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王秀英(1938.1.12-2016.8.19)
阿娘祖籍秦安岳阳坡小名叫穗穗
唐士军
“他六爸哎,赶紧回家――他六阿姨给你又生了个男娃!”
说完河州太爷的同治清末,再说整整一百年后的阿娘。据传,这是1964年古历的七月初一(阳历8月初)晌午时分。定西县符家川白岭子。正是麦黄七月,家家户户的男女社员,都在农业社 “龙口夺粮”参加集体劳动,就是抢在午后马衔山(衔字有个偏旁“口”,定西老家读han,意指噙在嘴里)发雨(老家民间把雷暴雨叫发雨,冰雹叫下冷子、被雨打了)到来前,争先恐后赶趟拔麦子,口粮不能让雨打了。就在这时候,田头远处传来有人一声高喊,落在大片大片的麦田,溅起笑声无数,远远近近的人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尕娃就是生命最初的我,记忆中父母亲从小非常疼爱孩子,给我起的乳名叫“中连”,陇右陇中的中、合纵连横的连。
豌子开花虎张口,
颗颗儿像个绣球。
胡麻花开花蓝打伞,
俊不过河州的牡丹。
百年唐家、家族传奇,计划要一点点写出来,我父陇上英烈中红英烈唐生禄生前不同寻常从军史已有一两千篇图文与视频音频呈现;河州太爷爷“唐大旗”少小离家逃难、后入伍随左宗棠西征完毕解甲归田的故事很多读者也看到了;接下来,四个爷爷、七个父辈两个阿姑的故事,都要一一延展写出来;但今天我突然决定,本篇先写我的烈属(皋兰县委报文军功英模唐生禄遗孀)阿娘王秀英(1938.12.22-2017.7.17)及其他,其中滋味、无限感怀,阿娘病故安葬完,我就想写篇怀念文章,结果各种原因一拖再拖,屈指一算耽误了差不多5年之久,现在必须优先尽快写出,献给即将到来的2023年的清明节。
母亲王秀英(1938.1.12-2016.8.19)
据我阿娘生前口述,以及尕姨娘及舅舅家表兄表妹所述,外爷家祖籍甘肃秦安县岳阳坡,估计离莲花城不是太远。据传因为战乱的原因,母亲的娘家祖上多人习武练拳,均能打得一手好拳,其中母亲的爷爷一辈亲堂弟兄七人,人人会使拳脚,遇到恶人突发剪径,一把扁担一抡,恶人就像推到的麦拣子一样乱滚;据称我三外太爷的小洪拳更是厉害,拳脚一展没人能靠到近前,故而远近闻名,历经清末民初内乱军阀混战而后生。
尕马儿骑着枪背上,
西口外打一场胜仗;
苦命人世上一层呢,
一个人活不着世上。
在秦安岳阳坡,母亲的爷爷和奶奶(我的外太爷与外太奶,真名与生辰八字待考)先后育得三子两女,其中我外爷王天禄(1896.11.22-1974.5.17)排行老二。三个外爷陆续长大,正逢民国初年,远近战乱频仍,秦安岳阳坡民不聊生,弟兄三个拖家带口,一路耍拳、卖艺西行逃命,最后逃难到了和白岭子只有一梁之隔的符家川黄家坪草坡上,于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外爷王天禄(1896.11.22-1974.5.17)仅存生活老照片
外爷王天禄在黄家坪草坡上长大成人,娶了我外奶――李家坪一带周家湾闺秀周玉莲(约1908-1971.11.3),外爷外奶先后育得四女一男,我阿娘排行老三,乳名叫穗穗。大姨娘乳名八月,长大出嫁到内关营什字王家为妻,育有多个子女,大姨娘因病早故;二姨取名穗拿,后来嫁给红土庄马家,终身未育,晚景凄凉。连生二女,外爷重男轻女有些着急,遂请迷信高人又掐又算“锁子”“待娃”,不料第三胎又是生女,外爷一气之下就说“找个烂衣服包住捣进炕眼洞洞算了”。
正是民国年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生了女娃就是个包袱。跑土匪的路上,外爷心急火燎,就干脆把三女儿穗穗扔掉了,只准备养两个大女儿。可怜的穗穗还不到几岁,孤独无助地哭着。逃难路上,外奶听到穗穗死命哭泣的声音,心如刀绞。于是她暗示二女儿回去,把小姑娘带回来。这样,在外奶的悉心呵护下,三个姐妹一起长大成人。尽管家境贫寒、环境恶劣、风雨飘摇,却没有阻挡住三个姐妹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脚步。在困苦中相互扶持,在艰辛中共同前行。最终,在坚韧与勇气的支撑下, 她们都努力追求想要并且珍视的人生,并且用自己真诚而淳朴的情感,将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感人肺腑、温馨而又令人敬佩和感动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相互扶持,就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外奶周玉莲(1912.*.*-1971.10.3)仅存生活老照片
母亲身后两年,外奶终于生得一男即我的舅舅,外爷见掐算“锁子”“待娃”有果喜出望外,遂给舅舅取名待娃,读书后取大名王宗明。舅舅王宗明(1941.2.16-1994.3.13)幼年聪慧、读书用功,后来供职县乡宣传部门,多有新闻报道见刊于《甘肃日报》等,让少小外甥士军羡慕不已,直到后来我大学毕业从教职、做记者、当作家,始终以舅舅的文才为荣、以舅舅为榜样,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做人为文。尕姨娘1944年出生,排名老小、取名四女,后来玉女长成嫁给了李家坪不远处大圈里的张家,尕姨父张礼富有经营头脑,长期在甘肃、新疆间做生意,立稳脚跟后举家迁移新疆阜康定居,他们的多个儿女均在疆长得美丽如向日葵、高大如红柳白杨……
天上星宿星对星,
沙河木口的水星;
杨宗宝留下穆桂英,
半路里留下的扯心。
阿娘王秀英少小聪颖,很小就被外爷给符川高阳某家几升粮食换做了童养媳,因性直倔强数月后被婆家人重殴,满头满身是血,她就带着累累伤痕爬着回到黄家坪草坡上外爷家,尕姨娘回忆说有一天家门被推开,一看是血人三姐爬进门来,尕姨娘哭了,我阿娘也哭了,赶紧给她换衣服、洗血污,外爷外奶再也不忍心让她回去。
熬到解放初,外爷做了贫协主席,农民扫盲识字班里我阿娘学的最好,不仅记忆力强、而且还能创作山歌小调参演获好评,民间美誉为这秀英、那秀英,好几个秀英顶不上人家一个王秀英。母亲平生漫的花儿很多,在她生命最后时光我抢救整理出几十首,本文配发几首以飨广大读者。
母亲王秀英(1938.1.12-2016.8.19)
我父母相识相遇,外爷外奶也很喜欢我父,据说外爷火炉喝茶的木材余裕不断,原因是我父极其聪慧、甚为殷勤,隔三岔五劈好柴火装满背篼,从白岭子到黄家坪草坡上,盘着羊肠山路一趟趟背着给丈人、丈母送过去……就这样,父母亲组建了家庭、走到了一起。
在我的身前,母亲生了两个哥哥,大哥叫荣荣(意指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老家发音yunyun,长大后起学名唐士鹏),二哥叫中领(借指父亲熟悉的旧时军官军衔,长大后起学名唐士敬),军旅出身的父亲非常喜欢几个尕娃。母亲性直倔强,父亲军旅出身更加刚直,说一不二,几句话不投就要打人,母亲受了不少罪;据说有次父亲无名发火,顺手抡起挑水扁担打下来,母亲的头上留下一个大大的伤口,而一身伤病的父亲也气喘吁吁挣得够呛……
听到田头那边传来喜讯,在麦黄七月与社员们在一起力所能及参加劳动的他,哈哈哈爽朗地笑语道:“好啊好,又是一个好小子。 我这就回去!”父亲拎起汗衫,赶忙回应后直奔附近一个阳坡山崖边,刨了一大堆细面面土,包入土布汗衫带回家(当年枯焦农村乡下卫生条件极差,孕妇生娃自顾自,最多就靠有经验的村妇接生,根本没有医院专业妇产科照顾;月婆带月娃,也是自生自灭靠天命大,一把屎一把尿辛苦拉扯,尕娃娃一点点长大,全靠这种细面面土保持皮肤干燥与清洁卫生)。
上到高山下平川,
平川里落透雨了;
我手里抓起忙活了,
心里却猛记起你了。
我父唐生禄从19岁开始,参加民国卅二年即1943年初爆发的甘南农民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失败后,秘密转入陇右地下武装革命活动,辞别了家中老父母、长期脱离农业生产,把头颅别在裤腰带上斗顽敌,被捕入狱打入死牢,各种严刑逼供、折磨拒不认罪,1949年6月被定西监狱移交进步力量国民党119军蒋云台部“充军”,可谓九死一生重获自由;数月后随部整建制起义,父亲成为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基层指战员,奉命参加天兰铁路抢修。
因朝鲜战事吃紧,随部奉命赴鲁辽一带集结集训改编志愿军特种兵,1950年10月首批出国参战,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屡立战功、至少两次负重伤,下火线被护送回国先后在辽宁瓦房店拥军医院与大西南重庆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等长期治疗休养,戎马倥偬十多年,直到1956年不明不白(至今没发现退出现役任何证据)从西南川渝部队回到甘肃原籍,与榆中定西先后管辖符家川白岭子爷爷奶奶重逢团聚、安享天伦苦中作乐,年方32岁的父亲因战伤病无法干重体力农活,被安排做小学教员,但很快在榆中县“肃反”“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定性右倾主义”。
旧社会爷爷奶奶就为我父被抓捕担惊受怕,如今新社会儿子战场上一身伤病回来,还是被整、受冲击,这到底为什么?两个老人百思不得其解又无计可施,尤其我爷爷那两年实在是愁肠不已,一病不起,后于1958年初,在无限牵挂中去世。
因战伤病回原籍、34岁仍未成家的我父,不明不白回原籍,跟奶奶一起生活的白岭子所在符家川公社,这一年经甘肃省委批准划归定西管辖,随即我父随奶奶一起,由原来榆中人变成了定西人;大跃进浮夸风吹了数月后,地、县、公社、大队“一盘棋”,老党员赵云福回忆说,他和多人被抽调到皋兰参加大炼钢铁,我父也被要求参加,期间动辄病倒,被嗜权弄权极左干部诬陷说他装病。
皋兰“大炼钢铁”来去40天,浮夸风、大跃进,更早的“肃反”、“反右”等极左运动,明明劳民伤财不得人心,可是谁也不敢说,而我父南征北战见多识广,偏要大胆“放炮”当刺头,结果被“定性右倾主义”成了“敌我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阿娘王秀英经人介绍,与我父相识相遇,外爷外奶却又喜欢,终于1959年组建了家庭,我父时年35岁、母亲20岁刚过,两个人相差15岁---到1964年我出生时,父母亲已生育了我的大哥与二哥两个孩子。
母亲王秀英(1938.1.12-2016.8.19)
城墙上跑马泼土罡,
大校场点兵者呢;
十股子眼泪九股淌,
一股子连心着呢。
“他六爸回来啦!”父亲笑着回家的时候,隔壁中院接生经验丰富的三舅母,已经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她的任务,笑着看了看我父。“回来了回来了……你看这把荣荣他三舅母麻烦的。”父亲笑着对接生的三舅母说。
清水芙蓉、莲花盛开,很多年后看望三舅母,她讲的传奇故事,已将神话中的莲花和哪咤轻巧分离——谁都知道,哪吒是中国古神话中最奇绝的部分之一:据说,哪吒是由太乙真人用三千年修炼之精华凝聚而成,在《封神演义》等中,他被描述为一个拥有多种超能力和法宝的英雄角色。
相传,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东海龙王因为妻子怀孕难产而向南海龙王借来了一颗灵珠。然而不久后,哪吒出生并发现这颗灵珠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眼睛。愤怒之下,他将灵珠摔碎,并杀死了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以报复。为了惩罚哪吒,东海龙王派遣四位天兵天将前来捉拿。但是哪吒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法术和武器与天兵天将进行搏斗,并最终战胜了所有对手。此后,在西岐国(即今日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水患时,黄帝命令姜子牙、太公望等众多神仙前往降服洪水;哪吒也前来协助,并使用自己的法宝“混天绫”将海水抽干,使得西岐国免于灾难。然而,在这之后,东海龙王又向太上老君请求帮助,要求惩罚哪吒。最终,太上老君将哪吒的身体分成三部分,并投入不同的火炉中进行重铸;经过九年苦修后,哪吒重新获得新生,并成为一种更加强大和神秘的存在。
阿娘怀胎十月,我在娘胎里的最后时刻“翻江倒海”,让阿娘肚子疼得死去活来。这时候就是三舅母在身边陪护,开玩笑骗她减轻孕育疼痛。瓜熟蒂落、果熟坠地,看我阿娘生娃有多难,三舅母就讲哪吒的传奇神话。终于看到一个黑不溜秋的男娃顺利降生,会讲哪吒的三舅母更是高兴地了不得,她用预先准备好的婴儿衣服轻巧包裹好放置于土炕一头――阿娘侧脸一看,这娃看起来真的奇丑无比,一点也不像三舅母的神话中那哪吒漂亮可爱。俗话说“人生人、吓死人”,阿娘生育我把她疼得死去活来,三舅母就帮我娘一遍遍擦干满头满脸的热汗……
“不用担心,生几个娃娃,要有一个成器,我们的问题就能搞清楚。”哪怕最艰难的时候,父亲总是这样劝慰母亲。可是,神话中一个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子哪咤立世,靠的是他那所向披靡的火尖枪、风火轮;而三舅母赞誉我娘生了个“哪咤”三子出生,士军我清瘦文弱、手无缚鸡之力,在那个蒙昧野蛮、混乱无序的时代,根本没有能力丝毫改变他们贫病交加、苦难深重的命运。
麦子拔下拔胡麻,
手疼者拔不下了。
千思万想丢不下,
拿上狠心者走吧。
等父亲从收麦地里回到家的时候,我娘生养我的一切,在三舅母手里都收拾顺当;父亲用汗衫裹着带来的阳山崖下细面面土,被日头晒得火辣发烫,保洁干燥皮肤等正好用上派场——不仅我在婴幼儿时期,就是我们一帮帮孩子,大家一块儿慢慢长大,每天晚上睡死在土炕上拉屎拉尿,阳山崖下的细面面土,一直是母亲帮助我们净身保洁的最重要的“卫生用品”。
可是,军人父亲蒙冤回原籍,被剥夺英模政治荣誉与军休干部治疗休养待遇,到上世纪60-70年代完全失去生活来源,一家人几乎没有强劳动力,一帮娃娃差不多八九个“软食口”,缺吃少穿完全陷入绝境……当年的那个时代,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很艰难的。而对于这位军烈父亲和他的家人来说,却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后,这位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勇军人,被剥夺了应有的荣誉和待遇。他所担任过的教员职务,也因政治迫害而褫夺,整个家庭陷入了绝对贫困之中,庄稼连年歉收,就连很难吃的麻洋芋蛋蛋也被挑来拣去最后吃完,口粮朝不保夕、常常面临断炊。
大麻雀飞在河那面,
小麻雀飞在田这边;
我种的糜谷你全吃完,
一场家我种了个枉然。
在这种极端困境下,尽管存在生死存亡,我的阿娘仍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她领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们,从白岭子走到李家坪,再爬火车前往兰州,去乞讨要饭,要上城里好心人给的馍馍,带回白岭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我跟阿娘到兰州要饭是几岁时候,已经完全记不得。但是我记得,阿娘领我到城里的食堂与饭店要馍馍,好心人们多有施舍;有个叔叔尤其善良,他听我阿娘苦诉,很体恤我们娘儿的可怜,不仅买了馒头、饭菜给我们充饥,而且把好几斤全国粮票都给了,我娘感动不已,就说你也要留些粮票让家里人过活,他说没事没事,现在你们最需要救助……很多年后,我工作需要调到省城、落户兰州,在极其熟悉的大街小巷行走,常常忍不住比对当年随阿娘要饭进过的食堂、遇到过的慈悲善人!
河湾石头翻三番,
水小者翻了两番;
我来了浪它三天,
活忙者浪了两天。
“有次要馍馍回来,背得兜兜蛋蛋重了点,路上走着走着眼看天黑了,你哭着说实在走不动了,我看到家还有很多路啊,我生气了打了你一顿,你还记得不?”多少年后母亲回忆过去的苦难,问及的这段经历我毫无印象。但我清楚地记得,到李家坪等火车开来,最初那隆隆隆声的震撼,以及火车头上那明亮的探照灯极具穿越的力量;更记得,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并尽可能快地到达目的地,母子们甚至不得不在黑暗中穿梭于火车皮之间。每次行动,都像是一场赌博——如果错过了最佳时机,或者稍有闪失,火车启动就会面临生死存亡。
所幸我们母子活下来了,不幸的是父亲,他在承受了巨大伤病痛后撒手人寰,人在中年,55岁英年早逝……“你把我哄哈了,我一身的白肉,就为你耗干了……”年仅40岁的阿娘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巨创,孤儿寡母们再次陷入绝望,她动不动就在门前头给先人烧纸的地方痛哭且一跪不起。
一年后,我二哥士敬辍学到新疆谋生,谁知煤矿出事,生命定格在19岁,阿娘精神上再次遭受严重打击,心灵几近崩溃。有一个大年初一,阿娘一个人跑到父亲的坟上嚎啕大哭半天,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九泉下的父亲再也管不到我们孤儿寡母的死活。
三星上来时黑下了,
亮明星上来时亮了;
我想起他时哭下了,
记起他说下的话了。
身心疲惫的母亲,遇到人生与家务诸种问题,进退维谷。数年后,阿娘经人介绍,远走高飞逃难到了皋兰什川,与当地一个勤劳能干、老实巴交的果农兴江,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并力所能及帮助留在白岭子的一帮孩子。这一年我上了高二,听到消息五味杂陈,心情复杂,无以言表。过年的时候,继父与阿娘回来白岭子看望孩子们,大家一起过了年,阿娘与继父即将启程返回什川,我不知道为何再也控制不住,就放声大哭了一场,好像失去了父亲、又要失去阿娘一样。
“老三你不要哭了,事情已这么定了,你这么哭着,我怎么走起嘛。人这一辈子,就是分割了一段又一段,慢慢地时间长了,你心里就好受了……”
阿娘走前就这样留了宽心话,后来我考到省城读大学,当时去什川的车很少、路也非常颠簸、尤其绕来绕去极其遥远,但我联系到什川的校友带路,一有机会就去看阿娘;大学毕业,我分配到靖远矿务局教育系统任教,次年与继父长女永莲结为连理,后来生了一儿一女起名巍峨,成为两个老人的满心欢喜与无尽的牵念。后来,我创业发展有了一点点积蓄,请五弟士旺(比我小4岁,2017年一场大病卧床5年,去年端午节撒手人寰)与大哥士鹏及乡里乡亲帮忙,给老娘与继父修缮旧屋、新盖了一院房子,希望两个老人的晚年生活不要太苦。
王秀英(1938.1.12-2016.8.19)
上到高山往下看,
山根里有一朵牡丹;
花儿好看手难折,
折不到手里是枉然!
可是在2014年、2016年,继父与我娘因病相继去世,作为父母亲的后人,我们遭遇了人生很大的变故。母亲生前有次聊天,说着说着想起1983年左右带着我最小的妹妹彩霞,背井离乡从白岭子到人生地不熟的什川落户,那时候交通尤其不便,她们娘俩在介绍人引领下,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忍饥挨饿尤其口渴,行走在枯焦干旱的山沟里,旅途劳累中遇到沟底有些积水,也就顾不上干净与否,躬身下来双手掬起一饮而尽,如是再三,以便能够有力气坚持走出苦难、来到天下第一古梨园什川。
比我小6岁的大妹小英,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可惜自小失学,阿娘带着尕妹妹走了,她留在白岭子给家里几个老哥做饭,我记得她做的馍馍真是好吃;长大成人出嫁育得一双儿女,年仅40岁,一场大病急匆匆走了,至今回想令人心碎。后来,比我小两岁的四弟士成,也追随阿娘到什川,多年后成家育儿、学得一手钉鞋手艺,修补人生一晃数十年……
这就是与我的英烈遗孀阿娘一生中有关的最重要的经历与记忆,即使身处如此恶劣、残酷和危险环境中, 她始终保持着内心深处那份坚定与勇气;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振作起来,并竭尽全力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与精神安抚。
百年跨越、多个家族、生死阿娘,虽然我们都经历了许多苦难与痛苦, 但最终成功度过艰难岁月、迎来新的时代。有读者看了感叹道:你母亲与家人的这段故事,向世间展示出一家普通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非凡品质,以及超越常规思考方式所产生出来神奇力量;你母亲与孩子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愿意付出努力、保持信念并相信未来总会更好, 就算身处逆境也可以创造奇迹。
再说前不久纪实拙作《我的河州太爷大号叫“唐大旗”》,随着多媒体编发推送,引起各界读者广泛关注,其中所述清末同治之乱,有读者长叹曰:“真的有那么惨吗?”很早以前,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甘肃靖远一带,就流传着一首儿歌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伤痛: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再查《中国人口史》,其中记载同治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总人口为1945.9万;到光绪六年(1880年)仅存495.5万人,人口减少1455.5万,损失比例为70%以上。有史记述,其中在华亭县,“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
咸丰十一年,华亭县人口统计约为17.1万,争战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就是说基本上被杀完。同样,在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人口92.8万,争战中死亡82.2万,人口损失88.6%。镇原县志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在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军“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隆德县,“同治四年(1865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
而固原县,更是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签发于同治二年的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甘肃新通志》卷47载,“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同治五年(1866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载,“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作家张承志曾经在其“心灵史”中表示,不知道靖远县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间是否发生过惨剧,但他认为一定有过相当的可信度:乱世从来释放残忍,人对人是残酷的,这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