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作为一名间谍被发觉，秦国统治者虽然做了恰当的处置，但仍引起了一场反对外来之士的轩然大波。
秦国宗室、大臣纷纷到秦王嬴政那儿进言：“诸侯国来的人，大都为其主子进行游说，充当奸细。请大王将他们统统赶走。”秦王在为郑国之事震惊之余，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住在咸阳的游士纷纷打点行装，人心惶惶，准备离开秦国。
被驱逐的人中，有一个叫李斯的人。……但是，他不甘于受命运的摆布，他要抗争，于是精心炮制了一篇能打动秦王嬴政的文章。这就是文笔甚佳，流传后世的《谏逐客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王列举了游士对秦国所做的贡献，并晓之以利害，显示了他对时局及游士这一阶层的地位有十分深刻的认识。秦王嬴政被打动了，他下令收回成命。秦王能从谏如流，的确是关系秦国能否完成统一大业的英明之举。秦国得以在各国汇聚来的人材的支持下，继续其吞并诸侯的统一战争。秦王嬴政所以能听李斯的进谏，除了他的气度，李斯文章的力量外，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秦王的记忆中，这个极富才华的人曾向他提出一个很有创见的间谍战略。
李斯的谍报战略主要有如下内容：
1．趁秦国实力大大强于诸侯国，加紧行动，使之无法再度形成“合纵”之势。否则“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这是李斯提出的军事、间谍战略的共同目标。
2．间谍战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各国用事之臣，干扰敌方战略决策。
3．主要手段是派间谍持金银财宝秘密进入诸侯国，对各国权臣、名士进行收买、分化瓦解。对不听从收买的以“利剑刺之”。对敌方君臣进行离间，使之内部混乱，上下离心，以利于达成秦国之战略目标。
4．“使良将随其后”，间谍活动与武力进攻相结合，军事活动借助间谍活动创造的条件，对诸侯国给以最后一击。
关于这个间谍战略的提出与制订还另有一种记载。魏国人尉缭到了秦国，对秦王嬴政建议：愿大王不吝惜财物，贿赂各国掌权之臣，扰乱其决策。这样不过需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尉缭是战国时有名的军事家，有此见识不足为奇。但从时间上看李斯进言是在郑国被发觉之前，尉缭则是在秦王收回逐客令之后才到秦国的。从内容上看，二者大致相同，但李斯的建议更为完整，尉缭的建议更具体一些。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这一战略是为适应秦统一中国战争之需要而产生的。这一战略被秦始皇采纳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由于李斯、尉缭等人极力促成才确定下来的。李斯在秦居总揽全局之位，尉缭亦居国尉之重地，两人对这一战略进行了积极的推动。
从事战略间谍活动的间谍和间谍活动的战略，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把间谍活动战略作为长远国策来加以制订、推行，秦统一中国的谍报战略尤为值得重视。这一战略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间谍活动的特点：间谍的主要构成是游士；主要活动方式是游士对各国君主以游说方式干扰其战略决策；主要打击对象是敌方君臣；离间其君臣关系，干掉敌国忠心耿耿的才智之士。间谍战在战国后期主要表现为秦国在一条秘密战线上与“山东六国”的角逐，当然这不排除“山东六国”间相互勾心斗角。
为了完成一个长远的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战略，必然要随之有一个与之配合的间谍战略。间谍战中，为了长远目标，也必须有计划，有完整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去开展活动。应急式的，穷于应付的间谍工作方式，从战略角度看是不允许的，也是效果不佳的。只有具备一个与之配合的间谍战略，才能提高其他方面战略执行、制订中的预见性，及时地排除障碍。从间谍工作的战略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具备明确战略指向的间谍工作才是一种艺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系统功能角度来看，各种间谍活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相互配合。否则；只能是零乱的，低效的。从战役、战术角度看，间谍战的活动方式在低层次上某种意义上又可能带有“临时应付”的色彩。但是也应以间谍活动的战略为背景展开，并与间谍战略及其他方面的战略相配合。
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的适时配合，是间谍战发挥威力的外部因素。只有这些外部因素与间谍活动有机的，自觉的配合起来，间谍在敌内部做的工作才能扩大战果，转化为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外部因素的有力、适时的配合也将为间谍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间谍战略自然地融入了“大战略”，成为“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为了制订、推行“大战略”，各国政府纷纷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类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协调机构，而情报工作首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人物。这既表明了谍报工作在“大战略”中的地位，也表明谍报工作的战略制订与推行，已与“大战略”密不可分，并必须做为其中一部分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现实。间谍战略已是国策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制订与推行，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进行决策与协调。
摘自赵英《尔虞我诈——中国古代四千年谍海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