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兵力，以五十万专门对着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一开始，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根据地四外修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它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其总的目的用北路军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是党内情况不是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居统治的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性变化，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而采取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达瑞金。
中央和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得以进一步贯彻。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他们对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指导方针。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博古、李德等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这个方针是这么来的：九月二十八日，敌人占领黎川。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却命令红军北上就敌，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这时，我们的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吴奇伟的第六师十八旅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们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阵地，冲垮敌人以后，又紧接着追击，把敌人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坐的小汽车都缴到了。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仗是打得不错的。这本来是出敌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多少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这样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主张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命令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失败了也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还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
为此，还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军委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批评我们。这时，一军团已奉命于十月初由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附近，箝制敌人东进，以保障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面作战。以后中央军委想恢复黎川，我们又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但是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我们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十一月中旬，我一、九军团又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之间，我们打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先是吴奇伟发现我军突进到封锁线以北，就企图用五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个方面合围歼击我军。我军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三个师展开激战。我们用九军团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一、二两师从两面包抄，但当我二师先锋第五团抵达党口附近山岭时，发现敌人已先我占领大雄关东南木鱼嵊附近的险要制高点。
在我们攻击这个制高点时，受到敌人的飞机猛烈轰炸和地面交叉火力的射击。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骨干，由党培养起来作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次英勇牺牲了。四团团长肖桃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此外，我一、二两师师长都负伤，最后，我们撤退，敌人也撤退了。
这次战斗前，我正在发疟疾，没有突过封锁线。部队由封锁线外回来时，我要程子华同志率十四师掩护部队撤回。以后，我们经过天演山、神岗、党口，到达汤坊。在天演山，看到敌人飞机顺着山谷低飞扫射，从上面看去，象一溜汽车似的。在汤坊，我们指挥了大雄关战斗。
从大雄向西南转移时，在军峰山附近，要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堡垒地带，我们遭到毛炳文部队的射击，搞得军团部都很危险。那一天，刚越过敌人的碉堡线，敌人就冲到军团部跟前来了，不仅军团部受到直接威胁，殿后的二师也有被敌人切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的危险。我看到敌人上来了，真是急了。我说：“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有的炊事员说：“毛炳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怕他，上！”我们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往后传：“四团赶紧上来！”直到四团上来，才化险为夷！十一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转变根据地反“围剿”形势的关键。当时党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同十九路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奇怪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道从政治上把握这一关键，而根本不了解，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福建事变，才能帮助我们粉碎五次“围剿”。
据我当时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派吴明（即陈公培）为代表先到根据地谈判。吴明原也是参加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并且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是李济深派他来的。人们都说，我们和他谈判的人把他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当时有上述这样一种说法也不奇怪。因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笼罩之下，在我们的人中间，有时还不是一般人，确是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
当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鸿到瑞金谈判时，中央考虑到为了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倒是和他们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十二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的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它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以后，又把红军主力拆开，把三军团放在福建，把一军团放在中央根据地北线，说是“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根据地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面对着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尝失的消耗战。敌人又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哪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
当时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师长为李聚奎同志，政委为谭政同志。二师则负责向永丰、江口警戒。此外还有警卫师和独立十三团参加，统一归我和林彪指挥。一师由东北面向南进攻敌人的碉堡群。有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当时也到了阵地上。只见阵地上硝烟弥漫。三团共有九个连队，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在丁毛山地区，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军务工作也很繁忙，可是军团却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到了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我们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年饭也没有吃成。
由于我们对福建事变坐失良机，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以后，转过头来又重新开始对我中央根据地进攻。即由中央军从东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区作向心推进，粤军则从南面防堵。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他们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我们一军团则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被东调到了建宁以北地区。这时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任务，企图依托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他们甚至将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战法，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一军团这时期打了凤翔峰、三岬嶂、干昌桥等战斗。凤翔峰消灭敌樊嵩甫七十九师一个营，三岬嶂是我箝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人的典型战斗，受到军团表扬。
三岬嶂，在黎川西南。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一军团和友邻部队在保卫建宁的过程中，在这一带同敌人几个师展开了三天激战。敌人派出九十四师全力猛扑我军团侧翼的制高点三岬嶂。负责守三岬嶂的是我一师红一团。红一团团长为杨得志，政委为符竹庭。在主阵地上踞守的为一团二营，营长为陈正湘。这个营打垮了敌人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声震动得整个山谷轰鸣，我二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岿然未动，最后一团协同我突击部队将敌人进攻的一师部队全线击溃，保障了我军团侧翼的安全。为了表扬这次战斗，我写了一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的社论，发表在第三十一期《红星报》上。
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被动局面。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二月十四日，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经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陈述了一军团当时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纵横有数十里，防线太宽，兵力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之后，工事往往反被敌人利用。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有局限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我们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找种种理由，根本不承认自己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三月中旬，一、三军团在南丰的三溪、三坑作战时，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三军团向驻马寨进攻，碰了一个大钉子，伤亡两千多人。我们是从西南面向南丰进攻，因为地形不利，部队还没有展开，就接到彭德怀同志要我们支援的电报。当时一、三军团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我们顾不得这些，就紧急率领司令部摸黑向三军团靠拢，部队随后开进，前往驰援。赶到离三军团原先的阵地约十里地时，已经是黑夜，看到阵地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判断敌人已经占领了三军团原先的阵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没有误入敌人群中。果然，不久就看到三军团的电台和部队三三两两地撤下来了，我们就在那里收容掩护他们后撤。三月二十五日在泰宁以北的新桥之战，也由于敌人钻进了五军团以前修的碉堡工事，我们啃不动，没有打好。
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下达的。命令中强调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单纯的阵地战。李德一度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为他撑腰，但仍然固守他们消极防御的那一套。他们调集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同敌人决战，从四月十日到四月二十八日，打了十八天，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
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多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最典型的是六月五日一、三军团在宁都西面打的古龙岗战斗，我们本来是想集中主力，伏击薛岳纵队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敌人离开其碉堡线才五里地，我们的部队就出击了，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碉堡据点。结果是本来可以取得大胜利的战斗，仅仅以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而告结束。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少。
七月，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命令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使红军在一系列防御中继续受到损失。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又打了不少消耗战。只有九月初的温坊战斗打得比较好。温坊现名文坊，在长汀东南。这次战斗，包括九月一日和九月三日连续打的两次战斗，是违背“短促突击”的原则，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打的。我军参加战斗的主要是一军团，独立二十四师，九军团也参加了战斗，统一都归一军团指挥。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底，我军即已侦知敌李延年集结了第三、第九、第八十三、第三十六等四个师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线，有向汀州前进模样。这时我独立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已率领该师在敌人前进方向之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一面吸引敌人，一面等待着一军团到来。
三十一日，一军团急行军赶到该地，第二天一时许，敌人李玉堂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为由其构筑的封锁线出动，至正午时分，已进抵十多里以外的温坊。他们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我二师占领之制高点松毛岭阵地派出侦察警戒。其实我军团指挥位置也设在松毛岭上。敌人并未发觉。这时，我们已命令二十四师派出两个营先隐蔽地迂回到洋坊尾、马古头之间截断敌人后路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确是消灭敌人的极好机会。我们早就认为，敌人的进攻，并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进二三里，而是看情况决定的。我主力迫近他们跟前，他们的确是每次只前进二三里，构筑碉堡。但当敌人发现我主力远离时，他们也是跃进或急进较远的，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打运动战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急令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该师主力负责攻击温坊东北敌人的右侧翼，我们率一军团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我们把九军团放在曹坊，箝制在那一带活动的团匪，防止敌人增援。这次作战是夜间战斗，部队动作静肃、秘密、沉着。从一日下午九时战至二日拂晓以前，敌人大部分已被消灭，只有少数残敌尚固守杨背附近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于是我五团、六团配合独立二十四师消灭固守杨背的敌人，四团负责消灭温坊村内的敌人。因为既是夜战又是近战，我消耗伤亡都不大。如四团消灭温坊村内两营敌人的战斗，由于敌人架设的电话线事先都被我侦察员剪断，更增加了我们将敌人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一营是攻击温坊的主力营。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消耗子弹四百发，轻重机枪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自己只负伤三人。战斗结束，仅一军团即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敌第八旅两个团被消灭了。
三日早晨，敌第三师和第九师由朋口集结三个团又向我进犯，其先头部队为第九师的一个团，八时许由洋坊尾向温坊前进。我们决心消灭这个先头团。命令一师负责截断其先头团的归路，由二师从八前亭，二十四师从马古头两个方向向敌突击。二师四团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个山头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营连续冲锋占领敌人六个阵地，成为坚决英勇的连续冲锋的模范。其他部队也都很英勇。二团团长李苗保头一天因堵截敌人退路不力被撤职，第二天追击敌人时，奋勇当先，英勇牺牲了。
整个温坊战斗，共歼敌四千多人。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两千四百多人。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敌人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何况第五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象四次反“围剿”一样，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经常将一、三军团分开，各堵一面作战。以致使前面提到三军团打的洵口，团村战斗，和这次一军团打的温坊战斗，都不能发展为更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我的心情是很苦闷的。在一军团，林彪执行“短促突击”特别积极。上边四月份提出“保卫广昌”，五月份又提出“保卫建宁”，七月中旬提出“保卫长汀”，九月底提出“保卫兴国”。我们军团今天在这里突一突，明天又在那里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认为这样打在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而已。这些话，我只有和左权同志讲，林彪那时忽然在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正受到重视，我是不放心对林彪讲这些话的。
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到了十月，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他们总不愿意让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机动作战，而提出“以碉堡对碉堡”，死守根据地每块“国土”，“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致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以碉堡对碉堡。实行“短促突击”，光在内线顶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又不接受毛泽东同志将红军突入到闽浙赣外线去调动敌人回援的建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铸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中国革命仍然是会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