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辛亥革命,黎元洪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其“床下都督”的传闻,更是被人传得神乎其神,百余年来,莫衷一是,信者说其有,不信者道其无。
黎元洪((1864—1928))
黎元洪被逼当都督
其实,早在武昌首义前,鉴于协统(旅长)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威望与地位,革命党人就曾私下里酝酿推举黎为起义的领头人。因为黎元洪秉性忠厚,平素关爱士兵,颇得军心,职务虽在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之下,而声誉则远远超过了他。特别是在清政府举行的两次全国性的新军大演习中,黎元洪表现优异,获得了朝廷嘉奖,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将领。
武昌首义(1911年10月10日)当晚,驻守在武胜门外的第二十一营营长张正基,用电话向协统黎元洪报告了工程第八营哗变的消息。黎的住处正在中和门正街,起义军攻打的楚望台军械库,距他家“相距不过半里,枪声清晰可闻”。他极度恐慌,连忙赶往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坐镇。正当他刚刚进入营部的时候,一个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来传信,叫第三营的士兵快响应起义。极度惊恐与愤怒的黎元洪当即亲手处决了周荣棠。在四周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手上有了革命党血债的他愈发慌乱了。身边的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及护兵们遂强拉他撤离第三营营部,一路疾行到了黄土坡的刘文吉家。绝望中,他向刘文吉交待后事:部下兵变,朝廷必拿我是问;革命党成功,我亦生死未卜。我若不幸,家眷儿女烦君照料。
武昌首义纪念章
第二天上午,见城里没了动静,黎元洪遂派身边的伙夫前往自己家中取些衣服过来。伙夫着便衣拿着一只皮箱从黎府出来,恰逢一队巡逻的革命士兵,当场把他当小偷抓了起来。伙夫无可奈何,供出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起义总指挥吴兆麟立即下令把黎请来。
于是,大兵们包围了刘参谋家,并不顾护兵的阻拦强行闯入。此时,护兵知大势已去,便不再做声。黎元洪先在厢房里听动静,听见有人进来,急忙闪到床里边帐子后面。革命士兵搜至卧室时,在床帐后面,找到了一身便服的黎元洪。
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黎元洪的第一句话是问:“你们想干什么?”
大兵答:“奉起义总指挥吴兆麟命令,请协统到楚望台!”
至此,黎元洪知道了,工程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已经成了革命士兵的头儿。
他应付道:“畏三(吴兆麟的字)是我的学生,富有军事学识,有他,足可以支持一切。”
一位士兵发怒了,冲他吼道:“因为你德高望重,总指挥才请你出来号召部属归来,壮大革命队伍。今日之事,从则生,不从则死!一语而决,望协统立即同行!”
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起身,被革命士兵押解着出门。刘参谋与士兵不敢上前,只有他的执事官王安澜坚持跟随着。
黎元洪被士兵押到了楚望台。想不到,吴兆麟安排士兵们在军号声中以举枪礼迎接了他!
坐定后,黎元洪责怪吴队官:万不该与革命党同革命,这是要诛戮全家的事。
一位革命士兵立即拔刀逼近,大喝他是汉奸,要讨还昨晚被他杀死的同志的血债。吴兆麟及时喝止了愤怒的士兵。
在吴的劝说下,黎元洪很不情愿地骑马来到阅马场红楼。此时,已是10月11日下午1时40分。
在红楼,他意外地见到了除起义士兵代表之外的若干鄂省名流。原来,他们已经与革命士兵站到了一起。见他到来,人们竟鼓起掌来!
随后开会。吴兆麟率先提议:公举黎协统为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均系湖北人,资望颇高,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黎元洪连忙推辞说:“休要害我!请另举贤能”。
在场者有人苦口相劝,有人严词威胁,但黎就像一尊泥菩萨一样,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最后,在场的一个革命党人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将布告贴了出去。
湖北方言,黎、泥同音,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革命党人就戏称他为“泥菩萨”了。
被关在红楼两天后,经过慎重考虑,黎元洪终于想通了,毅然决然剪掉了脑后的那根“猪尾巴”,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湖北军政府都督。
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床下都督”传闻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武昌首义成功后,黎元洪与袁世凯狼狈为奸,将首义元勋张振武诱骗到北京,于1912年8月16日凌晨,将张杀害。这是黎元洪做过的一生有愧于心的坏事。案发后,举国上下口诛笔伐“袁民贼”、“黎屠夫”。
当时,《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为抨击黎元洪,发表社论指斥其于起义之时,躲避于床下,是被革命士兵拖出床来的“床下都督”。随后,他又与马野马分别写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讽刺小说,在《震旦民报》上连载,“床下都督”之说于是不胫而走,路人皆知。
后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称黎元洪为革命党从寓所床下搜出。
位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一角的黎元洪墓
其实,这些都属于传闻,并无可靠证据证明。十几年前,经学者多方考证,包括走访当时亲历者,证明“从床下搜出”并非实情。
【参考资料】
1. 李洁《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
2. 裴高才《“床下都督”的百年之冤》
3. 黎重光《回忆父亲黎元洪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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