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商后第一大事：西周金文改写认知，难怪中国叫“中国”

在牧野之战中，武王取得大胜，随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至此武王完成军事上的灭商大业，但这只是取代商朝的第一步，还有重要的君权神授环节。

等到第二天时，周人“除道，脩社及商纣宫”，随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太史尹佚发表祭祀言辞，大致是殷商昏暴百姓、背弃皇天上帝，其后武王再拜稽首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至此，武王完成灭商第二步，就是祭天，禀告天帝商朝灭亡、周革商命，并由此“受天明命”，就是得到天帝认可如今“天命转移到周国”。

以今天眼光看，祭天宣告革旧迎新，似乎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祭天至关重要，否则如何说自己得到天命认可？没有天命认可，政权合法性就成为问题，野心家就可以打着“天命”旗号造反作乱，甚至还因“天命”而获得众多支持，后世的梁山好汉打的旗号就是“替天行道”！

问题在于：如此重要的祭天，按理应该选择吉日，且在更接近天帝的山顶、或周人宗庙一带隆重举办，但按照史记行文，灭商之后的第二天，武王就在商朝社庙南边举办祭天，如此难道不显得潦草、不够隆重庄重吗？

清朝道光年间，在今天陕西宝鸡市眉县礼村，考古发现一件西周之初青铜器，因为器主叫“天亡”，故而被史学家命名为“天亡簋”，上面铭文破解了这一谜团，在史记又一记载被推翻之余，也可以看到中国为何被称为“中国”。

武王奔赴嵩山祭天

武王伐商所在时间，西周利簋印证史书记载，即“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就是在甲子日。但西周利簋后面还有一句，即“辛未，王在阑师”，就是第八日时到达“阑”地，其中“阑”在何处，如今还有不少争议，但问题是武王准备去哪儿？天亡簋给出了回答。

天亡簋记载：“乙亥，王有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这段铭文详解如下：

首先“乙亥”，就是“甲子”后的第十二天，利簋中“辛未”后的第四天。其实，利簋中的“阑”地，学者普遍认为在洛阳偃师或郑州一带，那么由此来看，武王可能特意选择第十二日祭天，因为左传记载“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其次“大礼”，就是祭天之礼，天下没有比祭天更大的礼了。

第三“三方”，就是东南北三方诸侯，加上武王代表的西方，就变成了四方诸侯。

第四“天室”，就是祭天地点，如今河南嵩山还有“太室山”，为嵩山之东峰，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1.73m米。逸周书中有“定天保，依天室”，后来在洛阳建造成周，因此“天室”是嵩山或嵩山中某座山峰。如果“辛未”日到达洛阳郑州一带，那么又过四天才到天室祭天，显然说明在“第十二天”祭天不是偶然。

因此，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动身前往嵩山祭天，一路风尘仆仆，最终第十二天时在嵩山的“天室”举办祭天大典。

然后，武王向天帝陈述完成灭商之事，其中有“丕克讫衣王祀”。这里的“衣”，是指大邑商所在的“衣地”，武王用“衣地”来代指商政权。西周初期，周人称商朝为“商”，甲骨文中也是自称为“商”，周康王晚年后才出现以“殷”代“商”。

需要注意的是，祭天之语必须诚信不欺，否则会因失真而引起误会，从而影响天命归属，这对武王来说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里的“衣”可能是武王强调“衣地的商政权”，让表述更准确一些。

综上可见，周武王灭商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前往嵩山隆重祭天，宣告天命转移，使新王朝获得政治与宗教上的合法性，而不是在商朝社庙南边举办祭天。即便武王在商朝社庙南边举办什么祭祀仪式，也不能是祭天这种大典。

难怪中国会叫中国

上文谈到武王灭商后第一件大事是祭天，但问题是，武王为何到嵩山祭天，嵩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其实很简单，嵩山是当时“地中”所在。欲要简要理解“地中”，先看三段文献记载。

首先，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就是夏至正午立杆测影，影子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嵩山一带夏至日影就是一尺五寸。

其次，比周礼更早的周髀算经记载“夏至日影一尺六寸”为地中。根据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等实测，周髀算经记载的地中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第三，周礼记载：“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当“国家”出现后，“地中”与“国家”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概念。

可见，地中并非固定不变，这是强权定义的。但商朝时期，或周人看来，当时的地中在嵩山一带（殷墟之前商朝都城在郑州一带，其实也是位于地中），天帝居于地中之上。想要接近天帝，尽可能让天帝听到武王革商建周的声音，无疑是选择嵩山的最高峰祭天。

反过来说，武王直奔嵩山“天室”祭天，其实也说明此地最接近天帝居所，天帝居所下面对应的就是“地中”，而在地中建国，自然就是中国。

因为地中在嵩山一带，洛阳与之毗邻，所以武王在洛邑营造“成周”以“宅兹中国”，乃至准备定都洛邑。周成王时的何尊，讲述周成王迁都成周、以及回顾武王克商，其中指出“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所谓“庭告于天”，因为“庭”训为中，所以就是于天地之中祭天，印证了天亡簋中的记载。后面的“宅兹中或”更为珍贵，因为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所以何尊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总之，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军事胜利只是其中一步，还需要祭天宣告获得天命认可，这样才算真正的灭商成功。

或许，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时代进步，军事效果超过祭祀，地中也是可有可无，于是春秋战国时史官忽略了武王祭天、以及地中，导致这段历史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也误导了司马迁，于是史记中才没有重点记载武王祭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