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走出广西农村，我走出国门，每一代人的突破改变了家庭的未来

2022年07月05日01:32:30 热门 2000

口述/小凤凰（化名）

撰稿/Lyra

13年前，22岁的我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准备飞往澳大利亚。

当时北半球是夏天，相当炎热。我的很多朋友都来机场送行，他们一个个的都围在我身边，说着祝我顺利、早日回归等等告别的话。飞机抵达墨尔本，一出机舱门，迎接我的是墨尔本晴朗的冬季。那是凌晨时分，天空是墨蓝色的，空气极为清新和冰冷，一股打开了冰箱门一般的冷气朝我袭来。

我至今记得那一刻涌到心头的感觉：就这样了吗？就这样，我从北半球来到南半球，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出国。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生就此改变。

广州出发，同学们来机场送行。中间红衣女子是我。

那一刻我没有想到，一个在中国西南地区的18线小县城出生的孩子，真的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生活。

1岁多，在老家广西金城江幼儿园的合照，第一排左四唯一抱着小娃娃的小女孩是我。

走出去就意味着一切。

1977年恢复高考，我爸是恢复之后第一届高考生。第一年他雄心壮志，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结果落榜了，据说就那么几分之差，我爸与北大失之交臂。第二年，我爸继续考大学。他弃文从理，转投理科。那一年，我爸考取了广西的一所科技大学，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因为上了大学，学了理科，毕业之后，我爸顺利成章进了工厂，走上工程师的岗位。

这可以说是我爸以一己之力，用知识改变命运，实现了家族的第一次飞跃。虽然说不上从此飞黄腾达，但在那个年代，这份大学学位证带我父亲走出了新的人生可能性。

那时候广西太穷，大家都想着出去，去广东。在爸妈眼里，这就是一代广西人的记忆，太普遍了。

80年代，我父母带着还是个小宝宝的我游览长江。

1988年，我爸得到一个“去广东”的机会。因为他的学历背景、工作经验都不错，有几家广东的单位都愿意接收他。但这时候却出现了点棘手的问题——老东家不肯放人。档案调不了，我爸就走不了。当时要工作调动，首先原单位得愿意放手，才能把档案移交到新的单位。

我那时才3岁，只记得妈妈背着我，不断地去找我爸单位的领导求情，希望领导能放手，让我们一家去广东生活。看到我妈妈这么辛苦，才两岁的我，就对妈妈说：“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厂长！”

最后，我爸如愿带着我们一家搬到广东工作、生活。离开广西，来到广东佛山，是改变我们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

八九十年代，正值广东经济腾飞的时刻，改革开放首先从这里起步。我记得小时候总有各式各样的大人来家里，爸妈的亲戚、朋友、同学、校友……等等，常常很热闹。

6岁时，我们一家在广州的公园里游玩。

在广东没几年，有人告诉我爸，有机会可以去澳大利亚。当时，我爸几乎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准备好钱、办理好手续，但就在临出发的时候，爸爸忽然犹豫了。

在家里，我们很少聊这些家庭往事，只是偶尔听父辈们聊天谈起过。我猜，那时候我爸心底也许掠过了一丝害怕或彷徨，也许是因为三十出头的年纪，有老婆和女儿，不想太动荡，也许是考虑到了陌生的国家陌生的语言，难以快速适应，也许……总之，他推掉了去澳洲的机会。

90年代，在海南游玩，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度假，以前都是坐火车或者大巴。

我爸和我当然都不会想到，他的女儿未来会在澳洲学习、工作，甚至结了婚、生了孩子。

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尽自己所能，给我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我爸妈也从不干涉我的任何决定，他们总认为你走得越远说明你越有本事，什么事都让我自己去试自己去闯。

他们从来没有想女儿要留在边养老，把女儿拴住。甚至规划养老，他们都是奔着自力更生的念头。他们从小教育我：你认为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对自己最好的方式，那就用那个方式生活吧！别的不用管。

我父母的理念影响我至今。

初中时在学校里。画面好朦胧当时好懵懂。

我上初中时，《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本书特别火。我也看了，当时特别想去美国，想出国的种子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

2003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从广东去了北京。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觉得是时候离开了，要出去闯一闯。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出国。这件事是改变我人生轨迹最大的一个决定。大学三年级那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原来都想着出国去，也都在准备中。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学托福、学雅思，一起聊一聊要去哪个国家。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在外游玩。

澳大利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移民，是当年热门留学目的地。实际上我也没想好要不要移民。如果去英国，或者其他移民机会很低的国家，读完书毕了业几乎都得回国，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去澳大利亚，那么“留下来”也有可能。

在悉尼的某一个海边，我和先生拍了结婚照。

我们都在墨尔本读书，他比我早半年毕业。我先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要去悉尼。于是，我们从墨尔本搬家到了悉尼，我开始疯狂寻找悉尼的工作机会。

在澳大利亚找工作是非常焦虑的。首先，身份是一个难题。我的“临时居民”身份，让我几乎与所有大公司无缘。而一旦我没有在一年半时限内找到稳定的工作，不要说成为永居困难，连能不能留在澳洲都难说。另外，身边非常多金融界人士，受到耳濡目染，我一心想进银行，而现实是几乎没有银行会想要我，他们的招聘要求都写得非常明确，应聘人的身份必须是永居。

在澳洲的第一份工作，入职培训时和同事们的合影，右三是我。

面试顺利，但又碰上了个不太巧的事。我申请的这个职位，分行经理刚刚辞职离任，接下来两周后才可能有新经理上任。HR告诉我电话面试通过了，但得先等一等，等新的领导上任再面试一轮。

工作好不容易有点戏了，我当然要抓住不放。在等待的两周里，我度日如年，隔两天拨过去就问问HR。到后来HR可能都被我催害怕了。平时电话总是秒接，后来看到我的电话都不敢接了。

熬过这两周，终于新经理上任。结果不错，面试很顺利，领导当场就和我握手，给我发口头聘书，还把我的职位提高一档。

公司窗外，可以望见悉尼歌剧院。

那家公司属于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集团，世界500强企业。我印象很深，当时新入职二十几个人在新人培训时闲聊，我才发现，其他所有人都是经介绍进去的，只有我是靠投简历进去的。

入职后，我又跟HR谈起：“你当时怎么会想要我？我没有永居，通常简历关就过不了，被刷走了。HR跟我说，“你真是我见过最执着的人！当时我感觉你绝对是个销售的好苗子。学历经验也OK，英文也很不错。当然是很合适的候选人。”

虽然我不是金融相关专业，但我的优势是我做过非常多的兼职。在墨尔本读硕那会儿，我一个假期兼职打了三份工，比较累，但非常锻炼，绝大多数都是需要与人沟通的工作。在北京读本科时，我也出去实习，做电视台记者、中学的英语老师，都得不断动嘴皮子。再加上我有在中国、马来西亚、澳洲，横跨亚太地区的学习、工作、生活经验，即使没有“销售”岗位的经验，可能也已经能说明我的能力了。

公司当时刚刚在澳大利亚崛起，开始扩张，广招人才，也很有野心。我得以用我的实力、口才证明了自己，而对公司来说，也许也是跟岗位适配的能力更重要，实力比一纸“永居”珍贵得多。

在我眼里，澳洲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哪怕是一个平凡人，你也能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好。而我习惯了游历不同的地方，每隔几年就想有改变。

2016年，因为先生的工作调动，我们一家三口搬到美国生活，一待就是两三年。

2017年，从我们纽约的住处向外望去，高楼林立。

当时我们住在曼哈顿，是纽约乃至世界最繁华的金融中心。刚刚到纽约的时候，我满眼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抬眼往上望，和电影一模一样，低头往地下一看，地面好脏，乞丐好多。

美国的文化输出很厉害，大家都看美国制作的电影、音乐等等，看美国政治，所以对美国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依旧是纽约，到了晚上，灯火通明。

纽约繁华、拥挤，贫富差距特别大；澳大利亚舒适、闲散，十分宜居。我和我先生都从中国到澳洲、澳洲到美国，我们发现这些地方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美和特点，没有哪个好那个坏，就是特点很不一样。

我本人是特别喜欢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认识不同的人。每个国家，每个地方之间细小的差异，都会让我觉得非常兴奋。

2018年，我，儿子和先生在加拿大旅行。

后来综合考虑了一下就业，资产配置，孩子读书等情况，我们又回到了澳大利亚。但也没打算就此停下脚步。

前两天，我跟先生还在讨论接下来要去哪个国家生活。他想去英国，我呢，想去日本或者韩国。先生做金融市场，去过纽约自然就想去伦敦，几大金融中心都想挨个儿领略一下。

我好奇每个地区的不同，想要看到文化差异，想要去学习别人好的地方。比如日韩都是亚洲国家，和中国有近似的文化渊源，但整体又很不一样。

2020年1月，我和先生带着儿子在新西兰游玩。儿子7岁，目前为止他已经去过超过20个国家和城市了。

我们家的改变，每一步都离不开上一代人的积累和突破。

我比我爸幸运。他们努力、奋斗，给我提供好的教育，支持我留学，给我做出改变的勇气和基础，因此我也显得好像更有冒险精神一点。我走出了国门，让儿子从小有更广阔的视野。

也许想象自己要换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似乎是很难的，一切无从下手。但我现在发现，换个国家，举家搬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一点点去找目标去准备，还是不难操作的。我和先生每次畅想、计划未来，都落到非常非常细节的问题：签证那么弄？工作怎么找？这边的房产怎么处理？孩子的学校怎么申请？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把能想到的困难都标注下来，一个个攻克，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