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望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必须明白，文化面貌的改变与守成都是文明史之必然，不能持非此即彼的僵化立场。需要以科学理性态度弄清楚的是，哪些文化改变是有利于自己前进发展的，则必须接受；哪些文化守成是妨碍自己的现代化前景的，会使自己落后于世界的，则无论多么顽固也必须改变。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要构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些论断揭示出，人类不同地区的文明相互有异，但又处在交流融合中，最终将构建出共同拥有的“最大同心圆”。为了更深入地领悟这些论断的精神，本文以文明圈扩展中的文化面貌改变问题为切入口进行探讨。
文明种类由多而少，由小而大
文明发生于人类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类特性逐渐形成，随着人类的能力提升，族群内部逐渐产生出人们共同的创造物，比如说，特定的语言系统、栽种的植物、驯服的家畜、人本身的生产（两性关系）的定型及家庭的出现、处理人生阶段（婚姻、生死）的习俗等等。族群内的共同性，存在于一定空间中，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中，都可以把这群人的存在看成一个圈状结构，即“文明圈”。
以色列新锐学者赫拉利指出了文明圈的递减趋势，“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当时即将进入欧洲探险时代，地球上仍然有许多像是塔斯马尼亚这样独立的‘小世界’，但将近九成的人类都已经紧密相连，活在由亚洲和非洲组成的‘亚非世界’里。当时，绝大部分的欧亚非（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已经有了紧密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连接”。
文明圈的减少反映出一个大趋势：文明种类是由多而少、由小而大的。在远古，人的远行能力不足，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戈登就说：“在过去数千年间，很少有人能到出生地48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数字是根据《福音书》中出现的地名算出来的，这差不多是耶稣基督离家最远的距离，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特殊）。”因此，不同面貌的文明圈一定呈分散、多样而且互不沟通的状态，各个圈状结构的文明规模小而且数量多。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远行能力逐渐提升，孤立的小型文明才有可能走向较远的地方，遭遇别的文明，发生文明间的接触。进一步发展就是文明圈之间（而不是少数个别人）的接触。由于双方的差异，会发生文明的冲突，结局或者是一方被另一方消灭，或者是合并，这样就使得文明圈的个体数逐渐减少，而有“生存能力”的文明圈在规模上逐渐扩大。
文明圈扩大反映出文明的生存机制
“生存能力”这个概念反映了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事实，是符合规律的，如此才能理解文明圈的增减机制。文明圈的扩展首先一定会遭遇自我保守机制，因为，一个小型文明圈的存在，是以圈内的人们长期拥有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信仰为前提的，任何出生在这个圈内的个人，总是被圈内的共同性所塑造，于是形成了共同性的世代沿袭。这种沿袭使得文明圈成为习惯性存在，产生保守性。在没有受到异样文明信息刺激之前，文明圈一般不会自发产生改变的愿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文明圈的接触不可避免地发生。由于文明圈的保守性，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接触，如果是少数个人（如张骞入西域文明圈、马可·波罗入中华文明圈）进入某个他种文明圈，自然难以发生冲突；但如果是成规模的人群之间的接触，如秦汉以来匈奴人进入汉人地域，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进入西亚和东欧地域，欧洲人进入美洲土著地域，往往会采取对抗的形式，一种原始而野蛮的生存竞争的方式。既然可以理解为生存竞争，那么，按照规律，不同文明圈的接触后果一般是先进性超过落后性，形式上的后果就是具有合理性的大文明圈把比自己落后的小文明圈并入，即合并与融合。马克思就说过，“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
对印度来说，问题不只是英国人不受印度文明影响，还要面对印度文化面貌的改变——趋向英国或者整个欧洲文明的改变，布罗代尔就指出，印度后来形成的中产阶级“在服饰和行为方面是以英国中产阶级为榜样的”，印度的现代生活代表的是在几乎所有方面与宗教传统决裂。当然，马克思已经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当时的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而获得了更为强大的文明生存能力。（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