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往事(366)：突击跑官行不通了，大佬也失掉一次收礼的机会

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158）

宋璟性格刚正，好处是杜绝歪风邪气，缺点是容易得罪人，而且得罪的尽是些脑子活络、善走捷径的人。比如当时有种现象：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朝集使前面介绍过，主要是各地长官副长官，都督、刺史、长史之类。这些人年底到中央开会，带着钱四处活动，等到会开完，路子也跑差不多了，一个个就地升官。

宋璟干过两任都督七任刺史，对这个陋习一清二楚，上台后，决心好好整治，出台一个新规定：所有来开会的朝集使，一律冻结干部调整，从哪儿来通通回哪儿去。这下子，不但突击跑官行不通了，那些朝廷大佬们，也失掉一次集中收礼的机会。

善于钻营的人，包括前面讲皇上跟前的红人，他们数量不多，能量不小，约束好这帮人，对官场风气大有好处。所以史书讲宋璟‘持正’，基本思路一是政务公开，二是杜绝侥幸，这是对人治社会弊端，一剂很好的良方。

《资治通鉴》评宋璟：‘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嘉贞后为相，阅堂案，见其危言切议，未尝不失声叹息。’

接替宋璟的宰相叫张嘉贞，翻看宰相办公厅（政事堂）档案，一边看一边感叹：宋璟这家伙，提意见真是猛啊！

开元元年（713年）至八年，姚崇、宋璟相继执政，两人各干四年，回到最前面的问题：他们这八年，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大概有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比较明显，是个历史共识，叫拨乱反正。

《旧唐书》：‘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新唐书》：‘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唐朝从武则天革命后，到中宗、睿宗，经历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既有李氏、武氏、韦氏缠斗，又有王朝的‘中年之困’——国家成立日久，弊端丛生，不及时拨乱反正，就可能由盛转衰，提前走下坡路。

玄宗励精图治，配以姚崇善解难局、宋璟刚强持重，君臣合力，把唐朝这艘大船，从危机重重的险滩引回正确航道。

第二点不一样，不太明显。

拨乱反正是办事层面，或者叫实际工作层面，而姚宋最大的功劳，是在一个抽象层面，或者叫务虚层面：他们努力创造了一种环境，把皇帝维持在近乎完美的状态。

王朝的核心是皇帝，皇帝也是人，而且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放谁到那个位置，都容易放纵自己。史称姚宋为相，‘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表面看是礼节区别，其实反映了一种心理、一种状态：领导是把自己放低，还是把自己摆高；是克制自己，还是放飞自我。

姚宋的去位，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那就是李隆基从比较完美的状态，到不那么完美的状态。

办事情难，办领导不舒服的事情难上加难，我想，这才是姚宋最高明之处，也是他们能够成为一代贤相的奥秘所在。

安史之乱后，李隆基曾经跟人评价宰相，讲到宋璟时来了句：‘彼卖直以取名耳。’说宋璟假正经、博眼球。这说明什么？说明李隆基整天被逼着做明君，心里早就不耐烦了。

这一点，从宋璟的罢免也可以看出端倪。

姚崇罢相因为儿子和部下收受贿赂，宋璟罢相因为两件事：

一是执法过严。当时有部分违纪官员，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整天吵着要申诉，宋璟很烦，指示有关部门，把这些人统统看起来（有点象现在双规），并且交代：老实接受处分的，释放；坚持上诉的，给他们一直关着，当时关了三百多人。

他这个做法，是可以打击一些‘刺头’，但确实又不太合乎规定。

第二个事情是整治假币。

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唐朝也用铜钱，但低劣伪造的铜钱屡禁不止，基本上说，官方打击伪钱的努力都不成功。这里面情况很复杂，说起来专家可以写厚厚一本书，其中要害在两点，就是吕思勉先生说的：‘增铸及画一。’

唐开元通宝

一是钱太少，有铜的原因，也有铸造的原因；二是假钱泛滥，有真钱不够用的原因，也有管理方面的原因。总之，整个唐代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得了。

但宋璟不知道哇，他想解决这个问题，思路很简单：严格执法，销毁劣钱。

事实证明，经济问题单纯用行政手段，很难解决。宋璟和手下雷厉风行，换个说法也可以叫简单粗暴：规定期限，挨家挨户收缴恶钱。结果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大家把钱藏起来，搞得物价飞涨，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这两个事一出，宋璟负领导责任，被免去宰相职务，‘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提一级到人大养老去了。

这两个事都不是原则问题，属于工作中的偏差，可大可小，李隆基把他换掉，一来是种工作方法：宰相不能搞太久，要定期轮换；二来也想换换气氛，毕竟皇帝当了快十年，姚宋这两个老干部，不但面子上尊重，办事情还老受约束，也该让自己轻松点了！

本篇修订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分钟神思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