故日据末期大城市台湾年轻人的日语能力，尤其是作为政治、经济、文教中心的台北市，相对地势必远高于一般市镇与农村的台湾青年。

此外，日据末期在台湾有为数40万的日本人，其中在台北市者竟约高达30%，次为分布于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四城市者，平均约在4.8%～7.2%之间。他们分布于总督府与各城市的政府机关、商业部门、文教等领域，自然是使用日语。日本殖民当局早于1937年始即取消报纸的中文栏，中止闽南语广播，尤其在末期严峻的战争气氛下，殖民政府不但其宣传机器几乎全使用日语，且大肆强力推广日语。在此情形下，例如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城市的公共部门，自当以使用日语为主，尤其是12万日本人聚集的台北市，日语使用势必远较前述四城市广泛与深入。

征兵强化台籍男性青年日语能力 1932年，6～14岁的台湾人学龄男童计40万人（女童37万人），其中就学男童计20.3万人（女童计7.4万人），亦即男童就学率高达51%。1942年时他们才17～24岁，不久正赶上日本当局在台湾大肆征兵。当时，日本殖民当局共计征调20.7万大致此一年龄层的台籍男性青年入伍。

前述20.7万台籍青年，在军营中接受各种不同的军事训练与军国主义课程教育后，分配到各日军部队（其中除9.2万人留在台湾各军事单位外，余者分别被派往中国大陆与南洋作战），他们与日本人朝夕为伍，其日语能力自然得到强化与提高。

懂日语的台湾人急剧增加之迷思据日本人统计，日据时期懂日语的台湾人（不含在台日本人）占全台人口总数的比例，1930年时仅12.4%，然而两年后却剧增至22.7%，往后每年乃小幅稳定增长，1940年时增至51%，1944年时更跃升至71%。

懂日语的台湾人的人数短期内急剧增加，此似非合于常理。又日据末期，日本当局虽广设日语讲习所与简易日语讲习所，但那时懂日语的台湾人的比例自1942年时的58%，跃升至1944年的71%，也就是说，短短几年间，台湾人如此普遍地通晓与汉语截然不同语系的日语，实匪夷所思。

日语与汉语是截然不同之语言日文中虽广泛采用汉字，其中有些许用词与中文发音相近，然而绝大多数日语用词发音与汉语闽客方言相异，且日文文法与中文文法更是迥异。实质上，日文与中文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例如中文中称“读书”，日文则是将名词“书”置于前，而说成“本を读む”（把书来读），其动词“读む”不但发音与汉文“读”字完全相异，且其须依未来式、现在式、过去式、中止形、条件形、否定形等而有所变化，另还有自动词（不及物动词）与他动词（及物动词）用法之分，甚至形容词亦有变换，外加副词、连接词、助词等的文法问题，故日语对台湾人而言实是一种外国语言。

小学日语教育质量低落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44 年时懂日语的台湾人占台湾人人口总数的71%，乍看之下颇为惊人，但详研之则未必全然如此。兹以1941年为例，当时全台台湾人共568万人，据日本当局统计其中57%计324万台湾人懂日语，其中公学校毕业者74万人、正就读公学校者69万人、日语普及机构结业者108万人、正就读日语普及机构者73万人。

对公学校毕业的台湾人而言，1920年时6～14岁的台籍学龄儿童，其就读公学校者仅25.1%共计15.3万人（男12.6万，女2.7万），1929年时则为31.1%共计22.4万人（男17.1万，女5.3万）。1941年时27～35岁年龄层的台湾人有25.1%共15.3万人，18～26岁年龄层的台湾人有31.1%共22.4万人，幼时曾接受四至六年公学校的国民小学日语教育。当时台湾人子弟就读的公学校日语教育水平本就较日本人子女就读的小学校为差，而他们1920—1929年间就读公学校接受小学日语教育时，退学率又均在13%以上。凡此种种，均可为那时台籍小学生文化程度（包括日语能力）欠佳的佐证。日本人国府种武1937年时即认为，台湾人小学毕业时已有不少人日语能力甚低，毕业后因遗忘而致日语能力低下者为数更多；至于正就读公学校的台湾人，其中刚念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甚至是三年级学生，日语仅刚初学或尚未深入。换言之，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小学生日语能力有限。

日语短期速成效果有限 1937年时全台日语讲习所与简易日语讲习所共4,367所，1938年增至7,306所，1939年再加倍扩增达15,100余所，增加2.4倍，学生亦由1937年的26.3万人增至92.4万人，增加2.5倍。1941年时略增至16,200余所，其中日语讲习所5,300余所，简易日语讲习所10,800余所。

在短短几年间如此大肆扩充，无论是师资或场所均当系一大难题，时值日本当局正推行废毁台湾人寺庙的整理运动，故不少日语讲习所即以寺庙权充教室。再者，日据末期台湾人日语普及率自1940年的51%，跃升至1944年的71%，1943年时台湾人约613万，依此推算约增加了122万懂日语的台湾人，即使扣除那时约42万的小学毕业生，亦即短短的几年间，至少约有80万台籍成年男女，经由业余日语速成班式的日语讲习所习得日语。

由于他们多系错过幼时学习语言最佳阶段的成年人，且如简易日语讲习所者，大多属于短期社会教育机构，实际上每周上课仅两三次，不但学习每多间断，又因多利用夜间上课，属业余性质，不但缺席可能性大，还因白天工作疲劳而无精神学习，故从时人的记载与回忆中均难确定其实效。

台湾人日常生活仍用乡土语言（闽南语或客家语）如前所述，1941年时25.1%的27～35岁的台湾人、31.1%的18～26岁的台湾人幼时曾接受四至六年小学日语教育。换言之，1941年时18～35岁的台湾人中，约有72%幼时未接受小学日语教育，而余下的曾接受小学日语教育的人中，其幼年上学时退学率均在13%以上，且毕业后因遗忘而致日语能力低下者为数更多。因此1941年时，绝大多数18～35岁的台湾人，包括35岁以上台湾人，其日常用语自是使用乡土语言。

日据末期，日本人论及日语使用问题时，几无例外地交相指责台人教师、学生、官吏、职员等阳奉阴违，在学校或官厅使用日语，返家后却说乡土语言。日本人并抱怨在银行、公司、医院、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仍常听到台湾人使用乡土语言交谈，而让人觉得有如置身外国。甚至日语常用家庭成员，在公共场合之外亦未必使用日语，在家中大多仍说乡土语言，且台湾人之间对常用日语者，每每加以冷嘲热讽。

因此，日本人乃纷纷建议总督府严格立法，绝对禁止使用乡土语言。其较悲观者，则看到社会一般民众未能自动地学习及常用日语，反而在一般集会或执行公务场所仍常见乡土语言公然流行，从而对推广日语运动怀有日暮途穷之感，并极力呼吁社会领导阶层，尤其是教师必须彻底“自觉”。总之，台湾总督府强制普及日语的结果，仅是使台湾成为一“双语并用”社会，台湾人始终欠缺自发性语言统一意识，此意味日本殖民当局的语言殖民政策并未能动摇台湾人语言生活的内部。

台湾人视日语为外语

日本人西冈英夫于其1940年5月所发表的《关于最近之国语（日语）问题》一文中即表示，虽然对当时已被日本殖民的台湾人而言，日语可说是“国语”，可是因固有的闽南语仍然存在，因而将日语当作外语，致使修习与活用均十分困难，而修习者每每都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或个人利益，对日语未投注感情，即使懂日语，但未必具有日本人的心意，仍不足以成为日本人。

当时，由于台湾人将日语视为外语，因此台湾人公学校教师对日语教学，并未产生自发性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并未强有力地灌输学生日本国家及日本国民意识，亦即并没有真正成为日本人的态度。

思想信仰改造

强迫采用日本姓名日本当局认为如果让本岛人一直使用中国式姓名，则无法切断其对祖先之思念与对过去的眷恋。因此，姓名变更运动可说是“皇民化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皇民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天皇纪元2600年的黄道吉日，日本政府就宣布这一天为本岛人与朝鲜人更改姓名的实施日。

日本殖民当局实际推动更改姓名时，可说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但我国汉族习俗非常崇敬祖先，俗谚中即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语。当时，不乏本岛精英如林献堂、林茂生（台湾人中第一位博士）、陈逸松（东京帝大，司法科高等辩护律师及格，台北市会议员）等坚决拒改姓名。至于有些更改姓名者，也是采取变通办法。例如海山郡吕氏举行恳亲会，决定将吕姓改为“宫本”，因宫字下部即为吕字。黄姓改为“广田”或“横山”、江姓改为“江元”。或以祖先堂号充作姓氏，例如陈姓改为“颖川”、黄姓改为“江夏”。但前述种种欺瞒方式很快为日本人发现，乃强制规定官式姓氏，例如徐姓改为“大山”、陈姓改为“新岛”等。

1943年11月底，本岛人更改姓名者仅共126,211人，占当时台湾613万本岛人人口的2.0%。

强迫改信日本宗教 1936年7月，台湾总督府召开“民风作兴协议会”，主题为“振作国民精神与彻底同化”，会中做出“改革固有寺庙宗教并改善传统戏剧讲古”与“打破并改善婚姻祭祀葬仪及其他日常生活之弊端”等决议。

1936年底，日本当局即大肆强制本岛人各户于家庭中奉祀神宫大麻（日本国家神道中心伊势神宫主神天照大神的神符）。1937年神宫大麻的奉祀数急速增至56.9万尊。1941年更增至73.9万尊，奉祀神宫大麻的户数占该年全台107.5万住户（含本岛人与日本人）的68.7%。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也展开强制改写或烧毁本岛人祖先牌位，及撤除或烧毁其神佛塑像的系列运动。当时民间信仰的神佛像与挂轴等，也需撤除或烧毁。日本殖民政府不久并推动更严厉的“正厅改善运动”，就是令本岛人在神案正面安置神棚，以奉祀大麻，左侧祖先牌位则改为日本式牌位。1941年12月底，全台奉祀神龛的本岛人约73.8万户，占当时全台95.9万户本岛人的77%。可见日本当局对改造台湾人的信仰思想，是雷厉风行的。

寺庙整废此外，由于台湾寺庙所供奉的神，基本上都是中国神，故日本人认为寺庙使人所信仰者是中国神，如欲在台湾进行思想改造，此事势必处理。当时（1936年），台湾的寺庙多达3,403座，这绝非当时极力推行“皇民化”的日本殖民当局所能容忍的。当局因此进行大规模的废毁寺庙运动，以使本岛人从宗教信仰上彻底地“皇民化”。寺庙经过整废后，1942年全台寺庙总数降至2,327座，较1936年减少31.6%。期间计有361所寺庙被捣毁，819所寺庙移供日本佛教之用或改作日语讲习所等其他用途。

寺庙整废对本岛汉族而言，可说是信仰的抹灭。物极必反，即使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本岛人依然奋力抗拒，例如1939年初，中坜街仁海宫信徒发出反对寺庙整废的声音，并迫使中坜当局召开中坜街寺庙废止恳谈会，为日本当局的寺庙整废政策辩护。及后，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了解到，寺庙整废对本岛人的民心造成了重大影响，如果强制执行，将造成本岛人强烈反抗，故原则上决定停止寺庙整废。

神社建造相对于整废台湾寺庙，日本人在台湾更是大兴土木建造日本神社。1934年时台湾仅有神社26座，数量上非常少（且多是建在日本人聚集地）。然而1935—1940年间，日本人却密集地共新建神社34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全台共有神社68座。

日本人在台湾所建神社中，最具代表性者即为结合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的“建功神社”与“护国神社”，两社都是靖国神社系统之一员，主要是祭祀战死的日军将校军士。建功神社完工于1928年，位于台北市南门町植物园内。1935年后，总督府更通令各州知事及厅长，规定于建功神社例祭当日，各地方均须举行遥拜式，以贯彻“义勇奉公”精神。台湾护国神社（即今台北市大直的忠烈祠）完工于1942年5月，奉祀靖国神社中与台湾有关的“护国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